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科埃略１９４７年生于巴西里约热内卢市，是当代拉丁美洲最具影响力的著名作家之一。《韦罗妮卡决定去死》是作家最新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畅销巴西国内外，中译本近期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译者是孙成敖，此文据中译本缩写。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一日，韦罗妮卡决定自杀的时刻终于到了。她仔细打扫了自己的房间，然后躺到床上，从床头柜上拿过四盒安眠药，为使自杀的念头与行动拉开一段距离，她将安眠药一片一片地慢慢吞服下去。她一面等待死亡降临，一面信手翻阅一本当月的法国《男士》杂志，正巧发现了一篇有关电脑的游戏文章，记者以“斯洛文尼亚在什么地方？”的问题为文章的开头。
斯洛文尼亚无处不在，那是她的祖国。可她现在没有心情对有人完全不知道斯洛文尼亚人的存在而感到气愤，她感到自豪和骄傲的是自己终于能够如愿死去。她相信自己是个绝对正常的人，她之所以决定自杀，理由也很简单：第一，生活中没有任何变化，青春一旦逝去，就会进入令人烦恼的老年；第二，她读报纸看电视，觉得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荒谬的，而她又无法改变这种局面，因此认为自己是个无用之人。韦罗妮卡开始感到一阵轻微的恶心，并且很快就越来越厉害了，耳朵嗡嗡作响，这使她第一次感到了害怕，一种非同往常和从未有过的害怕。然而，这种害怕的感觉很快便消失了，随即她便失去了知觉。
睁开双眼的时候，韦罗妮卡并没有想到这里是天堂，天堂不会用一支荧光灯来照亮一个地方，而她全身剧烈疼痛也是人间所特有的。
“你苏醒过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说，“现在你入了地狱，好好享受吧。”这不可能，韦罗妮卡感到非常冷，并发现自己的嘴巴和鼻子都插着塑料管，她想动手去拔，但胳膊被捆住了。“我是在开玩笑，这里不是地狱。”那个声音继续说，“可连地狱都不如，这里是维莱特。”
自从一九九一年国家独立以后，维莱特就成了一所令人生畏的著名的疯人收容院。当时，人们相信南斯拉夫的解体会以和平方式进行，于是将一个旧军营交给一个欧洲企业家集团建立一所正规的精神病医院。对于一个刚刚摆脱一种宽容的共产主义制度的新生国家来说，维莱特于是便成了资本主义最坏部分的象征：只要付钱就能在那里搞到一个床位。
许多人，当他们因为遗产或其他事情发生争执时，就花上一笔钱，同时弄到一张医生证明，把制造麻烦的子女或父母送进疯人收容院。还有一些人为了逃避债务或法律责任，也在这里呆上一段时间。这里把真正的疯子和那些被诬陷为疯子或假装成疯子的人混杂在一起，其情景自然是乱成一团。报界对此进行过批评和揭露，但当局迫于外国股东的压力，难以进行取证和处理，于是，疯人收容院便得以站住了脚，而且越办越稳固。
韦罗妮卡再次醒来时，管子已经拔除，但全身还插着针，胳膊依然被捆绑着，一位女护士正坐在椅子上看书消磨时间。韦罗妮卡明白自己还活着，她在内心对自己的前途命运作了一番想象和瞻望之后，暗自下定决心：决不活着离开维莱特。
当她再一次睁开眼睛的时候，第一次发现她被换到了一间大病房。血清瓶的针头依然插在她的胳膊上，但其他所有金属针和金属线全部拔除了。一个高个子医生站在床前，一个年轻的实习医生手里拿着硬皮夹子，在他身边作笔记。
“我在这里呆了多久？”韦罗妮卡问，并发现自己说话还有一些困难。
“在急诊室呆了五天，然后又在这个房间呆了两个星期。”年长的医生说，“你要为现在还能呆在这里感谢上帝。”
