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摘自华夏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的《平民演员——我说于是之》的序，文题为本刊编者所拟。该书从历史的、现实的和生活的、艺术的侧面多方位展示不尚声华、质朴真纯、品格高尚的平民艺术家于是之。
1958年的春节是北京人艺可喜可庆的日子，因为上演了老舍先生写的剧本《茶馆》，并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可以说，从1956年《茶馆》交稿开始，是之就深深地爱上了这部戏，并且申请扮演主人公王利发掌柜。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特别喜欢《茶馆》。它是通俗的，平民的，但又是非常深刻的，还有，它美。”“我觉得在还能演戏的时候，演上《茶馆》这样的剧本，以后再去干什么别的事，我都知足了。”他并且说，“我喜欢《茶馆》里的人物，对他们我都似曾相识。我小时候住的南长街老爷庙的那些街坊、邻居们，对我演《茶馆》都有益处，何况还有那些本家、亲戚呢?而且他们还要‘发酵’。随着年龄长大，好像更懂他们了，偶尔想起故人，我的认识就会更深刻些、丰富些。”他更十分坦率地说，“我狭隘地不喜欢高贵的、情节太多的作品；喜欢以性格为主的作品，觉得后者更真实些；不喜欢浪漫主义而喜欢现实主义。以此，在戏剧上，喜欢《龙须沟》、《茶馆》。不是不想更开阔些，但始终未能突破。这大约与身世有关。或者可以说，从《龙须沟》到《茶馆》塑造了我。”正是由于这样种种的原因，是之扮演的王利发获得了可喜的成功，而且是一炮打响。如果说，《茶馆》是一曲人生的交响乐的话，那么是之扮演的王利发就是这曲交响乐的灵魂。
在《茶馆》首演的当天夜里，老舍先生看完了戏兴奋不已，回到家中仍然难以平静，便坐到写字台前大笔一挥，为是之写下了一副条幅——
“努力如是之者，
成功其庶几乎﹖”
然而，令人完全想不到的是，是之在收到这副条幅以后，竟然一声不吭地锁进了抽屉里，既没有向旁人显露，更没有裱起来张挂在墙上，连平时与他接触很多的朋友也一无所知。而且，这一锁就是30多年！如同根本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一样。
是之对老舍先生是格外敬重的，因为这是一位专门为北京人艺写戏的作家。新中国建立以后，近20年来，老舍通过《龙须沟》、《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骆驼祥子》、《红大院》、《女店员》、《茶馆》等剧本，用他那独具特色的现实主义的文学风格，与曹禺先生、郭沫若先生一道，影响着剧院，锻炼了导演，培养起演员，使北京人艺像一个不成熟的小孩子，每每在大人的言谈举止、风度品格之下，受到教育，受到陶冶，受到感染，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自然，其中是之也是一个主要获益的晚辈和学生。
是之从上初中的时候，就和同学走进文津街的一个大图书馆，专门借阅了老舍写的短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解放以后，是之又连续演了老舍的5出戏《龙须沟》、《青年突击队》、《骆驼祥子》、《女店员》和《茶馆》，这里面有使他成名的程疯子，有他最喜欢的老马，也有证明他达到艺术高峰的王利发，可以说，他的艺术生命是紧紧地与老舍的名字连接在一起的。
1986年的8月21日，也就是老舍自杀谢世20周年的前夕，是之写过一篇散文《假如先生还在》，抒发了自己深切的怀念之情——
“假如老舍先生今天还在，看见他的祖国荡漾着一片和谐、融洽的好风气，他必欣然命笔，写下他不朽的诗文。先生一生平等待人，和谐、融洽，几乎代表了他的性格。人间给他以温暖，他必以他的文字，将温暖转送给人民，慰藉着人们的心，指望着人们融洽地、和谐地、互相信赖地活下去。先生的不幸，是由于他猛地发现一些人，一夜之间竟变成那样的狰狞，丧失了人性，于是，他去了。一去再不回头。
先生是从不惜力的。假如先生还在，他将写出多少好作品来?一篇《正红旗下》，倘若那时的气候能使他更从容地写作，他差不多可以写成一部《红楼梦》。当然，那里头没有‘红楼’只是‘白屋’，然而，这岂不是更可宝贵的吗﹖每当我随《茶馆》剧组到国外去演出，我总觉得我们是受了先生的委托去表演的，不敢稍有闪失。假如他还在，亲眼看到他的作品引起了世界的震动，他的脸上一定会露出我们过去常见的笑容，一种无声的自豪的笑容。我们猜得出，那自豪不只是为了他自己的成就，而是因了它为祖国赢得了光荣。先生对于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从不妄自菲薄。他是一个时时想着为祖国争气的人。
