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堂老人的文章里，屡屡叙及他之多读中国线装书，是取其“价廉”。这不禁使人想抬一个“闷杠”：倘若他读书时不以书值之昂廉为考虑，他的读书治学方向是否会有变化呢？经济能力可以限制读书的范围，这是显然的。不过，也有一文不名，反而跳出自购自读的圈子，如马克思充分利用伦敦的皇家图书馆；毛泽东在新民学会时期读遍湖南省立图书馆；钱钟书读书之富为天下第一，但他几乎没有什么藏书。比较而言，知堂的购而读之，虽不免拮据，却又显出拮据中的富贵，促迫中的潇洒。
以知堂的“取廉值而好看之书每日卧读10小时”《知堂序跋集·看书小记序》反观吾辈，也使人想起10多年来书价的变化以及给人的趣味和思虑。
1978年之前，市面上简直难得可读之书。有一批翻译过来的苏联现代小说如《热的雪》、《落角》之类，只在内部书店有。到“四人帮”垮台，文化专制落幕，才渐渐有了可读之书和可购之书。而这一时期，也正是我这一辈人开始有了工资，逛书店成了例常之事，“书值”亦约略可记：钱钟书的《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359页，定价0.78元；《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324页，定价0.92元；收有钱钟书全部短篇小说的《人·兽·鬼》，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定价0.46元，难得的是此书前附有印刷十分清晰的钱钟书赠柯灵夫妇的自书诗手迹；杨绛的《干校六记》三联书店1981年版，定价0.24元；杨绛的小说集《倒影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定价0.40元；收有杨绛四篇论文的《春泥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定价0.35元，我于西安古旧书店仅以0.18元购得。
这些书全都是“廉价”而上乘之作。那时候钱钟书先生还未被“炒红”，他的《管锥编》在西安古旧书店以每册1元出售。我当时只读《围城》，不欲问《管锥编》，至今失悔。1982年还购得《太平广记》一套10册15元，现在此书恰恰涨30倍。如今翻捡，虽不免小小得意，继而又失笑，书价大涨，其他东西也是一样。当时的书虽然“廉价”，其实当时购得也是要斟酌再三的。
人过中年，购书时首先会想到一个问题：我买这书，在有生之年是否还读得完它？再功利一点，是否还用得着它？书值昂贵是一回事，居室的逼仄，亦不容变“围城”为“书城”。但是，书总还是不断地在买。这里面，便有了更琐屑的算计。以我之体会，便是好中求廉。西安的古旧书店现在已无专门的旧书柜台，只是在新书中时或夹杂着一些积压的旧货，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辩证》四大册共1606页，定价7.65元，计六奇的《明季北略》800多页，定价3.10元。此两书均系中华书局1984年以前的印本，纸张印刷堪谓精良，这种书，即使家中书柜已挤满，我还是必欲携归，哪怕放在柜顶上。
我购储这些书，有点想法：是存书以防老。如同穷人略有余力时，存粮以备荒。我想起在十五六岁时，特别饥渴于书，可那时全社会无书可读。一晃10年，青春已过；再过10年，家累缠身。总希望有一天，既不为稻粱谋，亦不从功名念，静心地读书以遣岁月。这些年，图书馆是越来越靠不住，于是我便为自己储积若许精神食粮，与此同来的，又渐渐生出一种困惑：那满墙满室的书本，这辈子看得完吗？这念头颇有些像一个人数着自己的钱柜问：这辈子花得完吗？一个人积钱倘值此境地，他倘若聪明，会赶快花。不过，花钱一事，可以有益于己身及人群，亦可戕人害己。而想着抓紧读书的人，那是绝不会有害于人的。我有此念头之后，自觉时间是更为紧张了。与书亲近，便难免与人疏远。世间的朋友之情是最为贵重的，不过，扪心自问，最好的朋友，恐怕还是书。就是好朋友之间吧，宝贵的也是得意时的互相热闹和失意时的同情。书则更是诤友，它会在你得意时猛可间兜头泼一瓢冷水，这就是朋友间那热闹替代不了的，更不至于言语龃龉而失和。它在你失意时，也并不示同情，它能在无言中给你力量，使你消纳或转圜，不在一棵树上吊死。说到底，朋友终归是共热闹的，而书才真能共寂寥。朋友是具体的，面目有时会变化；书本来便是千头万面，永远不会使你失望。有时得遇一个自以为是朋友的人，情不自抑便想将书斋中的积愫发散，倘得同趣，其乐盈日。
海明威说过，他的很多作品是站着写出来的，海大师是战地记者出身，一生为文追鹜简洁，自成一体。我这里说的“立读”，是指在书店中的浏览。我常在书店中徜徉一待便是半日，虽未必读尽一帙，但左翻右览，若食拼盘零嘴，其值亦不菲也。虽不能饫腹疗饥，亦可任悦心饴口。算计起来，每年在书店“立读”的时候也不算少，究竟有什么收获呢？以我的经历，比较“硬”一点的书，若大部小说，值得保存的诗文集，则下决心买回来备读，而在书店阅览的，是一般容易吸引人，又似不必保存之书，以名人传记和政治事件、秘闻为多。其实，这正是所谓“畅销书”。此类书我喜读而吝购，总以为不值得长期保留，但倘若有心搞人物传记，或现代史研究，此类书又大有价值。以知堂之读书而论，笔记野史之类居多，我现在颇喜购存前朝野史，对当代这些“野史”却不肯保存。这恐怕是一种将贻失悔的疏忽。不过，细想起来，当今的回忆录之类，水分尚多，远不及前朝野史之货真价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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