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男，１９４６年出生，湖南衡阳人，现为全国政协委员，岳麓书社编审。唐浩明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风靡海内外，而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张之洞》则是他长篇历史小说的封笔力作。
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初，张之洞久居下僚，平生志向不得展布，心情郁闷。这时国家发生的一件事情，使他险些脱颖而出。原来在西北内乱时，早已窥视中国新疆的沙俄借保护侨民之机，侵占了伊犁，待左宗棠带兵平定内乱后，沙俄本应归还伊犁，可沙俄就是赖着不还，清廷只得派钦差大臣崇厚前去谈判，结果崇厚与沙俄签订的条约不仅使人失望，而且令人愤慨。该条约虽然有沙俄归还伊犁一条，却要中国付出赔银割地的惨重代价。消息传来，连慈禧太后也觉得难以接受，但又惧怕与沙俄交恶，左右为难，举棋不定，遂决定将此事交给王公勋戚、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全体廷臣公议。
折子一道道送至慈禧那里，无论反对还是赞同，却多流于空谈，只有张之洞的折子，令慈禧眼中一亮。张之洞居然以一个清流身份而能够关注经济，注重实务，诚为难得，她决定破格召见张之洞，并准备予以提拔重用!
张之洞兴奋得一夜难安，他要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一抒久藏胸中的治国方略，以博得太后青睐。然而他高兴得太早了。慈禧从帘后朝外看张之洞，只见他身长竟不及中人，且两肩单薄，两腿极短，上下不甚协调，而且他又长着一副瘦削的长长的马脸，马脸上一个扁平的大鼻子，鼻子下又是一张阔大的嘴巴。２６岁起便守寡的慈禧太后，对俯首于她面前的那些须眉大臣们，有着一种奇特的微妙情感。雄壮挺拔、清秀端正的英年男子，常常会得到她格外垂青，而那些身小单薄、其貌不扬的廷臣，有碍圣瞻，官运大多不顺。张之洞这次召见后的官职，只是循例晋级而已。
张之洞的堂兄，曾任过闽浙总督的张之万在老家守制之时，应光绪帝之父醇王之邀来到京师。张之万告诉堂弟：做官是有诀窍的，这诀窍就在于要寻找一个有力的牢固的靠山。若这个靠山在他尚未十分有力和牢固的时候，你便与他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一旦他的地位稳固确定之后，你在仕途上便会一帆风顺，左右逢源。官做到这个地步，便可谓做到家了。张之洞请求堂兄将自己引荐给醇王，醇王又在慈禧面前举荐张之洞，结果张之洞实授山西巡抚，成为国家堂堂二品疆吏大员。
张之洞深知做官真传：为官一任，必须要做一两件醒目的大事。只有集中力量把一两件大事做得有声有色，什么时候说起来都脸上有光，甚至在你离任多少年后，当地的百姓还记得起、数得出。这种政绩最为重要，是提升的最好凭据。他以清理山西府库为突破口，参掉了若干省级大员，一时在官场声誉鹊起。
中法越南战争爆发，张之洞升迁为两广总督，他起用冯子材，取得中国近代史上惟一的一次对外战争的胜利，但是又因为这场战争，他和主和的朝廷重臣李鸿章变成了政敌。
广东是个开放的省份，得西方风气之先，张之洞决心在此实现经世济国的抱负。从历史上，从现实中，得来的教训全是要提高实力才能使中国立于不败之地，若达此目的，则需要实业救国，而实业救国，则非洋务一途不可。
就在张之洞大张旗鼓准备在广东兴办一番强国实业的时候，一个严峻的问题异常突出地摆在他的面前，这便是“经费”二字。做清流时弹劾起地方大员来头头是道，只有身处其位才知道办事的艰难。要办工厂，要练新军，要办学堂，要造军舰，这一切都需要钱、钱、钱万不得已，张之洞接受了开禁赌博的建议，以抽取赌税。赌禁一开，果然银钱滚滚而来，这以后的什么事情都好办了。祸兮福所倚，这开赌禁一事，很快便有人上告朝廷，并在邸报上发了出来。起始张之洞并不十分在意，做此事前他都想到了，并做过充分准备，但邸报公开点名指责自己，调门越来越高，而且由李鸿章在后面做主使，却是他事先估计不足的，你李鸿章不也是办洋务的吗如此发难，意味着什么呢事情会如何发展呢张之洞派杨锐去京城长住，以便打探情况，随时发报回来，堂兄和经自己推荐才得以复出的阎敬铭都在朝中军机处，想必能为自己遮挡风雨。