二十年前的8月24日当先生走出家门，向北，向太平湖走去的时候，一定会路过我们的首都剧场。我恨我那天没有在王府井大街上遇到先生。50年代，我曾陪先生在那条街上散过步，他边走边指点我演戏的道理。人生中本有许多巧合、巧遇，那天为什么就没有叫我遇到先生呢﹖晚辈们的幼稚的谈话或许能对长辈的心理产生些自己也不明白的影响。那天如果见到了，陪先生多走一程路，谈点心里话，哪怕能够使先生的心里多少想开一些也许好点吧……然而我没有得到这样的机缘。待我听到那噩耗时，我只能沉默，因为那时我也被看管起来了。
后来，便是对《茶馆》的批判。批判中也点了我的名。我惶恐，我要求自己要‘老老实实’，于是我批判了自己，也批判了《茶馆》。假如老舍先生还在，我会坦率地告诉他这些事的。他将怎么对待我呢﹖大约是宽容，但我更希望受到的是他的责备，这于我能够心安。然而，一切都晚了，他去了，一去不回头地去了。留下的只是我的思念和他的不朽的文字。所幸的是先生的遗著都坦率真诚，使我们在阅读中能够时时感到他的音容，仿佛他还活着一样。”
人如其文。是之在文章里对于自己的心灵进行了不加讳饰的剖露，坦率自省，发自肺腑。这就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他那不矜持、不作态、不卖弄的真性情、真境界。我想，这大约正是他一贯平等待人待己，和谐、融洽的性格所在吧。
是之有一个口头禅，“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演员。”这话不只是在嘴上说的，而且，是在心里想的。
他一直有这样一张名片，中间只有“演员于是之”几个字，在下边右角上是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至于职务、职称以及各种表现身份的、虚的实的头衔一概全免。他说：“这就足够了。”
他出了一本文章集，也一再拜托两位编者千万把书名定为《演员于是之》，在名字之前切莫加饰什么荣衔，包括“著名演员”及“著名表演艺术家”之类。
有一次是之和几位评论家去游长城，在路上随便聊起天来。
一位同行者说：“于大师，您为密云水库所题‘醉碧’两字挺飘逸，赐我一张墨宝吧﹖”
他在回答了请求以后说：“有几位记者喊我‘大师’，拿小人物开心，我听了两夜睡不安稳。请告诉我何谓大师﹖”
另一位同行者说：“大师是以前无古人的审美内容和审美方法，在艺术史上开宗立派的不朽人物。”
他赶忙说：“请你再写篇文章告诉大家，不能大师满街走，我不是大师，只是普通演员，局限性很大。《雷雨》中的周萍，《青春之歌》里的余永泽都失败了。我写字缺少金石气，小时候练过赵之谦的隶书，那只是流而非源。麻烦你给我找一本方笔的汉碑，好从头学起，治治我的习气。”
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还这样写道：“我尊重有书生气的、‘学者化’的同行们，在他们面前我自惭形秽；学习之心，油然而生。我最害怕演员的无知，更害怕把无知当做有趣。演员必须是一个刻苦读书，并从中得到读书之乐的人，或者他竟是一个杂家。浅薄，而不觉其浅薄，是最可悲的。我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浅薄而能自知浅薄的小学生。这样，便能促使我不断地有所长进。”……
大约是在80年代初期，有一次我到是之家里去谈一个我写的剧本，谈完以后已经到中午时分，于是在那里吃了便饭。
是之一杯啤酒下肚，脸就红起来，话也多起来。
不知道话题怎么就转到了如何为舞台艺术事业做贡献上来。
他看着桌子上的酒杯，十分真诚地说：“我觉着我这辈子不会再创作出什么新的成绩来了！”
我一愣，赶忙抬起头来吃惊地看着这位只有50多岁的著名表演艺术家。
他仿佛没有注意到什么，继续说下去，“我没有受过专业的严格基本训练，声音和形体能够利用的程度有限。”
我从态度上可以判断出，他讲出来的这番话绝不是随便说说的，而是经过认真思考的。
“生活积累也不多，城市平民、市民还算知道点儿，专家、学者、干部和农民，我都只能算一知半解。”
我给他的酒杯里倒上了酒。
他喝了一口酒，停了一下又说：“对于中国传统戏剧虽说读过点儿书，我也说不上真懂，西方戏剧，我的外语不行，看不了原文书，翻译过来的书也看得不多……”
我点了一下头，心里泛起了共鸣。
这时，我们都喝起酒来，吃着菜，谁也没有吭声，仿佛都在思考着什么。
他突然苦笑了一声说：“什么‘把丢掉的时间夺回来’，作为一个宣传口号也许还能起点儿鼓舞人的作用，可实际上压根儿就办不到。我40岁赶上了‘文化大革命’，现在能把那10年再夺回来学习外语吗﹖不可能，根本不可能的事。”他叹了一口气，“看起来，只能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人的身上了！”
我不断地点头，完全被他的话说服了，也完全被他的话深深打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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