韦罗妮卡从年轻医生的反应中看出了某种意味，如果她是个聪明人，就能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两位医生默默无语地检查了很长时间，并询问了许多情况之后，年轻的医生告诉她，她的心脏会在五天或最多一个星期之后停止跳动。
入夜之后，韦罗妮卡感到害怕，她的一生总是在等待中度过，现在她则需要等待时日已定的死亡。她必须离开这里找到新的安眠药，万一找不到，便以别的方法自杀。她的举动受到了病友泽德卡的关注，泽德卡是位压抑症患者，她很关心韦罗妮卡，并答应帮助她，正当两人谈得热烈时，韦罗妮卡被女护士劝回床，并注射了一针镇静剂。
韦罗妮卡开始了在疯人收容院正常生活的第一天。她离开病床，来到大饭厅，无论男女都在这里一起用餐。她发现，与电影里所表现的——大吵大闹，高声喊叫，作出各种怪相——恰恰相反，这里的一切仿佛都笼罩在一种被压制的寂静之中，似乎谁也不想与外人分享其内心世界。
早餐之后，所有的人都离开饭厅去进行日光浴。并不想保全生命的韦罗妮卡也被迫来到院子里进行日光浴，她一面走动，一面观察着周围的一切，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寻找逃离的办法。
“我是泽德卡。”一个女人靠近她说道。前一天夜里，韦罗妮卡未能看清泽德卡的脸。这个女人大概三十五岁左右，看上去是个绝对正常的人。泽德卡挽着韦罗妮卡的一只胳膊，两个人开始在花园里散步。泽德卡接着前一天夜里的话题，又给她讲起自己的病情和疯人院的许多开心事来。韦罗妮卡对泽德卡在讲“疯子”一词时所流露出的得意神情感到好笑，但随后她又不安起来，因为这里的一切似乎十分正常，甚至好得过了头。多少年来，她一直是从工作单位去酒吧，从酒吧到一个情人的床上，又从情人的床上回到自己的房间，再从自己的房间到母亲的家，而眼下却正体验着一种做梦都未曾想到过的生活经历：收容所、精神病、疯人院。在这里，人们对承认自己是疯子并不感到羞耻。
如今，她正经历着某种有趣、特别、过去从未想到过的事情：人们为了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假装成疯子，你能想象出这样一个地方吗？恰恰就在此刻，韦罗妮卡的心脏感到一阵剧痛，与医生的谈话立刻浮现在她的脑海里。
“我想一个人走走。”她对泽德卡说。总而言之她也是一个“疯子”，无须去取悦任何一个人。泽德卡离去了，她考虑了一下自己的处境，情况远非理想。尽管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做出各种疯狂举止，人们给了她这种可能性，可是她却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才好。她希望马上找到安眠药，以结束这令人心烦的等待。
泽德卡是由于患压抑症被送进维莱特的。就她的情况而言，患病原因远比所有人的推测都要简单得多，产生于隐藏在她过去生活中的一个男人，或更确切地说，是她对很久以前认识的一个男人所产生的幻想。她发疯似地寻找那个远方的男人，花费许多钱拨打国际长途电话，可他已不住在原来那个城市，她寄去的所有信件，结果全被退回。她更恼恨的是她丈夫对她的举动竟一无所知，难道这个男人真的不明白自己的妻子正在企图与另外一个男人见面和通奸，由一个体面的女人变成一个不能见人的情妇，并且会永远离开自己的家和孩子吗？泽德卡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连卫生间都不想去，开始在床上大小便。她不想别的，满脑子装的全是对那个男人的残存回忆，而且深信那个男人此刻正在千方百计寻找她但都没有找到。
半个多月之后，两个男人没有敲门就闯进了她的房间，一个人抱住了她，另一个给她打了一针，泽德卡醒来时已经住进了维莱特。