京中情况，实在是不容乐观，原来反对此事的不止李鸿章一人，还有一位大老，竟是翁同?!这翁同?是什么人两朝帝师，状元宰相，与当今皇上名为君臣，情同父子，慈禧也很信任他。这样，他虽然随恭王一道退出军机处，却仍在毓庆宫皇上处行走。翁同?此举，实有报私仇之嫌：他退出军机处之日，正是张之万进军机之时，张之洞放两广之缺，又是新军机处的第一项任命。打击了张之洞，其本意还在为难新班军机处，斥弟的目的在于劾兄面对此一严峻形势，张之万与阎敬铭共同去找醇王，由醇王再在太后面前转圜。结果，张之洞以每年３０万两银子上缴新建的海军衙门为条件，换取了闱赌的合法进行。
张之洞要建铁路!在两广总督衙门，张之洞聘请了数十位幕友，这些幕友绝大部分是留过学的洋务人才，也有文案，有谋士。这些幕友告诉张之洞，在欧美各国，铁路纵横交错，与机器、船炮一道是国强民富的重要条件，眼下最大的洋务在铁路，这桩天下第一大事谁把它做好了，谁就能成为天下第一督抚。这正合了张之洞的心思。经过几年的官场事业奋斗，张之洞也觉得督抚之中，除了李鸿章外已无他人在己之上。他对李鸿章还是佩服的，但因政见不同，仍有一股不平之气。李鸿章要修２００多里的津通铁路，张之洞向朝廷提议修建全长３２００里的京汉铁路，并请求为此由两广总督移至湖广总督。遗憾的是，张之洞虽然被改授湖广总督，修建京汉铁路一事却因李鸿章阻挠而搁浅。
然而，张之洞到底在湖广总督任上成就了他绝大的事业。
湖督上任伊始，张之洞便建铁厂，亲自选址在汉阳，要将汉阳铁厂建成亚洲最大的铁厂。督抚之官也当了好些年，张之洞已初知此中诀窍：督抚要做大事，一要占据重镇。武汉地处腹心，交通便捷，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更有其他重镇不及之处。这个条件自己已经有了。二要长时间地经营。本来治理一方水土，没有一段长时间是不行的，可自古以来，朝廷为防地方大吏培植亲信形成势力，故而频繁调动，这就使得地方大员们不能有所作为。看来以文官出身，想长期固定在一个地方的最大可能，便是不断地在这里兴办大事。只要努力解决好银钱和用人两个关键，兴办了铁厂，就办枪炮厂，再办织布局、纺纱局、缫丝局、制麻局……自己在两湖热火朝天办大事，朝廷满意，不想调，经办的事情别人插不进手，也不能调，这不就长期经营下去了!
汉阳铁厂已是声名在外，连俄国皇太子来中国访问，也提出到汉阳铁厂参观。张之洞得知消息，大为兴奋：无论于国于己，都要牢牢抓住这个机遇，把这篇文章做得珠圆玉润，花团锦簇。其时虽说汉阳铁厂已有一定规模，但由于经办人员中饱私囊，买来的外国机器质量不过关，加之官办企业，管理混乱，人浮于事，裙带风盛行，经济行为中回扣、受贿、索礼、浪费成风，张之洞虽有所知觉，却也难以顾得全面。他将全体高层召集起来，做了慷慨激昂的动员，不惜代价要以高昂的热情造假：所有厂房全部粉刷一新，办公大楼要装饰好，给每个员工都买身新衣服穿，高价购买德国焦炭烧制铁水，枪弹生产不出来，则将湖北绿营的武器调集到枪炮厂，就说是枪炮厂自己所产。张之洞的这一着果然奏效，俄皇太子被蒙个七荤八素，盛赞汉阳铁厂是东方的奇迹，张之洞听了这番赞誉，好不扬眉吐气。
中国的政局真是个奇怪的东西，中法越南战争中被革职的恭王，过了十年，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又复出成了军机处领班大臣。此时醇王已死，国家遭此大不利，廷臣遂纷纷上折请求恭王复出挽救时局，竟得到慈禧的恩准。现军机处的军机大臣是去是留尚无定夺，已纷纷拜访恭王，恭王眼见此情此景，想起赋闲十年来门庭冷落，今日一旦复出，登门送钱的、递名刺求见的便络绎不绝，从今往后，这门前便天天轩车如流水，驷马如游龙，送银子送财货的，将会在门房口排成长队。他在心里长长地叹息一声：权力呀！你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东西，哪怕是贵为皇伯，也不能没有你恭王一复出，即调两江总督、原湘军宿将刘坤一统率大军出山海关对付倭寇，他空缺的江督一职由张之洞署理。
