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信用，笔者不由想起了莫里·施瓦茨教授的实验。莫里·施瓦茨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教授，许多中国人对他的了解是通过《相约星期二》这本书才知晓的。这位善良睿智的老人给学生上的最后一门课是讲解人生，一共上了14周，而最后一周是老人的葬礼。每逢周二，他的学生米奇·阿尔博姆便从1000多公里外的城市乘坐飞机赶到老师的病榻前聆听教诲。教授去世后，学生将听课笔记整理后交付出版。未曾想，这本书立即在美国引起巨大的轰动，连续44周名列图书排行榜。
这本书让笔者感触最深的是莫里教授所做的实验。一次，莫里让学生们站成前后两排，前排的学生背对着后排的学生。随后，教授让前排的学生向后倒去，由后排的学生将他们扶住。实验中，许多同学只是稍稍向后倒了几英寸便收住身子。为什么？同学们答道，怕真的倒下去后面的同学接不住，摔着自己。从表面上看是怕挨摔，若从深层次上分析，则是心理上存在有疑虑和戒心，不相信别人能够保护自己。莫里教授对此说道：“如果你想要别人信任你，你首先应该感到你也能信任他——即使你在黑暗中，即使你是向后倒去。”莫里教授的实验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人的内心深处对外界会产生一种恐惧心理，产生一种不信任感。正是这种恐惧心理和不信任感，造成了人们彼此之间难以合作。而一旦消除了这种戒备心理和不信任感，就会产生和谐的互助，就会有互利式的合作。
在商品经济中，人们之间的这种相互信任关系，通过彼此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来体现，就构成了现代经济社会的信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也就是信用经济，而信用的前提是彼此之间相互信任。其实，在商品经济的运转链条中，无论是生产、交换，还是分配、消费，哪一个环节也离不开信用。如果说债权债务是信用的低级形式，那么股权期权则是信用的高级形式。就拿困扰国内企业多年的“三角债”来说，本质上也还是一个信用失效问题。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操守一旦失效，为了能够维持生存，保证经济运作，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必然要寻求朋友、同学、老乡这类私人关系，或是亲属、家族这类血缘关系的保护与支持。当前社会上流行的“五大铁关系”之说，即“念书同过窗，插队同下乡，当兵同扛枪，受贿同分赃，腐败同嫖娼”。除去后面两个有“一损俱损”的利害关系外，其余三个皆是上述所言的因素。
信用不仅体现着相互信任，而且也体现着道德的教养，良心的承诺。在荷兰曾发生过这样一段历史：
16世纪末，为了打破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对印度洋航线的垄断，同时也为了攫取更大的利润，荷兰人试图寻找一条属于自己的通往中国和东印度群岛的航线。1596年，荷兰人组织了一次探险航行。在这次航行中，威廉·巴伦支成为了举世瞩目的英雄，北冰洋西面的海洋也以他的名字命名。但是，让笔者久久难以忘怀的并不是巴伦支那传奇般的探险经历，而是那些无名水手们的诚实与信用。
探险队启程前，阿姆斯特丹市的商人们，把一些准备与中国进行贸易交换的货物装上航船。当探险队抵达北冰洋后，夏季结束，使得探险船被冻结在冰水中。全体船员被迫登陆，他们在新地岛上自己动手修建了木屋，苦苦地等待春天的来临。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在饥寒交迫的困境中，一些水手由于饥饿和患病而不幸死去。第二年冰雪刚刚融化，探险队就迫不及待地踏上了归途。但是，麻烦接踵而来：长时间冰块冲撞与挤压，造成了帆船破损，所有船员只得浸泡在齐腰深的冰冷的海水中。可“即使在这从死神边挣扎逃出的绝望时刻，船员们依然带着那些他们原打算同中国人做生意的货物”。当水手们获救上岸后，他们所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把这些货物都开包、晾干，以便在尽可能好的状态下再把它们带回阿姆斯特丹。”（《房龙论人》）尽管此时水手们衣衫褴褛，不少人身患重病，在海风中瑟瑟发抖，但没有一个人动用铁箱中的衣物。
