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长春的１００部队细菌研究部，所做的各类细菌实验涉及到了细菌战的一系列领域，其中既包括了对人的“创意性”的实验，也包括了对农业、生物等生物工程的初步尝试，实验有鼠疫、炭疽菌和鼻疽菌……，他们的所做所为甚至超过了臭名昭著的７３１部队。
在若松的“科学工作员”们进行的人体实验当中，鼠疫、炭疽和鼻疽实验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在长春细菌工厂运行的９年之中，用于上述这些疾病实验的“实验材料”，即使不是成千上万，至少也是成百上千。病理学者们进行过无数次的尸体解剖，有时甚至是活体解剖。这种解剖与医院里通常进行的解剖大不相同。这种解剖极为彻底、极为细致，甚至让人觉得解剖台上那些尸体的每一块组织、每一个细胞都被仔细研究过了。
有两份报告，一份是关于鼻疽的，另一份是炭疽，图解描述了长春的病理学者们对他们观察的病人和疾病进行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彻底研究。题为“‘Ｇ’报告”的鼻疽报告，用３７２页的篇幅记述了２１个病例。这份报告中有大量的彩色绘图和数以百计的人体组织的照片。
炭疽报告的标题是“‘Ａ’报告”，它用了４０６页的篇幅分析了３０个病例，包括细胞组织的彩色图像和照片。炭疽报告中的第５４号病例显示出一位病理学者的研究是如何细致入微。在这个病例中，受试者整整７天被暴露于炭疽芽孢，然后被“牺牲”。解剖显示的主要病理变化是：“局部皮肤溃疡和周边病灶蜂窝组织炎右大腿……心脏：严重衰竭和间质水肿。肝脏：３号浆膜肝炎症，伴有出血性变化。肾脏：肾小球肾炎，伴有上皮空泡衰竭。脾脏：感染性脾脏炎。”关于经口感染炭疽病的死亡率，“９个试例使用食物经口感染，其食物中含有一定量的炭疽杆菌。几天以后，全部受试者都因急性腹痛和严重出血性腹水症而无可挽救地死去。”由此可见，这些细菌武器专家们跟踪记录了这种疾病在受害者体内每时每刻的发展变化。
鼻疽报告记述了如下情形：“一些试例死于败血性中毒症状和一些相邻内脏的败血性变化的急性发作阶段。尚未伴有显著的内脏病变。”第２２４号试例受了４天的治疗后死去。他的解剖报告显示有“外伤性创伤，大肠和胰充血，肾间质水肿，反应性肺充血轻度弥散性肺泡炎”。第１８０号试例活了１２天。这份报告中存活时间最长的是第１６号受试者，活了１３天。这些生存时间较长的细菌受试者都出现与２４号试例相同的症状。此外，他们的各个器官出现了第１８０号“渗出性粟粒性鼻疽结，同时伴有实质性肝功能衰竭”，还有１６号“严重的胰功能衰竭”和“转移性急性扁桃体炎”。
１００部队从启动时起就一直进行野外试验。１００部队可以逛到中国任何一个它认为是试验好场所的地方，而且不管是日本占领区还是蒋介石统治区。因此，在细菌武器的试验阶段，长春的细菌部队所从事的实践试验甚至超过７３１部队。这些实验涉及到了细菌战的一系列领域，其中既有创意性的对人类的细菌战，也包括对农业和动物生命的生物工程方面的初步尝试。１００部队经常与７３１部队特别是其他细菌部队的专门人员进行联合行动。但主要的试验都是１００部队自己独立完成的。不管是无辜的平民，还是未与日本正式开战的国家的军事人员，在分配他们死亡和毁灭的时候，若松有次郎同石井和北野一样具有创造力。
实践试验的范围极大：南到广东；西到西安以西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些城市；近及长春市内及其周围地区；北方则直到满洲与苏联的边界。还有迹象表明，这支部队的敢死队员曾无数次地越过边界进入苏联的西伯利亚地区。他们在那里实行大规模的破坏行动，向动物、人群、植物散布疾病。对国际法、国际边界、外国公民的福利和财产的尊重，不在日本军国主义者或为他们工作的“科学家”们的核算范围之内。
从１９３９年到战争结束，野外实验一直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毫无疑问，若松及其部下进行的试验的次数要比战后东京或西伯利亚的调查官们了解到的多得多。这支细菌部队所进行的野外试验的全部次数和实际规模，也许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