“压抑症。”她听到医生对丈夫说，“有些时候是因为最普通的原因引起的。她的肌体里缺少一种叫作血清素的化学物质。”
韦罗妮卡萌生了到客厅去弹奏钢琴的愿望，她要用在中学时代学到的一首美妙的奏鸣曲欢庆那个夜晚。她推开客厅的门，来到钢琴前，掀开琴盖，双手用尽全身力气敲打了一下琴键。空荡荡的房间里响起了疯狂而恼怒的互不相关的合奏声，撞到四周的墙壁，变成尖厉的噪音，又回到了她的耳内，仿佛抓伤了她的心灵。
“我是疯子，我可以这样做。我可以仇恨一切，可以敲打琴键。从何时起，精神病患者懂得要让音符和谐一致呢？”她又敲打起钢琴来，一次，两次，十次，二十次。每敲打一下，她的仇恨就减少一分，直至最后彻底消失。于是，她的心中重新充满了一种深度的宁静。当她感到可以开始时，就转向月亮，为它弹奏了一支奏鸣曲。她知道月亮在倾听，并为此感到骄傲。随即又为花园弹奏了一支曲子，正在这时，另一个疯子来到了客厅。他叫埃杜阿尔德，是个无法治愈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韦罗妮卡对他的出现没有感到吃惊，相反还对他莞尔一笑。使她吃惊的是，埃杜阿尔德也对她微微一笑。
伊戈尔医生看了一眼日程安排表，他必须采取措施不让埃杜阿尔德饿死。精神分裂症使这位患者行为无常，现在他彻底不吃任何东西了。埃杜阿尔德二十六岁，身强力壮，即便给他注射血清，最后也要变得瘦弱不堪。埃杜阿尔德的父亲是年轻的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一位著名的驻外大使，是九十年代初期与南斯拉夫进行微妙谈判的代表之一，他对这件事会做出何种反应呢？伊戈尔医生考虑了片刻，随后就把不安的念头赶走了：对一位大使来说，儿子外貌的好与坏并无关系，他又不打算带儿子去参加官方聚会，或让儿子陪伴自己去任职的国度。医生决定停止营养液的静脉注射，让埃杜阿尔德再瘦弱一些，直到他自己想要吃饭为止。万一情况恶化，他就把责任推给管理维莱特的医生委员会。
韦罗妮卡被送到伊戈尔医生的诊室，躺在一张洁白的床单上，身上盖着新床单，她假装沉睡，一言不发。“也许她维特里奥洛中毒太深了，”伊戈尔医生想道。维特里奥洛是一种有毒物质，伊戈尔医生在与病人的谈话中已经辨认出其所造成的症状。现在他正就这一问题在撰写一篇论文，准备提交斯洛文尼亚科学院进行研究。维特里奥洛，也称苦味症，它的主要攻击目标是意愿。染上这种病的人会渐渐对一切都失去渴求，既不愿活着，也不想死去，内心没有任何激情和冲动。除了发现维特里奥洛的存在以外，伊戈尔医生还需要证实，维特里奥洛中毒同样也有可能得到治疗，他期望因此而把自己的名字载入医学史册。
自从年轻活泼的韦罗妮卡进入收容院之后，许多住院者都受到了触动，兄弟情谊会的成员马莉太太便是其中之一。起初，她同别人一样尽量躲避韦罗妮卡，担心会唤起后者的求生欲望。因为伊戈尔医生已放出话说，虽然每天都给她打针，但她的状况依然明显恶化，没有办法可以挽救她。然而，不知是何原因，韦罗妮卡开始为求生而战，尽管只有两个人与她有过接触：一个是泽德卡，明天就要出院了；另一个便是埃杜阿尔德，马莉认为，是埃杜阿尔德唤起了韦罗妮卡求生的欲望。是鼓动还是毁灭这种欲望，同许多人一样，马莉也在思考着。
马莉从未想过要自杀，相反，五年前的今天，她毛骨悚然地看了一部讲述萨尔瓦多贫困状况的电影，从而想到了自己的生命是何等重要。当时，她想孩子已长大成人，都有了自己的职业，她为什么不能放弃自己那令人厌烦和永无休止的律师工作，把余生奉献给一所慈善机构呢？正当她准备离开电影院后把这一想法告诉丈夫时，突然感到自己的心跳在加快，而且随着银幕上一连串的画面快速掠过，心脏跳动得越来越猛烈，全身冒出了冷汗，从此她莫名其妙地患上了恐惧症。
