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美国国会由众议院和参议院组成，但这两部分一直都很难融合地共存。国会创建之初有过一个相对平和的时期。那时候，两院成员尽管在立法会议上各持己见，针锋相对，但私底下，大家交情深厚，互相信任，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开诚布公地讲出来；然而现在两院成员之间缺乏信任、勾心斗角，为了打击对手什么肮脏的勾当都做得出来。
国会总是对外宣称自己是一个民主平和的机构，每件事情都进行得井井有条，每位成员也都彬彬有礼。但事实是怎样的呢？1808年，参议院议员乔治控告众议院议员贾登尼尔有欺诈行为，不久他们在郊外进行了一场格斗，结果贾登尼尔身受重伤。1985年，有“金袖子拳师”称号的众议院多数党领导人怀特就威胁过共和党代表朗戈和沃克，扬言要把他们打得满地找牙。1856年5月，废奴主义者萨纳在发表演讲时，突然被参议院议员布鲁克斯用藤条袭击，造成萨纳身体重创，失去工作能力三年。令人气愤的是，布鲁克斯不仅没被处罚，还连任议员。更早一些时候，鞭子、藤条和手枪在两院随处可见，例如1850年，一位众议院议员藏在桌子里的手枪不小心走火，一下子就有三四十支议员们私藏的手枪被查出来。1888年，在讨论富人是否可以雇佣囚犯参军这一法案时，众议院议员伍赫跳到参议院议员英格斯面前，对他破口大骂。在1995年9月，民主党人三次把对手共和党人比作“纳粹”和“法西斯”加以攻击。1996年1月23日，克林顿召开了一次两院联合会议，当克林顿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共和党人讥笑、咒骂，甚至朝电视扔东西以示愤怒。
电视的涉入对国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79年，电视开始直播众议院会场情形；1986年，电视又进入了参议院现场。对此议员们大多持否定态度。众议院议员安迪逊说：“我认为电视对众议院来说是巨大的灾难。会场的435台摄像机把这里的消息传播出去，会议上讨论的细节也可以在晚间新闻中看到，毫无隐私可言。特别是众议院规定讨论议案时，每个议员都有一分钟的电视演讲时间，给人的感觉就是议员们争先恐后地在吹捧自己。”前参议院秘书布郎特也说：“电视破坏了我们所熟知的立法程序。为了打击对手，议员们都会争先恐后选择黄金时刻发表政治宣言。”电视演讲为议员们提供了他们互相攻击、互相谩骂的舞台，他们想的就是如何借电视之便给对方难堪，揭露对方丑闻。
虽说电视对两院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它并不能真实地反映两院的情况。直播众议院情况的C-SPAN1频道可以覆盖6300万家庭，直播参议院情况的C-SPAN2也可以覆盖3900万观众，但是C-SPAN的创始人兼主席兰博说，观众以为他们在电视上见到的是事实，实际上国会对播出的内容限制得非常厉害。不管是参议院还是众议院，议员们在镜头前永远摆出一副严肃端庄的模样，但是只要一关摄像机，他们马上嬉皮笑脸、丑态百出。国会大厦警察詹德说：“如果人们看到他们所选出来的国会议员在会场下是怎么样的嘴脸，他们肯定不会投下选票。”
由此可见，国会议员的素质高不到哪里去，在国会立法选举时，他们中的大多数甚至都搞不清楚程序。前众议院首席执行官弗克纳说：“我们中的很多人连关于国会职能的基本常识都没有。”国会开会时，原本规定两院的摄像机只用于拍摄正在演讲或是主席台上的议员，但却经常偏离主题，互相拍摄下面对方议员们交头接耳或做小动作的样子，好让对方出丑。结果导致两院一直以来都坚持各自拍摄，互不干涉。两院议员还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播出内容。众议院一播“为印度农村中学捐款”的纪录片，参议院就马上推出“建立索马里儿童救助基金”的系列；参议院播出某位众议院议员接受贿赂的片段，众议院就会相继推出参议院某位议员嫖妓的场面。
参议院到目前为止还保留着一些传统的办公用品，而众议院则是紧跟时代潮流，一切设备均已现代化；进行选举时，参议院仍需手工计票，而众议院则采取电脑计票；众议院的成员多是代表某个地方性团体，所以他们在处理问题上都带有地域性的特点，目光比较狭隘，而参议院成员的选举则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所以在处理相同的问题上，参议院比众议院考虑的要更周全些。曾在众议院任职的坎贝尔说：“参议院是一个相对开明的地方，在这里你可以充分发表你的言论，而在众议院，你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受到律法委员会的监督。”
不管是参议院还是众议院，都要受到一定法规的制约。众议院的法规由众议院律法委员会制订，律法委员会内部常常争得你死我活。与众议院相比，参议院要温和得多，在这里，每个人都有充分发表自己观点的机会。但是现在，参议院也逐渐有向众议院模式发展的趋势。
团队精神对国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然而这里的每一个议员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要让他们合作，简直比登天还难。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人克纳戈说：“我在观看CNN关于国会的新闻时，总感觉两院之间的争吵有些离谱。就连医药食品管理署的改革这种小事情两院都很难达成一致。”
