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生命是什么？佛家讲：呼吸之间；道家讲：阴阳元气；儒家讲：不知生，焉知死；化学家讲：就是碳水化合物；生物学家讲：就是基因、细胞、染色体、碱基对等等；医学家讲：就是仍在呼吸心跳的肉体……
其实，从某种意义说，生命就是活力，就是激情，就是不老的青春，不倦的学习，不懈的追求和无休无止的行走……
那些成功的同志和那些爱思想的同志都有相同的特征，对人对物对世界对自然，都急于探究，无论默多克、野间清治，还是王小慧、米卢，乃至余秋雨、刘墉、郑也夫，不安份，不满足，行行复行行，似乎总有旺盛的巨大的驱动力。
默多克已经是古稀之年了，在２０世纪的半个世纪，他在传媒和娱乐天地中创造一个世界性王国。早年从报纸的记者干起，继而继承父亲的事业，开办新的电视台，创办澳大利亚首家全国性日报，在伦敦接管《世界新闻》，后来成为《约纽邮报》的新主人，又收购泰晤士报系，打入美国传媒业。８０年代以后他在美国的事业取得巨大发展，他使娱乐产业化，他挑战固步自封的美国电视网，他自称是“安全的国际主义者”，飞来飞去，东征西讨，精心打造着他积一生的心力和智慧而成的传媒帝国。在经济退潮中他殊死搏斗，拯救他的帝国避开灭顶之灾，他在强敌如林的竞争中不屈不挠，屡败屡战，永不言败，真正地不断进取。是什么在推动着鲁伯特·默多克充满激情不断向前？这本《默多克传》（威廉·肖克罗斯著，世界知识出版社）中有详细的记述。
日本的讲谈社在书业界鼎鼎有名。它已是百年企业了，以出书品质优良、经营有方、规模巨大而闻名遐迩。野间清治是讲谈社的创始人，他被称为世界书业界传媒界的“松下幸之助”，是东方的早期传媒巨擘，他的经历无疑对于成长中的中日书业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野间清治传——讲谈社和经营神话》（野间清治著，接力出版社）一书包括了野间清治传、修养百谈、野间清治年谱等三个部分。
野间清治也同样是对管理对人生都有深刻理解的实践型思想家，他的“修养百谈”谈到关于为人处世、适应、信仰、逆向思维、协调等方面的感悟，甚至包括赚钱的要谛。讲谈社至今仍遵奉的三大社训也是野间清治的创造，即“浑然一体”、“诚实勤勉”和“充分思考”。这与我们许多企业千篇一律的“团结拼搏，开拓创新”相比，个性和深刻性都不同。
《中国古建筑二十讲》（楼庆西著）是三联书店“二十讲”系列图文书中的一种，作者从丽江古城在地震时“墙倒屋不倒”说起，根据不同建筑类型进行分析，分别讲了北京古建筑，从四合院到紫禁城，从兵马俑到清陵、祭祀建筑、祖庙与祠堂、佛教建筑、伊斯兰教与清真寺、皇家和私家园林、院落住宅、乡土建筑以及古建筑和风水、梁思成与中国建筑等二十个专题。描述细腻，文笔轻松，有好说好，有误说误。楼先生是梁思成先生的高足，现为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
“翠花，上酸菜。”
这是雪村著名的音乐评书段子《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的结束句。今年雪村的磁带和ＣＤ卖火了，甚至还上了亚马逊的排行榜。和很多演红了唱红了的人一样，雪村也出了一本书，就叫《翠花，上酸菜》（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把他的家底用口述实录的方式抖落出来。雪村自称“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亲外甥”，他带给我们一些听觉上的乐趣。人有平庸和通俗的权力。
中国男足歪歪扭扭地出线了，毕竟结果挺好的。
几个月来，围绕着《体坛周报》女记者李响的话题一直没有停止过。李响所著《零距离——与米卢的心灵对话》（知识出版社）的出版又激起一阵反响。也许正是那些流言家与批评家让李响与米卢走得更近了，是他们把这两个人推到了“一条长凳上”，大家都看见了李响转会的身价是１００多万（一说３００万元），却没有看到她身上的异秉，能够做得好，必有过人之处，她让我们看到了活生生的米卢和自己，仅这一点，就足矣。
