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里人们的心情很松弛，虽然户外有时时掠过的风沙，但书店里也还有很多人，随便走走，新书不少，但特别扎眼又特别能留人驻足的书不多，许多书内容和设计更多地趋近时尚流行，但能留存的干货都需要很是费劲才能咂摸出来。
王安绝对是财经类写手中的异数，翻开他的《老大中国 为何步履沉重》（中国工人出版社），光从目录上看《范仲淹和钱广手拉手》、《出多少血能喂饱蒋介石》、《怎样赚到掌声》、《活着都不怕何怕WTO》、《举首望明月 低头数小钱》、《为馒头服务》、《软了伟哥》、《卖女孩的小火柴》、《不当乖孩子成不》……有些题目歪七扭八，唬得你一愣一愣的，但骨子里，王安却是极为严肃，甚至还充满了终极关怀。张维迎形容王安：“是用故事讲经济，碰到政治，往往要调侃，透着聪明。”但王安的文章有时如国画长卷，视点太散，放一枪就跑，语焉不详，让人有一头雾水之感，还可在亦庄亦谐上偏“庄”一点。
港台有几位写经济随笔的好手，张五常、林行止、高希均，熊秉元。熊秉元写文章完全符合那句老话，“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他的文章遣词用字非常口语化，他说：“我描述的世界就是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呼吸的世界；我希望使用最晓白的词句，让每一个人都能明确认识和掌握我的叙述。”
传媒业号称是最后的暴利产业，孙燕君的《报业中国》（中国三峡出版社）就是记录和分析近年中国报业变化的书。其中着重写了广州报纸、北京、成都、西安的报纸竞争，也写了都市现象，财经报纸的崛起和行业报的衰微，关注了报业集团的状况。报业的局势波谲云诡，商机危机同在，机遇挑战共存。
在中国20余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温州”一直是一个热饽饽，《温州悬念》（胡宏伟 吴晓波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书对温州这20余年的路进行了总体描述，讲述了温州新生代企业家阶层与政治的颇为微妙的互动关系，分析了一个独特的边缘性社区“浙江村”对现行社会治理秩序的冲击，探寻了温州民间金融试验的沿革和困顿，勾勒了温州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以及与社会经济相伴生的基层民主故事等。
《公司精神》（杰斯帕·昆德著 王珏译 云南大学出版社）是关于公司个性、精神、灵魂与文化的一部书。书中指出，公司员工们拥有成为站在最前沿领导全体成员奔向未来的领导者的权力、而没有任何信仰、只是敢想敢做的领导者，是不可能对未来做出明确规划的。要想有稳固的市场地位，公司需要对人的潜能予以充分的尊重。
1936年11月，美国的《生活》杂志创刊。他们吹嘘说：“1936年以前……从来没有过一本大型的、以图片为重的、大众化而便宜的刊物。”事实上，早在1926年，已经有一本这样的大型画报出现。这个画报诞生在中国上海，其名为《良友》。这是我在马国亮的《良友忆旧——一家画报与一个时代》（三联书店）卷首读到的，文字间不无自豪。马国亮先生是现在惟一健在的“良友老人”，他曾做过《良友》画报的总编辑。这本书写到了很多掌故，例如《良友》的时尚领袖作用，《良友》曾有过年仅22岁的总编辑，鲁迅青睐《良友》等等。几十篇文章写出了《良友》的昔年盛况和背后故事。书中有400多幅图片，装帧和整体设计也下了极大的功夫。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引进的台湾朱凯蕾的《ＥＡＳＹ谈效率》和《快乐是自找的》，属于色香味都挺好的白领丽书，ＭＢＡ朱凯蕾小姐自称生活喜欢有挑战性，最怕一成不变。沟通注重逻辑性，最怕说话抓不到重点。她认为职业白领工作可以效率化，效率可以生活化，生活可以轻松化。效率追求甚至可以用于心理、恋爱和健康上。书中写了向自己借时间、简单就是效率、营造办公空间效率风水、避轻就重的时间管理、太完美也是一种错误、先发制人等等理念和方法，看似是细微琐屑，其实很管用。《快乐是自找的》一书追问我们为什么要让别人领导我们自己的生活步伐﹖自己的人生要靠自己创造，“境由心造，事在人为”，只是许多人执迷未悟，身在庐山。
歌德说，美在一千种形式里藏身。而美女则是美的形式中最是人本身的构成。《公共的玫瑰——20世纪的美女神话》（朱朱 黄梵等文 江苏人民出版社）书中按历史沿革、文化变迁分为“爵士时代·萧条期·烽火佳人”、“嬉皮士·性解放·窈窕淑女”、“女性主义·新性感·古典的回归”三个美女时代，引举了费雯丽、格蕾丝·凯利、奥黛丽·赫本、梦露等20位电影明星的评传。