张之洞在江督任上，有一人前来拜见，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变法维新精神领袖康有为。康有为于公车上书后，在京师创办《万国公报》，又创办强学会，得罪了一批庸员俗吏，已来到中外交通的重要码头上海，创办强学会上海分会。上海是两江所辖之地，署理江督张之洞，正以兴办洋务实业的巨大成就，隐然取代李鸿章成为天下督抚的首领，深受慈禧、光绪赏识，若是取得张之洞的支持，不仅对在上海办强学会有好处，而且对今后的维新事业也都大有好处。颇有维新精神的张之洞接见了康有为。张之洞也有自己的打算：康有为目前的影响，他的号召力及在士人中的威望都是十分了得，倘若借此人之口，替自己在四处腾播腾播，效果当会很好，再进一步，若康有为和他手下那批人能为己所用，岂不更妙双方都有了这种想法，故而一拍即合，当康有为提出希望张之洞对他在上海筹建强学分会予以支持时，张之洞答应了，并拨给了银两。可是，当由张之洞资助的上海《强学报》第一张报纸触到张之洞眼帘时，他大惊失色。原来《强学报》的报头是这样写的：“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大清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五日。”四海之内一律用的是光绪年号，谁也没有用孔子纪年，而这个康有为居然写文章为他的做法辩护。有着政治阅历的张之洞意识到这有自改正朔、谋反篡位的嫌疑，遂勒令康有为改正，而康有为又是何等样人物，硬是顶着不改。张之洞忍无可忍，借着京师的倒康之风，命令上海道解散强学分会，停办《强学报》。
看来两个维新人物的出发点和做法都有不同，康有为悲愤交加地离开上海。而此时，朝廷又下明谕着刘坤一回两江原任，张之洞回湖广本任。
张之洞在江宁这段时间里，湖广总督由湖北巡抚谭继洵署理。谭继洵对洋务并不热心，与张之洞在政见上虽有分歧，私交却是不错，当张之洞为着汉阳铁厂事来找谭继洵时，谭继洵却向他道出了自己的一桩心事。原来谭继洵的儿子就是谭嗣同，谭嗣同近来对时事很关心，又广交朋友，高谈一些治国大道理，三十多岁了还没有科举前程，谭继洵很为儿子担心，希望张之洞能够帮着开导开导儿子，因为儿子对湖广总督还是敬佩的。张之洞接受了谭继洵的请求，与谭嗣同在督署见面。谭嗣同告诉张之洞，自己正在做的是救国救民的大事，老父不能理解，那是他离时代已经太远。在谭嗣同看来，中国非要彻底改变不可，而欲达此目的，则非要冲决两千多年来所形成的各种有形无形罗网，全盘引进西方对国家管理的制度法规，改变世代相袭的那些限制中国前进变革的学术思想。张之洞被谭嗣同的气势所吸引，虽不赞成他的激进，却也以为这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他劝谭嗣同先得一个捐班出身，这样一可慰老父悬挂之心，二是有权有位才能办大事。张之洞言辞恳切，谭嗣同被说动了，同意捐个候补知府。张之洞已看出谭嗣同是个不循常规的豪杰，没有约束的豪杰将闯下大祸，有所规范的豪杰可望成大事，候补官对于谭嗣同来说正是个约束。如此看来，谭嗣同将有可能成就一番大事业，不妨预作张本，张之洞想到这一层，遂主动告诉谭嗣同，今后将为谭嗣同的实授和迁升想方设法。
一场维新改革运动，经过多年努力，已经悄悄地却又是不可阻挡地在全国蔓延开来，很快，“维新”、“改革”便成为响亮的字眼，时髦的举措。这场运动的另一主将梁启超，在到湖南途中路经武汉，前来拜谒张之洞。梁启超的成名，全凭他的一支如花妙笔。在宣扬维新变法的《时务报》上，作为主笔的梁启超篇篇文章激情澎湃、才华横溢，热心国事、关心时务的人士，都喜欢读《时务报》，每期一出，争相阅读，一时洛阳纸贵，刊载于《时务报》上的文章，其影响力远远大过皇上谕旨、赫赫布告，梁启超也因而名满天下。张之洞也极为佩服梁启超，接待梁启超居然用了钦差之礼，隆重备至。两人会谈甚洽，张之洞爱才心切，又欲以高薪留住梁启超在武汉为自己做事，终被梁启超所婉拒。
此时在朝廷上，光绪帝、翁同?主张变法，而恭王、李鸿章反对，慈禧态度暧昧。探知此种内情，作为颇有时望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心中矛盾交错。形势严峻，问题尖锐地摆在眼前：假若倒向旧派一边，维新派一旦上台掌权，不但不可能再获大用，说不定连湖广总督的位置也保不住；假若倒向维新派，若万一变法失败，守旧派得势，则自己有可能变为倡乱的头领、闯祸的魁首。置身事外也是办不到的，自己多年办洋务，抬西学，近期又与康梁相交往，洗不清、刷不白，必须想出一个法子来，做到进退自如。