两个月之后，马莉来到那所新开的疗养院，接受了伊戈尔医生的治疗。由于服用了对症的药物，再加上心理治疗，她很快康复了。然而在此期间，马莉入住疯人院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大街小巷。她的同事前来维莱特探访她，带来了建议她退休的消息，那句话的含义是：谁也不愿将自己的事务委托给一个曾进过疯人院的律师。两天后，另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来探访她，这次竟是给她带来一份丈夫的离婚申请书。熟悉法律的马莉知道完全可以把这场争执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但她却平静地在所有文件上签了字，随后，立刻去找伊戈尔医生，说自己的恐惧症状又出现了。医生知道她在撒谎，但还是无限期地延长了她的住院时间。
应埃杜阿尔德的无声请求，韦罗妮卡已给他弹奏了好几首曲子，这个夜晚将会成为她一生中最好的夜晚，因为埃杜阿尔德是惟一了解韦罗妮卡是位艺术家的小伙子。通过一支奏鸣曲的纯真情感，她与这个男人有了一种她从未与任何其他人有过的联系。
“我现在就能够热恋上你，把我的一切全部奉献给你。”
埃杜阿尔德微微一笑，难道他听懂了？韦罗妮卡决定继续下去，因为她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了。她脱去毛线衫，走近埃杜阿尔德———如果你想干些什么，现在就干吧。她拉起埃杜阿尔德的手，想把他领到沙发那里去，可埃杜阿尔德彬彬有理地拒绝了。韦罗妮卡感到不知所措，但立刻明白自己就要死了，害怕或坚持过去一直限制她的生活的种种成见又有什么用处？她脱去全部衣服，赤身裸体地站在埃杜阿尔德的面前。埃杜阿尔德笑了，韦罗妮卡便轻轻地拉起他的手，把它放在自己的阴部，埃杜阿尔德的手停在那里，一动不动。韦罗妮卡改变了主意，把他的手拉开，将自己的手伸到阴部，用手触摸着自己的阴部、乳房、头发，她是那样地沉迷和投入，以至一次又一次地出现性高潮。最后，她躺倒在地，一动不动，全身汗水淋漓，心灵充满了平静。
埃杜阿尔德一直没有动，但他的眼睛流露出了一种非常接近属于这个世界的那种柔情。韦罗妮卡又坐在钢琴前，重新开始了演奏。她的心情轻松愉快，连对死亡的恐惧都不再令她痛苦。她已满足了过去对自己都一直隐瞒着的欲望，体会到了处女和妓女的快感，体会到了女奴和女皇的快感。那天夜里，她奇迹般地回忆起了她所会的全部歌曲，让埃杜阿尔德得到了几乎是与她同样的欢愉。
伊戈尔医生迅速瞥了一眼他的记事本：泽德卡已经完成了她最后一次胰岛素休克治疗，终于成功地承受住了这种非人的治疗方法，她该走了。这是个特殊情况，好在伊戈尔医生已要求医院理事会在一个声明上签了字，万一有什么后果，由它来承担责任。
伊戈尔医生在检查完韦罗妮卡的肺部和心脏后，直言不讳地向韦罗妮卡宣布：她至多能活“二十四个小时”。
埃杜阿尔德看到韦罗妮卡出了伊戈尔医生的诊室之后又朝病房走去。这里的人都知道这位姑娘活不到周末了，恰恰因为如此，他想向她敞开自己的心扉，并且如同前一天夜里韦罗妮卡向他裸露出自己的身体时那样地诚实与大胆。他尾随韦罗妮卡，一直来到女患者病房，却被一名男护士挡住了。韦罗妮卡回头温柔地看了他一眼，这对他产生了更加强烈的吸引力，唤起了他爱的本能和要求离开疯人院的欲望。然而他为此接受了电击疗法，因为他不能怀有无法实现的幻想，不该企盼一个并不存在的未来，不应产生重返生活的愿望。
这一天虽然很累，但却没有白忙。伊戈尔医生虽然尽量保持着一位医学科学家的冷静与淡漠，却几乎无法控制住自己的兴奋：治疗维特里奥洛中毒的试验有了惊人的结果！
马莉没有敲门就走进了伊戈尔的诊室，她是来向医生提出出院请求的。
“您打算怎么办？”伊戈尔医生笑着问。
“去萨尔瓦多，去照顾那里的儿童。”
“无须去那么远，离这里不到两百公里就是萨拉热窝，战争已结束，但问题还继续存在。”
“那我就去萨拉热窝。”
