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祖籍湖南长沙，１９５６年出生于湖北武汉。中学毕业后到农村插队数年，后参军当兵，复员后到工厂当车工。１９７８年考上吉林大学历史系，１９８２年毕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１９８５年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萨特》、《取静集》、《经典与人文》、《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雷颐自选集》等。
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真是人类历史上“天翻地覆”的百年，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两种制度惊心动魄的长期大较量，殖民体系的瓦解和第三世界的崛起……资中筠、陈乐民、冯绍雷、刘靖华等几位先生在《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三联书店２０００年３月版这厚厚两大册书中“冷眼向洋观世界”，静思这百年的风云变幻、风雨苍黄。
２０世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两种制度的长期对峙。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诞生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给人类带来新的希望，“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个口号曾打动多少人的心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诞生了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长期对峙。但在临近世纪末的时候，前者却以敌友都始料不及的方式突然解体。事情何以至此，美国何以兴，苏联何以衰，这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在１９世纪最后２０年，美国的经济迅速发展，被称之为“镀金时代”，但随之而来的是投机成风，惊人的贫富悬殊，处处腐败……社会矛盾急剧尖锐，“旧大陆”的各种丑恶现象在曾被称为“新世界”的美国更充分地表现出来。这就是１９世纪的遗产，在２０世纪的前十年，美国社会的各种矛盾迅速激化，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恶性膨胀，一场大风暴似乎不可避免地就要来临。但此时美国社会却表现出惊人的自我调节和改良能力。在２０世纪前２０年内，老罗斯福总统和威尔逊总统冲破重重阻力，采取有力措施，限制垄断资本的恶性发展。为限制垄断，甚至不惜修宪；与之同时，积极调解劳资矛盾，设法提高工人工资，开美国社会抑富扶贫之先河，更有意义的是建立了劳资双方谈判解决矛盾的机制。这些，使美国社会矛盾迅速缓解。对选举制度和税收制度，他们也作了相当的改革，如直选参议员、累进税制等，使臭名昭著的“分赃制”得到制止。他们的改革，为３０年代小罗斯福的“新政”改革打下了重要基础。在２０年代末世界性资本主义大危机中，小罗斯福总统提出了著名的“免于匮乏的自由”，在基本人权中注入了“经济正义”的因素。正如作者所说：“政府的作用从主要维护有产者利益转变为劳资之间的调解者，或者说是各种利益集团的协调者。”这样就“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工人运动的性质，也可说是等于‘招安’了工人阶级”。６０年代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民权方法和“伟大社会”计划进一步增加了社会福利，提高了黑人的法律和社会地位，使社会矛盾和冲突进一步缓和。
当然，这些改良和进步并不完全是总统们的良心发现，更主要的是来自社会的压力，尤其是“整个２０世纪，美国社会批判的声音时有起伏，却从来没有被压制下去”。在这一百年中，美国的特点之一就是作者所说的“持续渐进的改良”。这种改良不仅挽救了美国，起码暂时也挽救了整个资本主义。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苏联模式”从３０年代后便日益僵化，几次改革均以失败告终，作者形象地称之为具有“抗药性”。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立即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既有严酷的国内、国际环境使之不得不如此的客观原因，也有主观认识的原因。十月革命的领导人确曾设想过通过全民对产品生产和分配实行计算与监督，用强制性行政手段来管理和分配社会生产的方法“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在这一短暂的历史时期中，用‘黄金来修造厕所’、把商品与贸易打入地狱似乎成为马克思主义正统而风行一时。”这种观点的影响是深远、深刻的，在２０年代为渡过严重的经济危机而实行“新经济政策后”，苏联又一次面临两种模式间的选择，最终否定了“新经济政策”而实行类似“战时共产主义”高度集中、严格僵硬的计划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与对民主和法制的严重破坏，使“苏联模式”日益刚性化，难以改革。作者对几次改革最终失败作了深刻的分析，引人深思。