1597年10月29日，探险队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这些深入到极北海域的探险队员早已财尽囊空，但临行前商人们所托付的货物却全都完璧归赵。这些水手们身上所体现出的信用使命感和忠诚感，这种道德的约束，良心的承诺，就是信用的力量。可以说，没有这种信用，就没有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发展。笔者以为，商品经济之所以能够跨越国界，使整个地球成为统一的大市场，让彼此互不相识的人们能够心甘情愿地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商品，它的力量就在于信用。有了信用，彼此间才能够以诚相待；有了信用，彼此间才能够沟通、合作。正如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言：信用“它不单是那种到处可见的商业上的精明，而是一种精神气质”。“诚实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可以保证信用”，而“信用就是金钱”。
在市场经济中，信用这种资源，不仅需要用道德与良心来维护，而且也需要用法律制度来监管。作为每一个在法治规范下生活、工作的公民，都有尊重法律、服从法律的责任与义务。这种责任与义务，体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观念与文化观念。或许古希腊历史上苏格拉底誓死不越狱的史实，能给我们以更多的思考。
作为著名的学者、哲学家苏格拉底是一位崇尚真理的智者，尽管此君“鼻梁塌陷，衣着邋遢，其貌不扬”（房龙语），但他聪颖异常，机智善辩。作为口头“专栏作家”的苏格拉底，非常喜欢运用“辩证法”在公共场合讥讽当时雅典社会的贵族。不过这种苏氏“辩证法”与我们现在的辩证法截然不同，它分为“讥讽术”与“助产术”两部分。严格地讲，这是一种很阴损也很伤人的辩论技巧。具体而言，首先是“讥讽”，辩论者向对方请教学问，好像自己什么都不懂，有点冒傻气的意思；然后通过层层设问，步步陷阱的手法，使对方在洋洋自得中逐渐暴露自己观点中的前后矛盾，以达到发问者讥讽的目的；最后，辩论者顺势回马一枪，直截了当地告诉对方：“其实，你对这些问题也不懂，还是让我来解释刚才所讨教的学问是什么。这个学问虽说在你心里，可你想不起来，还是让我来帮助你回忆，就像帮助你生孩子一样。”于是，开始“助产”。苏格拉底这一招，叫人防不胜防，也让当时许多地位显赫的贵族下不来台，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就苏格拉底个人而言，他是古希腊思想界的开拓者，马克思对他的哲学思想曾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它们还继续供给我们以艺术的享受，在某些方面还作为一种标准和一种不可企及的规范。”
公元前399年，古希腊雅典检察官墨勒托斯等人，罗织罪名，指控苏格拉底对诸神不敬、蛊惑青年，将他关进监狱，并且判处死刑。按照当时雅典法律的规定，在去戴洛斯岛朝拜阿波罗太阳神的圣船未归来之前，不能对苏格拉底执行死刑。因此，苏格拉底至少有一个月的缓刑期。在此期间，苏格拉底的朋友和学生准备帮助他逃出虎口，其中一位就是他最好的知己克里同。克里同想尽办法说服苏格拉底，向他讲述雅典法律如何荒诞不经，如何有失公正，而遵守这样的法律又是如何迂腐。但苏格拉底不为所动，视死如归，誓死不越狱。
苏格拉底的做法，在常人眼里简直不可理喻。苏格拉底认为，自己是雅典公民，有义务遵守雅典所制定的法律。作为雅典城邦所制定的法律是指导全雅典人生活的最高准则。即使法律作出的判决不对，也不容许违背法律。因为错是在某些控告人，而不在法制本身。从道德、伦理的角度审视，对人而言，首先要有坚定的信念，而这种信念又必须以诚为本。离开了诚实，对谁都言而无信，也就失去了做人的基础。人们之所以要法律，就是希望在社会交往中有一个衡量与裁决的公正尺度，希望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如果借口某些法律不好，逃避法律的约束，将会导致社会的混乱无序，造成目无法制的强权与暴力。
苏格拉底誓死不越狱，是因为他相信法律的正义性，不愿意以欺骗的方式对待法律，这也是西方法制文化在他身上的体现。为此，他甚至表示：“就是那些人要使用比现在更加残酷的手段，如监禁、没收财产、杀戮等，我也不愿意逃跑。”
所以，虽说信用是现代商品社会的本质，是金融制度的基础，但若追本溯源，信用的背后其实是一种文化的反映，是一个民族素质的沉淀。当人们把“有权不使过期作废”、“有便宜不占王八蛋”这类贪赃文化奉为天经地义、作为价值取向时，这个社会肯定会由于缺乏公信而无法做到公正、公平、公开，肯定会由于公信的崩溃而产生普遍的投机心理和贿赂心理。这时候的市场绝对是一种被扭曲的畸形的市场，而商品交易只能是一种黑幕交易，或是地下交易。而一旦市场不如赌场，（至少赌场还有游戏规则）必然会出现权势者“黑金”泛滥，腐败横行，投机者欺世盗名蒙骗公众，造假者蔑视法律为所欲为，整个社会经济系统就将面临崩溃。此时，社会上的各个利益集团为了各自的生存，必然要与黑道联手，依赖恶势力的游戏规则行事。
（摘自《经济学家茶座》第5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版，定价：10.00元。社址：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邮编：250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