“分肥”本是一个政治术语，现在用它来形容中国的出版市场，取其字面含义。出版社、书商、盗版、界外资本……都把目光盯在了利润丰厚的出版市场上。
至今为止，出版业仍是国家盈利颇丰的少数几个行业之一。有人说出版业盈利仅次于烟草，是个盈利大户。
一般而言，书价的构成是这样的：纸张成本及印刷费约占２５％，稿酬约占１０％，发行费用占５％，余下的就是利润了。以一本书２０元为例，利润已超过了１０元，这部分钱，一部分为经销者即书店所有，剩下的就全归出版社了。
到１９９７年，全国出版社达到５０４家，是１９７８年的４倍左右。这个数字现在还在不断增长，估计目前全国的出版社已突破了５６０家。可以说，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冲着利润来的。以１９９７年为例，全国出版社资产总额７００亿元，利润总额３７亿元，利润率连续三年保持２５％的涨幅，在全国３３个行业中位居第三，１９９９年共实现利润５１.５亿元。
另一个方面，这种盈利又是极不均衡的，据新闻出版署公布的数据，１９９９年，有超过４０％的出版社处于亏损状态。
之所以又说出版业具有高风险，这是由出版业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应该说图书是一种市场性和时令性都很强的商品，这一点和人们的传统意识存在较大的差距，即便是明白了这一点，真正操作起来也存在一定的难度。现在的新华书店已经很少采用订书的做法，取而代之的是由出版社主发的形式。所谓由出版社主发的意思就是，出版社认为一本书能销售多少就给新华书店发多少，卖完了，新华书店再向你要，要是卖不完的话，只能是如数退还。这样，每出一本书，出版社都得承担巨大的市场风险，做好了，一本书就能大赚一笔；要是做不好，就意味着图书的大量积压，资金流动势必受阻。而出版社的管理成本又很高，因此很容易导致瘫痪。
新闻出版署的统计数据显示，１９９７年我国出版社积压库存图书为３１.６９亿册，总码洋１７３亿元；１９９８年积压图书为３４.１８亿册，总码洋为２０６.８８亿元；到了１９９９年，库存总数已超出了３７亿册，总码洋也超过了２３５亿元。
根据上面的统计数字，如果测算一下资金负债率，有些出版社早该关门了；可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听说国内有哪家出版社破产的事情，这就奇怪了。其实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现象，全是教材和教辅在“搞鬼”。
在各省出版社的业务当中，国家控制和发行的教材和教辅始终占据着庞大的比重，各省市图书经营额的８０％以上来自教材和教辅，在利润构成当中，教材和教辅平均也要占到６０％，高的省份甚至达到８５％以上。由于这种利润来自垄断，因此毫无疑问，这种做法对中国出版业在市场中的成长壮大是极其不利的。
终于有一天，我们开始提倡要进行素质教育，废除过去那种僵死的应试教育的模式，因此教材和教辅的数量也跟着锐减。至于这种改革本身到底有多大意义，出版社是不会考虑的，此时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利润没了。
另外，经济的发展势必要求教材和教辅市场化。一味地保护只能是违背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不利于出版市场的成熟。教材和教辅的市场化虽然会触及部分出版社的利益，甚至是灾难性的毁灭，但是对整个出版市场而言，则是完成了从部门利益向整体利益，从市场分割向统一市场的重大转变。
畅销书的出现无疑是给萎靡不振的出版市场注射了一针强心剂。畅销书带来的不仅仅是利润，对于作者来说，可能会一鸣惊人；对于出版社来说，则可能会塑造品牌甚至会拉动整个图书市场。
华艺出版社规模不大，总共还不到３０个人，远远比不上人民文学和作家这些老牌社；但是业内人士都知道华艺这几年经营得很红火，尤其是畅销书堪称“龙头老大”。华艺出版社曾经出版了一系列名人的著作，简单数一下，这几年在华艺出书的名人就有２０多位，比如说吴小莉、敬一丹、白岩松、新凤霞、刘恒、余华、王朔……而且“基本没砸过”。
“《夜壶》和《公民手册》让我们第一次挣到了钱。”华艺的发行部主任黎波说。真正让华艺火起来的，还是给名人出书。但并不是随便找某一位名人就可以。该社副社长金丽红说，最重要的首先得让读者满意。“只有伟大的作品，没有伟大的作家。”著名作家或者名人的作品并非都是好作品。
畅销书的发行量也大得惊人，利润是普通图书难以望其项背的。杨澜曾经出过一本书叫作《凭海临风》，和赵忠祥的《岁月随想》相比，这本书据说是做砸了。但即便如此，这本书还是发行了３０多万册，《岁月随想》的发行量按照出版社公布的数字已经是１０８万。王朔当时对《看上去很美》提出１０万册的起印数，华艺出版社主动增加到２０万册，后来还在不断加印。白岩松的《痛并快乐着》已经加印了９次，并且创下了年度销售量５０万的记录。可以说，现在一年内能上２０万的书，除了教材之外，其他就屈指可数了。