当然，这种弊病日益严重、明显的“模式”也有深厚的历史根源和背景。从地理和文化因素来说，俄罗斯位于“东西”之中。西方认为它是“东方”，东方认为它是“西方”，它自己也长期为这种“认同”的“分裂”而痛苦不堪、深受折磨。从１７世纪开始，俄国开始学习西方。特别是彼得大帝，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更是不遗余力，甚至自己装扮成水手到西欧考察，为了学习西方，不惜把首都从莫斯科迁到人为建造起来、靠近西方的彼得堡。不过，虽然上流社会以说法语为时尚，但俄国的农奴制社会结构、王权专制的政治制度却根深蒂固。在这种“认同”的撕扯中，俄国的思想界也分成长期激烈论战的“西欧派”和“斯拉夫派”。虽然在知识分子中“西欧派”颇有市场，但在统治者和普通百姓中，占尽优势的还是反西方的“斯拉夫派”。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俄罗斯精神深处深感骄傲的“东西部结合文明”演化成为现实政治的潜影。在寻求俄国式独特发展道路中，深受东正教浸染的俄罗斯人具有强烈的“关怀天下，视拯救人类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相信自己能寻找到一条与西方工业文明不同、甚至相对立，却能造福于全人类的独特道路。正如作者分析，这种历史积淀“在十月革命的旗帜下被赋予崭新的内容，从而成为激励工农民众走出国门、推广革命的强大精神动力”。“‘苏联模式’正是在‘世界革命’这一理念的背景之下形成发展起来，因此一切人类社会的国际交往都被笼罩在国际阶级斗争的阴影之下，国内的政治经济模式必不可免地自我封闭于整个世界经济交往之外，并且十分担心随时可能的国际资本包围。所以，以军事工业为核心的赶超战略和高度集权的管理模式便成为必然选择。”影响更为深远的是，这种“模式”还被赋予了意识形态的神圣性。一种模式一旦确立之后，便会形成力量越来越强大的即得利益集团。虽然后来社会历史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要求对这种模式进行改革，但即得利益集团的顽强反对和对“本本”的教条主义理解，使苏联的几次改革都最后失败。历史，不可谓不沉痛。
现在，俄罗斯在普京的领导下再次大步“向西”迈步。结果究竟如何，还要拭目以待。但不论最后成败如何，影响依然会是“世界性”的，对曾经坚定“走俄国人的路”的中国人来说，影响当会更加深刻。
这是一本关于“世界”的专著，但作者坦承：“尽管着眼于世界，却总忘不了我国在这世界大潮中何以自处。”细细寻思，这确是本书的“终极关怀”。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我国相当普遍的认识是，一个倡导自由，奉行民主制度的国家理应在国际上也遵守和平和公理，否则就说明所谓的民主自由都不足取，或者说都是假的。甚至于把我国应走什么道路，提倡什么原则与有关国家如何待我联系在一起。一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在这个问题上有难以分解的情结，导致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曲折道路。”一般认为，外交是内政的继续，但本书作者以专节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外交不一定是内政的继续”，有些国家可以“对外行霸权，对内行民主”。因此，不必把我们自己的追求与国际关系的起伏连在一起。其实，即便是我们的敌人，也可“师其长技”，倘定要与之“反其道而行之”，最终吃亏的可能还是我们自己。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志士在中国惨败于日本后敢于提出应向敌国日本学习，改革中国政治体制，确要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慈禧太后以要用“西法”取代“祖宗之法”的罪名镇压了维新派，结果丧失了变法图存的机会，最后吃亏的还是大清王朝自己。百余年前的变法悲剧，为本书的论点提供了又一个有力的佐证。
这本书没有充满义愤的激情，更没有任何哗众取宠的惊人之语，只有冷静透彻的分析。但在这种冷静之后，却又分明能感受到那种真正负责、真正关注民族、国家、社会乃至人类命运的拳拳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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