老早就听说柳鸣九先生在港台编译过一套“世界性文学名著大系”的法国丛书，大陆上未曾见到，今年年初看到了一套“撒旦文丛”（柳鸣九主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据称就是那套书的部分，收入的11本书均为法国历史上的性爱小说，有些还曾是法国的禁书，其中包括萨德的《淑女劫》、《淑女蒙尘记》、《情罪》，都德的《萨芙》、《一个女人的沉沦》，左拉的《戴蕾丝·拉甘》以及传为马努里伯爵夫人的《维奥莱特罗曼史》等20部小说，可以说是法兰西性小说的大观，虽然编者和出版社在关键的地方打了一些ＸＸ，但基本上保留了作品的原貌。
世人尽知周星驰和《大话西游》，却很少有人知道刘镇伟，其实刘镇伟是《大话西游》的编导，年关之际，他和王家卫又推出了影片《天下无双》，写《悟空传》的今何在将此电影做了小说改编。无论是电影还是小说，一样的后现代，一样的无厘头，大明正德皇帝要私自出宫寻找自由，大内总监奉太后懿旨相阻，上前举一黄布条：“太后亲赐尚方裹脚布，下可绑脚，上可绑天子，专为节制皇上所用。正德天子为皇不尊，……现奉太后懿旨，将其扎起，送回宫中闭门思过！来人啊，把皇上扎起来请回去。”这已是今何在的两度创作了，当然甚得“大话”之真髓，颠覆着我们既有的思维秩序和审美范式。
曾留意过《三联生活周刊》“生活圆桌”上布丁的文章，也曾读过《足球》报上苗炜的文字，拿到《有想法没办法》（布丁著 作家出版社），方知布丁、苗炜是一个人。布丁的文字是照着速食的路子走的，很短，一口气能看好几篇，很年轻的感觉，感性而又有理趣，还挺短，特别是写东方不败看葵花宝典那篇，让人大乐，虽是速食却不一定会速朽。因为字里行间有思想的光斑。
哲学，总是令人敬畏，因为其抽象和纯粹。“胡塞尔说他追求哲学的纯粹结果就像他小时候磨小刀，总是惟恐不够锋利，于是磨呀磨，一天突然发现小刀磨没了。”所以哲学还真的需要一些通俗解读。东方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思想散论”，内有倪梁康的《会意集》、陈嘉映的《冷风集》、孙周兴的《我们时代的思想姿态》、赵汀阳的《长话短说》，作者均是一时之青年学术俊彦，四位都偏重西方现代哲学的研究和思考，四本文集都关注思想、学术与现代人的生存状况，虽为散论，却有含金量。
王玉北撰文，韦尔乔做画，他们曾经联袂做过一套书——“西方哲学史话”（江苏教育出版社），图文洋溢的睿智、哲思和单纯曾经吸引过许多人。韦尔乔原是一个大夫，他的画曾是画在处方上的，他在上面写了一串一串的外国字，用王玉北的话说：“这样做的目的一来是服从构图的需要，二来也是为了画面更加洋气。”近日二人合作又出了4本小书“古希腊的智慧”《想并说着》、《说并做着》、《做并思着》、《思并辩着》，书的开本虽小，内容却五脏俱全，神话、史诗、寓言、哲人语录、哲人思辨和行状都有，读之能让人们做了思想的体操和练习。韦尔乔的画自出家数，不似我们通常见到的漫画，有思想的纯度和美，有内在的优雅的悠闲，线条本身很舒服、很自然，也让人疑为西洋古籍。
在我们的记忆中，梁羽生、古龙、温瑞安是写武侠的，高阳是写历史小说的，前三人和金庸干的一样的活儿，高阳则和二月河和唐浩明干同样差事，只是较少看到他们的散文。百花文艺出版社年初出了一套“侠骨诗心”丛书，其中有梁羽生的《笔·剑·书》、高阳的《手掌上的夕阳》、古龙的《谁来跟我干杯》、温瑞安的《天火》，四位写手都不简单，都有大侠之风，只是文武两行，古龙、温瑞安气息偏武，利索、干脆、年轻，梁羽生、高阳气息偏文，和平、淡静、老派。把四书搁一块读，则常幻入无古无今之境，不知今夕何夕。相对而言，古龙的语言用于写《绝代双娇》、《多情剑客无情剑》则豪气十足，写散文则糙了点；梁羽生的学识很博，写文章太平，不险，不过瘾。温瑞安文气畅达，有个性。味道最醇和厚实，还得算是高阳。
案头有一本《中国问题——来自知识界的声音》（李静主编 中国工人出版社），编者对此书的内容阐述是：一群学术背景各异却独具识见乃至远瞻的中国知识分子，以理性以激情更以深刻、锋利的诚实、直趋问题，直言主义，直面时世、时弊、时局，开宗明言，直至或从传统文化中析出专制主义的毒素，追溯不公正的根源；或剖析当下激烈碰撞的社会思潮，重寻知识分子的价值方位；或执著勘探我们时代的精神资源，高扬终极关怀的旗帜；或精确分析当下中国的经济、法治、新闻、教育诸领域潜伏的危机问题，发掘积极的因素和健康的力量；或预断中国加入WTO后将面临的考验与挑战，以及应对的方式与可能。应该说，这是一次知识分子走出书斋，面向公共空间作的一次集体的重要发言。书中王富仁、秦晖、何光沪、贺卫方、卢跃刚等学者和记者的文章，虽娓娓道来，却振聋发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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