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１００部队的人员１９３９年也到了诺门坎，并协助７３１部队向苏联人实施破坏行动。此外，在冲突期间，若松一伙也采取了独立行动，他们的攻击目标包括苏联军队、苏联平民和他们的牲畜与草场。诺门坎的经验在以后的战役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１００部队部分人员曾组成一个别动队前往蒙古实为内蒙古———译者，侦察“道路、夏冬牧场、蓄水池状态及当地居民的牲畜数量”。这个远征队的目的是准备有一天“进行反苏的细菌破坏活动”。
战局越来越不利，为急于寻找新的杀人武器，高桥于１９４５年初命令若松在７３１部队的安达试验场用新研制的细菌武器病原体进行动物实验。后来他收到了振奋人心的消息，“受实验的１０条母牛都倒毙了。”在这次成功的鼓舞下，他指使一个部下购买羊５００头、牛１００头、马９０匹，以备在宣战时“把这些牲畜染上烈性传染病后放到苏军后方”。关东军从极其有限的军费中挪出８万日元用以执行这一计划。
这个计划的具体设想是：让牛感染炭疽病和牛瘟，羊感染羊瘟，马感染炭疽病。然后把这些牲畜放了，让它们散往各处，“让它们跑到苏军行动区域内。”与此同时，动用７３１部队的飞行驾驶员用飞机，向“当地居民的”畜群喷撒牛瘟菌对牛和炭疽菌对马匹。但是，后来经费被挪作他用，这一作战显然也没能实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小规模的行动。在１９４５年春天的某个时候，若松手下的一个兽医去了内蒙古，从当地农民那里买了１０头黄牛。这些牛是用来在当地作牛瘟试验用的。
更大规模的试验是在１００部队本部附近的地区实施的。从１９４０年开始直到战争结束，长春周围各县周期性地反常地爆发流行病。例如，有些居民点发生了鼠疫，而在当地居民的记忆里，该地从未发生过这种疾病。但是如今，鼠疫频繁爆发。
１９４０年夏秋之间发生的一件事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前郭镇和农安县位于长春以北不远的地方。这一年的６月初，农安县出现鼠疫，之后渐渐扩散到邻近各县。到秋天，鼠疫侵入了前郭镇。鼠疫对农安县来说已不是陌生的了，但前郭镇的人们对它却一无所知。这场瘟疫在农安爆发时极为迅速，极为神秘，一位应召去农安趁此时研究鼠疫受害者的日本病理学者也感到有些茫然。他带着困惑写到：６月疫病“以某种手段……突然爆发”。到这场瘟疫结束时，已有千百人死亡。前郭镇仅在９月中旬的几天中就有１８人死于此疫。从９月２９日到１１月５日，前郭镇和农安县向日本病理医生们提供了５７名病人。还有很多受害者死去没有被记录，躲过了１００部队熟练的病理学者的验尸解剖。
这一连串袭击了长春西北５０公里的农安县城的瘟疫的起因至今也不清楚。有学者认为，是长春细菌工厂排出的废物渗到了地下水面，然后向北扩散到了农安。另一些人则认为，从１００部队实验室里逃出来的老鼠把鼠疫带到了疫区。还有一些学者确信：农安鼠疫就是１００部队进行的细菌战实战试验。
但比较确切的是，１９４０年６月１２日，农安城西来了４个走村串户的年轻鱼贩子。其中两人显然是害了病，他们卖掉鱼货之后就到当地一家小诊所求医。没过两三天这两个人就死了，他们的同伴也紧跟着丧命。一个护士因看护过这几个病人，也在几天之后患病而死。这个护士的弟弟和他的妻子也被传染上鼠疫，他们死在鱼贩子到来的一周之后。一些接触过那位护士或她的家人的邻居也得了病，几天之中也都相继死去。从此，鼠疫开始侵袭全县。
鱼贩子事件过了一个月之后，一队来自长春基地的医生和技师进驻农安。他们是１００部队派出的一个防疫班，由５０—６０个日本和朝鲜医生的技师组成。到达农安后，他们立即将整个形势控制起来。
曹家铺屯的北关小学成了防疫班的总部。他们在那里设立隔离病房。一部分教室被作为医生们的诊察室；一些被用作实验室；其他屋子则是防疫班的宿舍。
同一期防疫队在县城里四处搜寻病人。此外补充人员被任命，禁止外人进入县城，特别是重症区县中心地曹家铺。由于病人实在太多，在另一所学校即南门外２１小学又设立了一个临时病人的隔离所。
