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哲学以其体系的恢宏严密、思想的博大精深和为反动的普鲁士国家的全面辩护不仅成为普鲁士的官方哲学，而且几乎成为一个时代的“绝对精神”。但就在黑格尔哲学如日中天、他本人甚至被看作“哲学教皇”的时候，此时还默默无闻的叔本华却向老黑格尔发出挑战。
1818年，年仅三十的叔本华几经周折终于自费出版了与黑格尔哲学体系截然相反的巨著《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虽然这部书在当时并未引起更多的重视，但雄心勃勃、无所畏惧、充满自信的叔本华却在柏林大学把自己的哲学讲座与黑格尔的讲座安排在同一时间，以一比高低。结果，来听讲者一直寥寥无几，最后不得不取消讲座。对于这次失败，自视甚高到几近狂妄的叔本华肯定一直耿耿于怀，从十余年后（1844年）《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再版序言中，就可明显感到这一点。
在1818年简短的初版序言中，叔本华只是平实地概括介绍该书的主要内容和提醒读者一些注意事项。然而在1844年篇幅不小的第二版序言中，叔本华对哲学的作用、哲学家的地位等大发感慨，虽未点名，但矛头明显指向黑格尔。尽管黑格尔已于1831年死去，叔本华的忿忿之情仍然溢于言表：“我的哲学刚一出世，哲学教授们就以他们的机智和准确微妙的手腕，识出了我这哲学和他们的企图毫无共同之处，甚至是对于他们有危险性的东西；通俗说来，就是同他们的那些货色格格不入。”“哲学教授”是指黑格尔及其崇信者，叔本华指责这些“哲学教授”们以“无视”来扼杀他的哲学，“这种静默手段的影响，由于他们为了同伙们新生的精神产儿互相祝贺的疯狂叫嚣更加强了”。他声称自己的哲学是“没有顾虑，不提供生活条件，深入沉思的哲学。它的北斗星仅仅只是真理，赤裸裸的、无偿的、孤独无偶的、每每被迫害的真理。”相反，那些“哲学教授”们的哲学只是一种谋生的职业，“也即是那善良的、可资为生的大学讲坛哲学”。这种哲学“身背着百般意图、千种顾虑的包袱，小心翼翼地蹒跚而来，心目中无时不存着对天主的惶恐，无时不考虑着政府的意向、国教的规程、出版人的愿望、学生的捧场、同事们良好的友谊、当时政治的倾向、公众一时的风尚等等等等”。之所以如此，在他看来是因为“没有一个时代对于哲学还能比这样可耻地误用它，一面拿它当政治工具、一面拿它作营利手段的时代更不利的了。”对黑格尔哲学成为普鲁士国家官方哲学，他进一步攻击说：“政府既拿哲学当作达到国家目的的手段，那么，在另一面，学者们就视哲学讲座为一种职业，和任何能养活人身的职业一般无二了。他们竞奔那些讲座，保证自己有善良的意愿，也就是保证其意图是为那些目的服务。他们也果然遵守诺言。所以，给他们指示方向的北斗星，不是真理，不是明澈，不是柏拉图，不是亚里士多德；而是雇佣他们来服务的那些目的。这些目的立即成为他们分别真伪、有无价值、应否注意（什么）两两之间的准绳。于是，凡是不符合那些目的的，哪怕是他们专业里最重要、最杰出的东西，就或是受到谴责，或是谴责有所不便，就采取一致加以无视的办法来窒息它。”（《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译本第9—22页）显然，他认为自己当年哲学挑战的失败，便是因为追求“赤裸裸”的真理而被那些以哲学谋生的“哲学教授们”的“一致无视”和普鲁士政府的谴责所窒息的。
平心而论，在黑格尔已去世多年的情况下还对他进行如此激烈的指责的确有失厚道。但在这种充满忌妒和个人恩怨的激愤偏颇中，却又不无洞见。哲学是有关“智慧”的学问，不过这种智慧不是一时一事的“生存技巧”，不是“思维术”，而是有关生命、生命意义的本体存在。所以，哲学不应该是哲学家的工作、职业，不应该是谋生手段，应该是哲学家生命意义的凝结。
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也一直认为黑格尔是抽象王国中的巨人、现实社会中的侏儒，在哲学上是“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在社会生活中却是一位典型的“德国庸人”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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