一连数天，张之洞什么公事也不办，躲在汉阳晴川阁上炮制一篇大文，这就是后来发布全国的著名小册子《劝学篇》。张之洞的用心是：既拥护新，又不反对旧；既愿大清强盛，又要守祖宗基业，于中西之学新旧之政不持成见偏见，一秉大公，无论新派旧派都能接受。张之洞又将中学和西学最核心的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主次关系用八个字做了最为简要明了的概括，这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此一学说，张之洞没有料到百年来颇遭诟病，却又常翻常新——当然这是后话。
《劝学篇》果然得到新旧两派的满意。此时恭王已死，死前恳请慈禧革去翁同?的职位，又不计前嫌，力荐将张之洞调来京中以担大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临终之言倒应验极准。翁同?倒台，光绪变法缺了左右膀，需要热心洋务的张之洞，慈禧认为张之洞忠于国事，且一手提拔，也表示同意。这样，一道“着张之洞即日进京陛见”的谕旨便火速递到了武昌督署。明摆着这是要顶翁同?的缺，入阁拜相，本来作为仕途中人，这是天大的好事了，然而张之洞则是兴奋和疑虑参半。多年的政敌翁同?倒台，张之洞觉得快意，可这次罢官是太后罢的，不是皇上罢的，凭皇上和翁的关系，说不准哪一天会重新起复，何况这次进京是主持变法，说不定就会得罪太后，思来想去还是不进京师那个凶吉难测之地为好。张之洞在进京途中拿定主意，寻个督任上还有一件急事没有办好
的由头，不再奉旨，重返武昌静观世态。
轰轰烈烈的变法终于以失败告终，张之洞凭着自己敏锐的政治嗅觉而躲过劫难。戊戌事变中的康有为、梁启超，曾是他的座上客，杨锐、杨深秀是他的弟子，谭嗣同受过他的奖掖，而他没遇大难，真是上天保佑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张之洞处处谨慎小心，除了大办荆楚洋务实业外，再也不敢放言无忌，轻举妄动了。
晚清末年，又一颗政治新星冉冉升起，他就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袁世凯靠小站练兵起家，手握军队，且联络广阔，精力充沛，大有不可逆料之势。清廷当国者，历朝历代都不让汉人掌握兵权。在被软禁在瀛台的光绪帝病重之际，７３岁的慈禧也料到自己来日无多，为大清朝考虑，采用明升暗降削兵权之策，调袁世凯为军机大臣兼外务大臣，为不使袁世凯太过疑心，同时又调张之洞为军机大臣。张之洞进入军机后已是年老体衰，再无那番雄心壮志，只有一件事还值得记叙，这就是他为接受慈禧托孤的惟一汉大臣，在晚清最高政坛的满汉之争中起着很大的调和作用，比如保全袁世凯的性命，对于中国历史的演变道路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一日，病中的张之洞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遂至一命归天：
近日，同盟会在东京集会，该会协理黄兴在会上笑道：他要给他的老师前两湖书院名誉山长湖督张之洞，铸造一枚百吨黄金的大勋章，以奖励其为革命所做出的重大贡献：第一，张用官费资送３０００名湖广留日生，此中半数成为革命党骨干；第二，张建造的汉阳枪炮厂为革命党准备充足的武器，革命党将接过他的汉阳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陶良华
不管我们今天如何看待，中国封建知识分子，尤其是他们的精英——那些步入仕途者，无不自诩为社会中坚，在国家政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准确地刻画他们，并以他们作为圆心，来辐射社会生活，是著名历史小说家唐浩明一直关心的课题。从他一举成名的《曾国藩》，到《旷代逸才——杨度》，再到这部《张之洞》，所描写的都是一些饱受中国文化浸染熏陶的知识分子。他们并不是我们所常识的作茧自缚冬烘先生，而是学富五车，才华横溢，追求着富民强国理想，积蕴着内圣外王功夫，然而时不我与，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他们所感受到的危机和痛苦，直接影响着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心灵状态。