伊戈尔医生从抽屉取出一张表格，小心地填好，然后站起身，把马莉送出门口。
埃杜阿尔德睁开双眼时，韦罗妮卡依然还留在那里。最初几次接受电击之后，要经过很长时间他才能够回忆起刚才发生过的事情——说到底这恰恰是电击所要达到的治疗效果：造成部分记忆缺失，使病人忘记困扰他的问题，从而变得更加安静。但他还是很快认出了韦罗妮卡。埃杜阿尔德望着韦罗妮卡，想把自己的一切都告诉她。可就在这时，一名女护士拿着注射器进来，给韦罗妮卡打了一针兴奋剂。随后两人便到花园里去漫步。
埃杜阿尔德十五岁时，父亲被任命为南斯拉夫驻巴西大使。父亲要把他也培养成一个优秀的外交官。埃杜阿尔德所梦想的乃是巴西的海滩、狂欢节、足球比赛和音乐，然而他的居住地却是远离海边的首都。这个首都仅仅是为政客、官僚、外交官及其子女们而兴建起来的，但这些子女们却不知道在这种环境中该去做些什么，他曾试图与周围的人沟通，但没有成功，他还接触过巫术、邪教，甚至抽过大麻，但很快便放弃了。一次车祸之后，他疯疯癫癫地迷上了绘画，立志要画出天堂的幻影，可这一爱好最终被父母之爱所扼杀。他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南斯拉夫内战爆发后，大使被紧急召回国内。要处理的问题成堆，家里无法照顾他，惟一的办法便是把他送进新开办的维莱特疗养院。
埃杜阿尔德讲完他的故事时天已经黑了，望着维莱特围墙外边的群山，他终于又开口说道：
“如果你想离开这里，我就带你出去。只是要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去取外套和一些钱来，然后我们立刻就走。”
“埃杜阿尔德，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这你是明白的。”
“韦罗妮卡，我们会永远在一起，要比我在这里度过的千篇一律的日日夜夜还要长久。”
“我们走吧，疯子就是要做疯事。”
那一天晚上，住院病人吃饭时发现少了四个人。泽德卡，大家都知道，经过一段长期治疗后，已经获得了自由。马莉，像往常一样，应是去了电影院。埃杜阿尔德，也许还没有从电击中恢复过来，一想到此，所有病人都感到害怕，于是，便静悄悄地吃起饭来。最后一个是韦罗妮卡，大家都知道她活不到周末，此时，她大概正躺在疗养院后面的小小停尸间里。
晚饭之后，兄弟情谊会聚会时，一位成员带来消息说：马莉没有去电影院，而是走了，并且还给他留下一封便函。信中称自己正在寻求冒险经历，她要去萨拉热窝，她认为一次冒险的经历，抵得上一千天舒适安逸的日子。
伊戈尔医生大清早刚一走进诊室，一个护士来报告说有两个病人不见了，一个是大使的儿子，一个是心脏有问题的那位姑娘。医生一怒之下把这个护士赶出了诊室，并准备立刻着手给股东们写一份要求加强安全预防措施的报告。
不一会儿，医生又改变了主意。他要为讲述他所知道的维特里奥洛的惟一治疗方法作笔记。他要说明，他用“死亡的意识”对患者进行的第一次伟大试验成功了。也许还有其他方法，但伊戈尔医生决定只谈他所进行的那种惟一的办法，这多亏了一位姑娘无意中成了他的研究对象。她进院时情况极其严重，几乎整整一周都处于生死之间，这就有足够的时间使他萌生了要进行一次试验的绝妙想法。
一切都取决于这位姑娘的生还能力。而她终于活了下来，没有留下任何严重的后果，如果她关心自己的健康，所活的时间会比他的更长。
伊戈尔医生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治愈维特里奥洛中毒的病例产生了扩散效果。在维莱特，许多人因为意识到将无可挽回地死去而感到恐慌；许多人因为想到他们正在失去的东西，而被迫对自己的生活进行重新评价。马莉已要求出院，其他患者正要求对他们的病症进行复查。大使儿子的情况最令人担忧，他肯定帮着韦罗妮卡一起出逃了。伊戈尔医生对自己的成果兴奋不已，至于患者逃跑之类，已显得微不足道了。