病人只要有一点儿发烧就被送进隔离所，而只要进去，很少有能活着出来讲述他们的经历。病理学者一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解剖了数以百计的死于各类鼠疫的病人。解剖完了之后，这些尸体就从学校后门运出，拿到林子里去埋掉。惊恐的当地人中流传着一句笑话：北关小学前门进活人，后门出死人。６个月当中，从这个后门运出去共有数百具尸体。８月，有十几位中医到北关小学参观。在看了新解剖的一些尸体后，一个日本医生头目对他们说：“这是百斯驾鼠疫的译音，细菌的有，好人死的没有，你好的宣传。”
到１０月份，鼠疫受害者的人数可能已达到千人以上。无论什么人，只要一得病，只要被１００部队的人一检查，就必死无疑，要么死于鼠疫，要么就被若松的部下们作活体解剖检查。病理学者们切割下的人体器官多得无处存放，只好找来两个铁匠临时焊制了一些大铁筒，盛装采集的全部标本。
这次鼠疫泛滥甚为猖獗，曹家铺屯有一条街上的居民几乎全部死光。６月１２日，东北街上密集地居住着４５户人家，６个月之内３８人死于鼠疫。
整个农安县都充满了恐慌，最为紧张的是曹家铺屯，因为日本人驻扎在这里。全城被士兵团团围住进行隔离。不经批准，任何人都不能离开此地。城中全体居民每天都要进行体检。每天早晨８点和午后３点，居民们排队接受检查。居民们各个心惊胆战，生怕通不过检查，因为只要被送进隔离所就只有死路一条。为了显得健康，妇女们去医疗站前都化上妆。也有人在腋窝里夹上土豆片或白菜叶，徒劳地希望这种护身符会降下体温使他们逃脱进隔离所。
１９４１年１月，严冬来临使鼠疫蔓延的趋势减弱下来。２月，鼠疫平息，农安的居民们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在此前的６个月当中，仅农安县城，就发现有３５３人发病，其中２９５人死亡。在整个农安县，还有更多的人成为１００部队实验的牺牲品。农安证明，鼠疫菌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细菌武器。
１００部队研究部的日本“科学者”把注意力集中在农安的时候，部队的另一些科技人员来到了长春城外的一个破败的贫民区。这个赤贫的居民区南距长春东门只有１公里远。日本士兵把贫民区的居民们驱赶到一起开会，由科技人员向惊恐的人们宣布：附近地区发现了鼠疫病人。他们安慰这些居民说：将为他们每个人作免疫接种，预防这种可怕的疾病。“科学家”们没有告诉这些贫民区的穷人的是：给他们接种的不是什么疫苗，注进他们血管里的液体中含的是鼠疫菌。
在接种之后不久，鼠疫笼罩了整个贫民区。住在这里的７００户人家大约５０００人被强行迁移到２公里以外的宋家洼子，这是他们的“临时家居”，他们要在这里一直住到找到永久居住地为止。旧贫民区被日本军一把火烧尽。虽然不知道在这次人为鼠疫爆发中死了多少人，但可以估计，在这样一个肮脏落后的生活区里，死亡率一定很高。
在战争结束的日子里，关东军司令部的一道命令销毁了长春细菌工厂和它的各个支队。
１００部队是在杀死了全部“犯人”之后才撤离长春的，这些“犯人”既有感染了病菌的，也有健康的，一个也没有放过。
实验动物大部分被消灭，有一小部分被留下来用于邪恶的目的。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０日，即在裕仁天皇发布投降诏书多日之后，１００部队２６３０支部的６名人员走进支部的一间马厩，他们用掺了鼻疽菌的燕麦喂马厩里的６０匹马，使它们感染鼻疽。这６个人然后把栏杆捣毁，把马匹向四面八方赶。“所有的马匹都四散顺着我们想要它们走的道向附近各村庄跑去。”
放出马匹的同时，成群的老鼠也从笼子里解放了出来。一些老鼠已经感染上了各种各样的病菌，也包括鼠疫菌。很快，在这个从前的细菌战死亡工厂周围３２公里的地域内老鼠泛滥，其中很多老鼠都是病菌的携带者。
１９４６、１９４７和１９５１年，长春及其周围地区鼠疫、鼻疽和炭疽连续爆发性流行。由于当时这个地区正在进行内战，医疗条件极其有限，瘟疫造成的伤亡特别严重。死亡率非常之高，而且直到１９５０年，长春部分市区及其周围城镇仍然无法居住。若松和他那一伙兽医、“科学者”们，给末日的“满洲帝国首都”留下了持久的影响。
（摘自《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定价：25.00元。社址：上海绍兴路54号，邮编：2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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