不同党派的议员成为朋友更是不可能的事情。曾于70年代担当共和党要职的科里说：“我以前在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有很多亲密的私人朋友，那时候我绝不会因为有另一党派的朋友而被同事怀疑或攻击。现在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两个党派是水火不相容的，而跨院交到真心朋友也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一位在参议院工作了数十年的议员说：“过去两院议员们都把对方视为工作上的好伙伴，不会让偏见左右自己的决定；现在他们却都心怀鬼胎，对对方的一举一动都采取高度戒备。”试想，这样的国会又怎么能做出一项真正好的决策来呢﹖
渴望免费
长时间以来，议员们理发都是免费，直至20世纪70年代，国会开始收费，男士理发每次10美元，低于华盛顿一般的收费水平，女士则为28美元，也是比较便宜的。
理发师们比选民更知晓这些议员，有30多年经验的理发师库舍尔回忆说，国会议员时常抱怨理发室没有给他们带来足够的收入，但恰恰是他们影响了理发室的生意。比如加利福尼亚民主党人、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的参谋团的头儿帕涅塔就是其中一个，他是国会大厦管理委员会的主席，负责管理理发室。
库舍尔继续回忆说：“在帕涅塔上任主席后，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有别的办法可以赚到更多的钱吗﹖’我说，很高兴你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曾四次提出要来理发，但前三次没来，我又不能接别的生意……钱从何而来﹖帕涅塔又问‘这种事情能有几次﹖’我说‘经常发生’，他就不再言语了。”
尽管理发的价格已经低得出奇了，但一些议员仍试图让管理委员会免去所有的理发费用，“许多议员不给小费，”库舍尔说，“他们中很多人觉得那是理发师们应该做的。”
为议员们理了几十年的头，库舍尔对他们并没有多少敬意，因为他们空话连篇，自己失意的时候，则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
“即使他们进来的时候很友好，但只要呆一会儿，就原形毕露了。”库舍尔说，“事实上他们已养成了使唤别人的习惯，不理解在这儿工作的人也是人。”
不说谢谢也不给小费
像理发室一样，国会餐厅和自助食堂长期以来享受纳税人的津贴，除了向公众和工作人员开放的自助餐厅外，众议院和参议院在国会大厦各自经营着仅供议员使用的餐厅，参议院有一个可让议员带客人去的餐厅和另一个装饰着水晶枝形吊灯的不让人打扰的内餐厅。在这里，议员们通常分在两个区域用餐，一边是共和党人，另一边是民主党人。
罗伯特·帕克一直担任参议院餐厅的总管，直到1974年结束。在这期间，他除了管议员们的吃以外，还得帮他们招女郎。
1985年以后，科恩开始在两个餐厅为议员服务，像帕克一样，科恩也同样为议员提供个人服务。他已经送了很多瓶酒给像泰德·肯尼迪、多德等“秘密议员”。
“当多德办公室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小姐在做客，”科恩乖巧地说，“我就拿上两个杯子。”
参议院餐厅和众议院餐厅每天都供应土豆汤。鸡肉面条汤也是长期供应的，原因是弗吉尼亚州的共和党人约翰·Ｗ·华纳喜欢它，而他是立法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的议员，管理着餐厅，餐厅得想着法子来取悦他。
有人说纽约州民主党人丹尼尔让人难以理解是因为他喝酒的缘故。
科恩说：“他进来时已经喝了酒，可能是两杯红酒。不过仍然是理智的，因为任何时候他嘴里边说的都是钱。很快他变得迷迷糊糊的，你不懂他想要什么。当然并不是每天都这样，但大部分是，其他议员对此已见怪不怪了。”
约翰·科里，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人，最近和特蕾莎·赫兹结婚了，后者继承了一家 拥有7?6亿美元资产的食品公司。在和马萨诸塞州官员讨论时，科里谈到自己的经历：很有同情心地“坐在某个厨房里”倾听贫穷的问题。
但是科恩说，科里的同情仅在于电视演播室。他付的小费少得可怜，只有1／10或更少，但与众多从不付小费的议员相比，他还算好的了。
事实上，据众议院1991年发布的报告显示议员们在餐厅的花销足有30万美元，但在小费问题上却计较得很。科恩说：“吃午餐时他们给你两美元，吃晚餐时他们给你两美元。”
作为众院议长，纽特·金里奇经常被邀请到参议院的“内餐厅”做客，据科恩说，金里奇不理会别人的帮助，从不说“请”或者“谢谢”。这种现象在国会再平常不过了。
（摘自《海外星云》200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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