无孔不入、屡禁不止的盗版行为，如今已侵入教材出版领域，盗版书堂而皇之进了课堂，不但对出版社和著作权人造成了侵害，而且对学校教育也造成不良影响。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大学英语》是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的教学用书，国内有近千所高校采用此书。盗版商见有利可图，便起了贼心。去年春季，盗版《大学英语》竟然通过学校教材科进入武汉一所大学。学生们使用此书不到两月，内页即开始纷纷脱落，而且插图、封面及内页字迹模糊，后经学生向媒体投诉，被确认为盗版书。
除《大学英语》之外，外教社的《英汉翻译教程》、《英语综合技能》、《大学英语快速阅读》等十几种教辅类书籍也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盗版。
在人们高呼反对盗版之时，还有另外一种声音：我们不能一味谴责盗版，盗版书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市场，可能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上下册，定价９６元。现在西安市的书摊上也能见到《经济学》，内容原封不动盗版印一遍，价格只有正版书的１／３甚至１／４，高校学生踊跃购买。一本书定价９６元，那么它成本是多少？赢利又是多少？盗版书卖９６元的１／３或１／４就能赢利，正版卖９６元是不是太高了点儿呢？
面对出版业如此丰厚的利润和中国这样一个如此广阔的市场，海外资本想不动心都很难。但是迫于中国政策的限制，欲进入中国目前还停留在初级阶段，眼下所能做的事情就是利用其在资金、规模上的强大优势，逐步渗入国内的出版领域，并企图在时机成熟时最终挤垮、拖穷甚至吞并其中的一些出版社。比如以出版科技图书闻名的德国西蒙与舒斯特公司、施普林格公司便一直在谋求与中国科技界进行合作，以参与出版的方式打入中国科技出版行业。在进军中国出版业的外部资本中，成绩最为突出也最为众人关注的当属德国的贝塔斯曼（Ｂｅｒｔｅｌｓｍａｎｎ）。创建于１８３５年的德国贝塔斯曼集团是全球５００强（《财富》杂志）的媒体集团，目前已是一家最具全球性的传媒公司。在全球５４个国家中，它拥有３００多家下属公司，７４０００多名雇员，业务内容涵盖信息、教育、娱乐，年收入达３２０亿德国马克（１９９９～２０００财务年度）。纵观公司各分支业务，广及图书出版、图书音乐俱乐部、报刊杂志、印刷工厂、企业服务、影视音乐、电台电视以及电子商务。
贝塔斯曼书友会作为其重要的组织成员，已有１００多年的历史，在全球拥有２７００万名会员。１９９５年贝塔斯曼书友会进入中国市场，总部设在上海，至今在中国已经拥有１５０万会员，年销售书籍逾１.５亿元。在目前高高的政策壁垒下，现在贝塔斯曼的年度销售额是１.５亿这个数字已足以使国内的出版界人士瞠目。等到有一天出版业放开了，１５亿，１５０亿，这个恐怕谁也不敢想。
“洗牌”是最近听得较为频繁的一个词儿。比如说财务软件市场重新洗牌、感冒药市场重新洗牌、移动通信市场重新洗牌等等。出版业也同样面临着被重新洗牌的选择，这种洗牌，说白了就是出版市场的重新整合。
第一种整合形式是走集团化的路子。１９９９年３月，全国首家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宣告成立。之后，中国出版集团以及各省的出版集团也相继成立。另外在报界，广州、上海、北京等地都先后出现了报业集团。这些出版集团借鉴国际运作惯例，结合我国国情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政企分开、调整组织结构、健全管理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还有一种形式就是走大文化产业之路。刘波先前是季羡林老先生的博士，后来靠做图书起家。现在，他掌管武汉诚成文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６.６亿元、净资产３.９亿元，是拥有１０余家全资、控股子公司的大型企业集团，著名作家余秋雨也是其中的股东之一。
目前，该公司借助印刷平台，开拓文化产业，确立了以出售文化产品、投资图书、期刊、影视、信息、广告、房地产等行业的主导方向。与此同时，物业、旅游、商贸、文化艺术等多元化架构也已初步完成。诚成文化最近的一个大动作就是出了一套《传世藏书》，这套书由武汉诚成文化全资策划制作，总编为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３０００余名资深古籍整理者参与整理编校，历时６年而成。这是一套囊括我国从先秦到晚清历代重要典籍的大型丛书，精选有深远历史影响的一流名著１０００余种。
虽然中国出版业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而努力，但是中国出版业将何去何从，仍然是目前亟待思考的问题。体制不健全、管理的滞后、民营资本的介入、盗版的猖獗、国外势力的压境……中国出版业如何能挺得住这重重重压？“在压力的作用下，你将弹得更高”这是一则公益广告说的，但愿中国出版业能诚如斯言，走出低谷，走向辉煌！
（摘自《深圳周刊》２００１年２６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