他开始仔细地把在韦罗妮卡身上所进行的试验记录下来，而将有关医院保安条件不足的报告推迟到以后去写。
胡真才
近年来，有一位继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后拥有读者最多的拉丁美洲作家，他就是巴西作家保罗·科埃略。科埃略一九四七年生于里约热内卢市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少年时代便立志要成为一个职业作家。他先后当过编剧、导演、记者和歌词作者，曾沉迷于研究炼金术、魔法、吸血鬼等神秘事物，还周游世界，与一些秘密团体和东方宗教社会有过接触。一九八六年，他探访了古西班牙的朝圣之路，于次年创作出版了《朝圣》，这是一部富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的作品，获得了极大成功。此后，他陆续出版的主要作品有《炼金术士》、《笼头》、《主神的使女们》、《我坐在彼德拉河畔哭泣》、《第五座山》、《光明斗士手册》和《韦罗妮卡决定去死》等，每部作品一经问世都风靡一时，成为巴西文坛的一种奇异现象。
《韦罗妮卡决定去死》是作家一九九七年出版的一部作品。故事发生在脱离前南斯拉夫而独立的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的一所精神病医院。作为贴近现实反映现实的一部文学作品，本书所表现的社会问题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方面，是对现实生活的赞颂，它启示人们摒弃偏见，珍爱生命，掌握命运，把生活中的每一天当做奇迹来对待。
主人公韦罗妮卡因自杀未遂而被送进精神病院后，成了该院负责人伊戈尔医生研究治疗维特里奥洛中毒的试验品。伊戈尔医生瞒着所有的人，让护士每天给韦罗妮卡注射一种名为费诺塔尔的药物，造成一种心脏病发作的假象，使韦罗妮卡深信自己注定很快就要死去。在“来日无多”的意识支配下，韦罗妮卡摒弃了过去一直束缚着她的偏见，直率地要把自己的爱献给愿意听她弹琴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埃杜阿尔德。
在韦罗妮卡得知自己只能活“二十四个小时”后，她要求医生给她服一种药，使她能醒着，她要利用好自己生命中的每一分钟。以前，当她想到生命还十分漫长的时候，总是把许多事情推迟到将来去做。现在，她要活个痛快，活个充实，她想投入到一个男人的怀抱，投入城市的怀抱，投入生活的怀抱，最后再投入到死亡的怀抱。
韦罗妮卡必将死去的消息使许多住院患者受到触动，不少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患压抑症的泽德卡获准出院，她要去寻求一种冒险生活。患恐惧症的律师马莉留下一封信走了，她要去战后的萨拉热窝救助那里的儿童。韦罗妮卡和埃杜阿尔德一道逃出了医院，二十四小时之后，韦罗妮卡仍在很好地活着。而这一点正是全书的关键所在，因为韦罗妮卡并非会无可挽回地死去，而是伊戈尔医生瞒着所有的人把她视为豚鼠进行医学试验，医生的试验成功了，韦罗妮卡自然幸免一死。
本书给人一种努力进取、只争朝夕的精神力量，给人一种振聋发聩的提示：在不知内情的韦罗妮卡看来，她每多活一天都是一个奇迹，而我们健康人的生命也是脆弱的，每一秒钟也都有发生各种意外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也应该将每一天当做一个奇迹来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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