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壁健民买了钢琴，提醒闺女她妈，该买钢琴了。
那些年，买钢琴成了风俗，城里的父母，要不把儿女摁琴键上受罪，就不是好父母。小孩子要不学钢琴，一定同高雅无缘，长大做人，一定是没有档次的。所以，只要一听见大胖的琴声，闺女她妈就后悔嫁给了我这个窝囊废，不能给闺女一块放钢琴的地方。
我们家旁边是著名的三元立体交叉桥，桥头有地下过街通道，修成后从来就不开通，成了路人方便之处。那些日子，一个老年盲人乞丐住了进去，白天就在地面上的街心花园乞讨。我第一次见他时，他正用二胡拉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他身前是一个罐头盒，里面有零星的零钞和硬币。
我们一家三口在散步，闺女她妈从我身上要了硬币，交给闺女，要她亲手放进罐头盒。虽然闺女她妈和我的教育方针不同，但善良和爱心都是我们的教育内容。只是她认为这是贵族的基本素质，我认为是平民的基本天性。
闺女她妈没想到，闺女放了硬币后就不想走了。她以幼儿少见的凝重看着老年盲丐，仔细看着二胡和拉二胡的干枯苍老的手。
干涩凄凉的《松花江上》从那干枯苍老的手指尖漂流起来。
一曲拉完，面色忧郁的闺女问老年盲丐：“爷爷，这是什么？”
盲丐说是二胡，闺女就问：“爷爷，我不想要二胡哭，您能够让二胡笑吗？”
老年盲丐说行，就拉《世上只有妈妈好》，刚开头就停了，说这不太高兴，就拉了首真高兴的《我爱北京天安门》。
那段日子，只要散步，闺女总是拉着大人的手往盲丐身边跑。她总是在家里搜罗硬币给盲丐留着。她或者默默听盲丐拉琴，或者同盲丐说话。这一老一少显然有了友谊，盲丐因为我家闺女的存在而脸上有了祥和的光彩，他拉曲子不再是简单机械地重复，二胡弦上流淌出生命活力。他特地为闺女拉儿歌、拉民歌，有时拉动物的啼叫，特别是马的嘶鸣。有一次，他完整地拉了《二泉映月》，虽然比起名家演奏有相当距离，但动人的程度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那空洞的盲眼和闺女明亮的眼睛里都流出了泪花。
国庆前夕，首都北京开始大规模清理收容驱逐外地盲流，老年盲丐自然在清理之列。那些天散步，不见了盲丐，闺女总是不停地问：“二胡爷爷去哪儿啦？”“二胡爷爷怎么不来啦？”“二胡爷爷还来吗？”有时，她就坐在老地方，忧郁地发呆，好像那二胡的弓还在拉着，弦还在发声，好像她还真的听得见什么。
我建议给闺女买二胡，我以为她妈会毫不犹豫地同意，没想到她妈是毫不犹豫地否定。道理很简单：二胡命苦。
“你见过叫花子拉二胡，见过叫花子弹钢琴吗？”
闺女她妈轻描淡写一句话，把我问倒了。我的确没见过叫花子弹钢琴，他要有钱买钢琴，也就不用乞讨了。
我无力地声辩，闺女她妈说，最好听的二胡曲子是《二泉映月》和《江河水》。怎么好听？让人伤心掉泪。这就是二胡，让人伤心的二胡！
我不得不同意她妈的见解。大约老百姓太苦了，老百姓所能拥有的中国民间乐器，最擅长表现的就是凄凉或者悲愤。但是，我们并不是要把闺女培养成音乐家，我们同绝大多数家长一样，只是要培养闺女的音乐修养。修养是目的，乐器就只是手段。既然用廉价方便的二胡吉他甚至口琴都能培养修养，为什么非要又贵又重又没地方摆的钢琴呢？