同样“响亮”的余秋雨这两年总在路上，先是千禧之旅，走上古文明之路，后是欧洲之旅，东南西北欧都曾履及。《行者无疆》（华艺出版社）是他欧洲之旅中的札记，依然是余秋雨式的视觉和感喟，依然是学术式的说理和抒情。余秋雨喜欢用“历史、伟大、精致、优雅、流浪、古典、壮丽、肃穆”等大词，因此也就往往让人觉得他的体悟个人性太少，又过于沉潜于寻找严肃和宏大的意义。所以有时我们读者很个人的“小痒”他就挠不着了。但余秋雨毕竟是有着强烈人文情怀的文化观察家，到底老将手段，文字的功底和力度，氛构和营造和联想，还是沉甸甸的。
现在能够出国的人多起来了，求学、旅游、考察、谈判、打工等等，不一而足。坊间这种游历“西洋景”走马观花的书也有很多。但还是有些地方不是那么容易去的，比如安理会和各国的边远民族聚居区。
陈伟雄作为一个外交官曾在联合国安理会工作过５年多，近来他出版了《亲历安理会》（经济日报出版社）。作者很幽默，能从平凡的事情中看出乐儿来。他在书中披露了安理会内部的结构机制、日常工作和各种人物，让我们看到寻求“大同世界”是多么不容易，个中的细节在令人捧腹之余又令人玩味。
挫折和变化是人人都能碰到的，但并不是人人都能适应和应变的。《谁动了我的奶酪？》（〔美〕斯宾塞·约翰逊著，中信出版社）是一本应对变局的书。据称这本书在全球的销量已超过２千万册，有许多大型的跨国公司将它作为员工的培训教材。这是一则看似异常简单的寓言故事，说的是灾难和变化来临的时候不同的人的不同反应和不同的应对方法。对于国人来说，ＷＴＯ的来临，我们过去很多的“奶酪”会被拿走或被藏匿，但同时我们也会随时发现一些藏着“奶酪”的新空间。
教育问题一直是中国这几年的热闹话题。一方面，教育的问题多多，应试教育、体罚、学生负担、教材粗制滥造、拖欠教师工资、教师素质问题等等。另一方面，据我所知中国学生的素质和国际形象却日益良好，许多人认为中国式的教育有很多可取之处。《先有鸡，先有蛋？——透视中国教育》（杨支柱编，中国民航出版社）集纳了近年发表的有关文章，涉及成长的苦恼、考试是非、高等教育和学术腐败等话题，又从历史的角度和国际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教育。
刘墉是作家又是画家，是在市场规则和商业操作中成功的专业写手，他的书以及他儿子的书都很畅销，他异常聪明地找到了个性叙写和大众阅读之间的契合点。他的创作原则是“为自己说话，也为时代说话”。他的近作《成长是一种美丽的疼痛》（接力出版社）是以女儿为对象的励志家书，从中看见刘墉温柔而细腻的父爱。
“绿色前沿译丛”是上海译文出版社新近推出的一套环境思想的精品。对环境问题的思考如按绿色的深浅来分，可分为深绿色和浅绿色。浅绿色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一次环境运动的主要方向，即建立在环境与发展分裂的思想基础上的；而深绿色则是９０年代以来的环保主题精神，即将环境与发展作系统性、整合性思考。这套书是对环境进行深绿色的，包括《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超越极限——正视全球性崩溃，展望可持续的未来》、《最终的安全——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转折点——增长范式的终结》、《生活在极限之内——生态学、经济学和人口禁忌》以及《商业生态学——可持续发展的宣言》，从书名即可看出它们不是泛泛地打一个“绿色”的旗号，做浅薄地庸俗化理解的环保著作。
在许多人看来，郑也夫不像书斋里的学者，倒更像媒体学者，他的研究也常常具有时新性。《代价论》、《走出囚徒困境》、《礼语咒词官腔黑话》、《游戏人生》大都属于泛社会学的研究，而且郑先生还善评足球，关注时事，头些年他与樊纲关于私人小汽车之争，至今让我们依稀记得他的猛烈入世姿态。他积数年心血写就的《信任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也是有本于现实社会和信任危机，他从学理和历史中溯源，探寻信任的历程，甚至涉笔采信生物学动物学领域，从中可以看出他对社会普遍“失信”的焦虑。其中关于“杀熟”一章尤为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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