张之洞，晚清重臣，学界巨擘，洋务运动的最后一个代表。以一词臣而做到地方大吏，并能在可展布的范围内竭尽事功，一方面说明了他不迂腐，工于权谋，同时也说明智通达变，需与踏踏实实的实干精神结合起来，一个人才能有所作为。和张之洞同为清流的张佩伦、陈宝琛，则是上章弹劾头头是道，一遇实际事务则败得彻彻底底，留下笑柄。即使如张之洞者，他在大办洋务的同时，也不断排遣内心矛盾，隐忍内心痛苦，为了筹集钱款，为了与政敌周旋，为了不给同僚难堪，更是为了保住官位，他在道德层面上抹杀了自己。自己所一向崇奉的东西，往往不堪真实社会的轻轻一击。本书浓墨重彩描绘这一情景，极为传神。历史小说所不同于历史教科书和传记评传的地方，正是把握了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勾勒出个性及品格在历史演进中的作用，借以达到感染人的力量。本书于此为读者提供了众多的例证。
本书里的士人群像，如张之洞、李鸿章、翁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杨锐等，身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他们的人生遭际或荣或枯，或显达或沉沦，不尽相同，但命运都是悲剧。唐浩明善于将人物放置在风云翻涌的时代大背景中，充分展现人物的两面性格。中法越南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事变……晚清的最后３０年，矛盾错综复杂，波诡云谲，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则是外国的坚船利炮敲开古老中国大门，对各种人等的精神造成不容置疑的震动，而这其中尤属敏感的士人感受最深。他们的情绪围绕着这场巨变而焦灼、激奋，结果却显而易见，他们无法胜任时代的重托，他们赖以为立身之本的中华文化危机重重。由于一大批志士仁人的艰苦奋斗，才会有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总爆发，这也是显而易见的。本书从思想层面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行探讨，对知识分子的灵魂进行拷问，值得人们深思。
士人阶层所推崇的道德文章，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在某种程度上是导中国于停滞不前的渊薮。科技文明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力，历代被当成一种技艺而搁置为“末”，这在鸦片战争以前，其消极作用当不被人们痛入骨髓地所认识，而一切顽固派、守旧派，在与改革派、维新派的争战中，也是将这一点作为最后的利器或堡垒，而从世界历史大背景而言，政体形式正是靠着生产力的内容所得以支撑着。《张之洞》将士人阶层所做出的价值评判，以及它的影响，以立体感展现在人们眼前，对于今天的知识界，无论如何都有着贴切的借鉴意义——知识分子的悲剧，不仅是时代使然，更重要的是他们本身的性格使然。对于过去的封建士人，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我们无法苛求，可是反诸现实，特别是在《张之洞》中所体现的士人本质，由于血脉相承的关系，不得不使我们有所警觉。
张之洞这样一个人物，很长时期以来被漠视，而他以官方大员身份所提出的“中体西用”理论，尽管一直遭到指责，在实际中却是不断地运用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所任职的地方——广州、武昌、南京，几乎都成了革命的策源地，说他是清朝的掘墓人，他自己可能在地下不认可，但事实却又是这样的滑稽无情。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一切历史都是人性史，这是本书留给读者的认知，而知识分子的惨痛心灵悲歌，则又不是一言可以道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