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搬家，将一套《明史》寄放到我的办公室，就偷闲抽出几册读读。上个月到曲阜旅行，登石门山瞻仰孔尚任读书处，忽然渴念起《桃花扇》中的词藻，归后就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旧刊本彻夜重读。读书随就这些不期而至的缘份，很得趣味。明朝并非善终，《明史》就写得沉重；《桃花扇》亦写明史，也很沉痛：两者正可以参看，文史互证。
《明史》中我格外留意的是第255卷“二周”——刘宗周、黄道周——列传。二人都处明朝危难之世，他们的情怀与见识，他们与时局、人物的互动就显得很有张力。赵园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中称刘宗周为“一代大儒”，对他以发展儒学为己任的“气量与现实感”很赞叹，我也有同感。在明末那一夕三惊的多事之秋，能够以不动如山的心志坚持道统、弘继文明，并鼎力以高远的文化诉求匡扶世道的倾覆，是非得有非常的大英雄气的。可惜刘宗周和他的祖师孔子一样也是个失败的英雄，终其一生也文化未张、救世不成；他甚至还没有孔子幸运，孔子还得寿终正寝，而他却在无限伤痛中绝食二十三日而死。这也是历史上每每出现的悖论：越是人心崩坏就越需要文化来修复，但当此最需要文化的时刻人们已没有耐心来建设文化了。人们仓惶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只想用急功近利之策解救眼前之困，哪怕是饮鸩止渴都在所不惜，这时候你来对他讲修文培学、虑远治本，他岂止当你是迂阔，简直要视你为寇仇了。结果往往是越急越乱，越挣越紧，最后在挣扎未已时沉沦。明朝就是这样灭亡的。崇祯十四年烽火遍地之时刘宗周上奏建言三事：“一曰明圣学以端治本，二曰躬圣学以建治要，三曰重圣学以需治化，凡数千言。”皇帝朱由检当然没有真正实行。如果朱由检果行刘宗周一贯的主张能不能救亡呢？我们当然无法假设，但从明朝亡国的结果看至少朱由检的急近之政未能奏效。
细观刘宗周的言行，大有可回味者。朱由检上台的第二年，刘宗周就上疏批评他：“陛下励精求治，宵旰靡宁。然程效太急，不免见小利而速近功，何以致唐、虞之治。”这是说皇帝虽勤政但终于是小朝廷的行止，没有治追唐虞的大格局。这篇奏折在一一例举了过份急功近利的弊政之后，结尾处又对朱由检严辞相责、正色相励：“陛下求治之心，操之太急。酝酿而为功利；功利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不已，积为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潜滋暗长而不自知者。诚能建中立极，默正此心，使心之所发，悉皆仁义之良，仁以育天下，义以正万民，自朝廷达于四海，莫非仁义之化，陛下已一旦跻于尧舜矣。”崇祯八年刘宗周仍持此论向皇帝没完没了：“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严，布令太烦，进退天下之士太轻。”崇祯十四年王朝告危，他又面斥皇帝执政以来的短视与短期行为：“十五年来，陛下处分未当，致有今日败局。不追祸始，更弦易辙，欲以一切苟且之政，补目前罅漏，非长治之道也。”朱由检为之动容，向他请教道：“前不可追，善后安在？”不过，朱由检终于还是吃他不消，不久就在盛怒之下将他削职为民，只是因为阁臣的恳求才没把他交刑部议罪。
今天看来，刘宗周把文化尽归为仁义之教不免偏狭，他曾反对采用西洋人汤若望的火器也可称是僵化。平心而论，崇祯皇帝在万方多难之时行急功近利之事也是人之常情。然而，我们为历史人物所惋惜的也正是他不能脱离人之常情而有过人之识与惊人之举。同样，尽管刘宗周有他的局限，但他以涵养文化来消弭祸乱、以谋远来济急、以日积月累来求效的思路却有本质上的正确性，他极力反对急功近利可算是切中时弊，大有国士之风。急功近利与短期行为往往欲速不达，适得其反，自断生路。至少，刘宗周的文章气度在人手忙乱、人心动摇之际向世人演示了一种从容不迫的定力。
崇祯朝未能固本，明朝就现出落花流水般的败相，不仅刀兵不息，士大夫内心的文化秩序也迅速恶化。《桃花扇》中复社文人自命清高、自鸣得意，耽于党争，不容曾为魏党的阮大铖悔过，骄横得见面就对他大打出手。等到马士英、阮大铖辈在南明朝得势，他们也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死心蹋地地倒行逆施起来。《桃花扇》第二十一出马士英的独白活画出此辈内心：“那朱紫半朝，只不过呼朋引党；这经纶满腹，也无非报怨施恩。人都说养马成群，滚尘不定，他怎知立君由我，杀人何妨。”直成一鬼魅世界。
南明的弘光帝在孔尚任笔下以喜剧终了，被当成“皇帝一枚”奉送出去了。他倒是省却了急功近利之弊，但他索性就袖手一无作为，好像半壁江山的丧失与他无干；他倒是有些亲近文化，但他只是把文化当成一己的逸乐。《桃花扇》中写及阮大铖所作的《燕子笺》被弘光帝所“大悦”而命大肆搬演，《明史》中也载刘宗周进谏弘光帝批评他“土木崇矣，珍奇集矣，俳优杂剧陈矣”。弘光帝改尽崇祯皇帝的缺点，但估计这种改正让刘宗周啼笑皆非，欲哭无泪。用一种更荒谬的偏差来纠正偏差，于此历史显示了它残酷的幽默。——而我们后人也正是在对这种复杂历史的领悟中达到心智健全，精神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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