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６年４月底，司徒雷登从美国返回上海，花了半个多月时间处理完教会和其他事务后，本想立即返回燕京，但是由北平前来会合他的傅泾波建议：“何不顺道去南京看望一下你的老朋友、如今政坛第一号人物蒋介石先生？”
５月下旬，蒋介石伉俪像以前一样在私宅款待司徒雷登。“老乡啊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现在才来看我？看来你的气色和身体比去年在重庆时好多啦！”他们两人一见面就用浙江话讲个不停，话题多数离不开政治，却是有说有笑，绝无冷场。这样一来蒋夫人不免有点失望，趁着外国人到来说上几句英语，这本是她平生乐事之一，如今竟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幸好善解人意的傅泾波马上用英语向她问长问短。后来她终于有机会和司徒雷登交谈了，话题很快转到马歇尔身上。蒋夫人问司徒雷登：“你和马歇尔熟不熟？”司徒雷登笑答：“闻名已久，无缘识荆。”蒋介石立即建议：“那就去见见他吧！”不等司徒表态，蒋夫人立即打电话给马歇尔。“太好啦，久仰司徒雷登大名，欢迎立即移驾赐教。”马歇尔回答。蒋派车把司徒雷登送到马歇尔处，傅泾波则回到招待所。大约两小时后，司徒雷登回来了。他兴奋地称赞马歇尔真了不起，谦虚诚恳，见识渊博，目光犀利，特别是对中国局势的剖析切中要害。他庆幸如今调解国共纷争有人，中国的和平统一大有望焉！
这次司徒和马歇尔的晤面，蒋显得异常积极主动，可说是一手包办，当然不会是无缘无故的。马歇尔自从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１５日启程来华担任杜鲁门总统的特使调处国共两党纷争，经历过多番努力，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１日国共双方终于签署了“停战协议”，３月２７日国共双方又签署了东北停战协定，可是墨迹未干，几天之后国民党便在东北展开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已箭在弦上。其时正在美国的马歇尔闻讯即飞返重庆，挽救危局。由于那时明显地是国民党破坏不久前签署的协议，所以马歇尔在调处中更多地向蒋施加压力。
蒋先生真能沉得住气，任你来软的还是硬的，以武力消灭“共匪”的方针决不动摇，但表面功夫却做得十足。忽而由政府代表出面商谈，忽而由夫人宋美龄连续用英文写了两封亲笔信给马歇尔，但其内心滋味则“冷暖自家知”了。他在日记中有如下一段不足为外人道的慨叹：“近察马歇尔之心理及其态度，乃极以对共交涉之破裂或停顿为虑。时现恐怕与无法应付之情态，其精神几已完全为共党所控制，一唯共党之要求是从，无敢或违，凡与共党心理抵触之条件，皆不敢向共方试谈，其畏共之心理竟至如此。”之后，他在５月３１日的日记中更伤心地写道：“若以马歇尔最近对余之态度而言，诚令人绝望。”蒋马之间芥蒂日增。
正是在此前后，司徒雷登突然出现。司徒是蒋多年挚友，一向支持和推崇蒋氏，并甘愿为蒋奔走效劳。工于心计的蒋先生顿时省悟到：如果司徒见到马歇尔定能为他美言一番，而且今后可以成为他与马氏沟通的另一渠道，于是立即把司徒送到马歇尔处。估计当时司徒定会为蒋氏说一番好话的，但能对马歇尔产生多大影响就很难说了。不过蒋氏一心盼望的由魏德迈出任驻华大使一事，却由于他自己一手促成的这次会晤，于最后关头化作泡影。
由于马歇尔的请求，司徒雷登又多留了几天。第四天两人又再度长谈。临别时，马歇尔对司徒雷登说：“你生在中国，美国人把你当中国人，你的思想概念都已中国化，对于我这个对中国感到陌生的美国人来说你可以帮很大的忙。至于帮什么忙，你想想，我也想想，过一两天再见面。”过了两天，马歇尔又请司徒雷登前去，一见面就问：“你可不可以做驻华大使？因为我的使命是代表杜鲁门总统做特使，并无大使的任务。”司徒雷登婉谢说，他终生致力教育和传播福音，政治是外行，加以年老体衰而燕京又有不少事情一时难以摆脱。但他又表示，只要有助于中国的和平统一，他愿竭尽愚鲁，鞠躬尽瘁，并允诺马帅“随传随到”。随后马歇尔派专机送司徒雷登返回北平。
这次两人见面之后，司徒雷登确实为马歇尔做过点事。６月里马歇尔要求司徒雷登认真研究一下即将提交国民代表大会讨论的宪法草案，并任命他为研究该草案的四人委员会成员之一。司徒雷登欣然接受。
司徒雷登原以为“大使”一事可能是马歇尔一时兴到之想，经他一番解释已成过去。但不知何故，他似乎是有一种预感，“大使”一词不时冒上脑海，因而也着实思量过一番。大半个月之后，６月２９日马歇尔又派飞机把司徒接到南京。司徒一心以为马歇尔是想聆听他对时局的见解。碰巧那几天国共停火谈判濒于破裂，蒋氏已下令准备进攻。马歇尔全力投入抢救危局，无暇理会司徒，直到７月４日上午才请司徒立即前去。马歇尔见到司徒便通知后者，他已向杜鲁门推荐司徒出任驻华大使。司徒有点愕然，经过一番推辞后，勉强同意暂定任期一年。至于美国国会方面的手续，很快就顺利完成了。
马歇尔为什么要推荐司徒雷登？司徒雷登为什么又同意出任大使？笔者特意请教了傅泾波。
马歇尔在７月５日致国务院电中这样解释：“我需要这样一位大使人物的帮助，他能够立即在谈判双方产生一种高度的信任感……我之所以要求他出任，是因为根据所有在中国的知情人士，无论是美国人抑或是中国人之反应，他是一位占有独一无二位置的高度受尊重的外国人，他完美无缺的人格标准以及他一生５０年在中国所作所为是西方世界最好的一个榜样。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同样信任和仰慕他。不久前为他７０寿辰在北平举行的庆祝成了一项盛大活动。他大公无私，心中只有中国和美国的利益。”
司徒雷登自己则说过：“马歇尔当初之所以把我拉进他所致力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事业，是由于我享有自由派美国人之声誉，对全体中国人都心存友好，以及并无对任何派别和思想学派的明显偏爱。”但此外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二次大战结束不久，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辞职归国，遗缺一直没有任命。原因是杜鲁门把选择权留给马歇尔，以便他挑选一个能够配合他工作的大使。马歇尔原先意属魏德迈。魏在二次大战后期曾出任盟国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他的前任史迪威将军是位勇敢耿直的职业军人，曾率军浴血缅甸战场，战功彪炳。为了早日战胜日寇，他主张把美援军用物资公平地分给所有真正抗日的武装力量，包括共产党的武装部队在内。他又猛烈抨击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和无能，因而与蒋氏多次冲突，最后不得已去职。魏德迈不但为人圆滑，而且一向持反共观点，甚为蒋氏赏识。由他出任大使蒋氏自是求之不得，但共产党人乃至第三方面人士则强烈反对，认为无助且不利于和谈事业。马歇尔正骑虎难下，进退失据。这时司徒雷登自动送上门来，于是马歇尔立即改打司徒雷登这张牌。马歇尔深知，蒋介石虽然宁愿选择魏德迈，但却无法反对司徒雷登这样一位他公开宣称的老朋友；至于共产党方面，早已有了共识。所以当７月４日马歇尔正式要求司徒雷登出任大使时，司徒雷登曾笑问：“中共反对我不？”马歇尔蛮有把握地答道：“看来他们不会。”果然第二天司徒雷登打电话给周恩来，周第一句话是：“还是你呀，太好啦！你是公正的，有些美国人老偏袒国民党。可千万不能把军火给国民党，那等于你们杀中国人！”司徒雷登听罢不禁叹道：“周恩来辞锋犀利，切中要害！”
（摘自《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新华出版社2001年4月版，定价：20.00元。社址：北京宣武门西大街57号，邮编：10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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