闺女她妈还得到了隔壁丘老师的支持，丘老师说，学琴不仅仅是学琴，学琴是学做人。比方吉他，听起来很好听，弹起来很潇洒，可经常就潇洒到女生宿舍的窗户底下去了。比方电贝斯，很美妙也很疯狂，感觉跟吸白面一样，果真就吸白面去了。二胡和钢琴都能够培养你们家闺女的高雅气质，但钢琴不仅是高雅，还有高贵。
我心想，丘老师说得真对，钢琴一万多块一台，价格的确是又高又贵。
那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是一个附庸高贵的时代。尽管我们家除了摆床，再没有钢琴的立足之地，我也无法阻挡历史潮流。注定了胜利的闺女她妈甚至满怀自信地尊重闺女自己的意愿，要闺女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不知道她从哪里找来一把没有蟒皮拉不出声的二胡，放在隔壁大胖的钢琴上，当着健民秀娟和衣冠楚楚的小绅士大胖，要闺女选择。
在钢琴上方，是一幅钢琴挂历，都是著名的中外钢琴家演出和谢幕的摄影照片。
闺女她妈问年仅四岁的闺女，想学二胡还是学钢琴。闺女毫不犹豫，拿起二胡，把二胡杵在地上，很得意地昂首挺立。
闺女她妈并不着急，她心平气和地再问闺女，是喜欢上歌剧院演出，还是喜欢到公园门口讨口要饭当乞丐。
我抗议，闺女她妈就换了问话的方式，问闺女喜欢当克莱德曼，还是喜欢当瞎子阿炳；是想加入音乐家协会，还是加入残疾人协会。
闺女没有回答，突然跑回我们自己家，拿来一个碗，放在地上，然后盘腿坐在地上，闭上眼睛，拉起没蟒皮的二胡，嘴里唱着《北京的金山上》。
除了我心里想笑，别人都愣住了。闺女又睁眼，手指指向碗，示意大家捐钱。
大家都看着闺女她妈的脸色，她妈绷着脸不吭声。
闺女又跑回家去，自己拿了硬币放碗里，然后又坐回去，继续表演。
闺女她妈夺过二胡，膝盖上一担，二胡立刻折了。
闺女哭了，闺女她妈也哭了。
闺女最终还是走上了钢琴之路，什么也不能阻挡，在历史的年轮前面，我和放不下钢琴的小房间都是螳螂的胳膊。
好消息是从闺女她姥姥嘴里传来的。有一个从来不教人弹琴的钢琴家不仅答应教闺女钢琴，而且要闺女在她家用她的钢琴练琴，而且不收学费。
我怀疑天上会掉这样好吃的馅儿饼，但等到馅儿饼悬在了我的嘴边，我再没有丝毫理由拒绝张嘴。
那是个女钢琴家，我接送闺女时有幸进入她的客厅，里面装饰布置高贵典雅。但空气中有淡淡的中药气息，配合钢琴家高贵冷峻的面孔，给我忧郁感伤的印象。当我满脸微笑请求钢琴家严厉地教导我家闺女时，我的心在咯噔，那一瞬间，我感觉到闺女有罪可受了。
学钢琴的痛苦，所有的家长都有体会。花那么高的价钱买回家，占那么大一个空间，同随手买一把廉价的二胡的期待当然不一样。买了钢琴不苦练不说对不起爹妈，连那人民币也对不起。所以，打骂是必然的，直到把儿女对钢琴的感情彻底打光了算。
我来自乡村，自小没少挨打。那是很正常的。结婚后，夫妻斗嘴，闺女她妈总喜欢说“从小到大，我爸妈没动过我一个手指头”。这几乎是我钦佩城里人的惟一原因，也是我承认他们比农村文明的重大根据。但是，为了高贵，几乎所有的自命高贵的父母都向子女伸出过巴掌，在他们那里，附庸高贵其实比高贵本身更重要。
说实话，我和闺女她妈没有因为钢琴向闺女伸出巴掌，不是因为我们比别的爹妈手软，只是因为家无钢琴，不可能强迫闺女练琴。闺女学琴练琴都在钢琴家客厅里，强迫的担子落在了钢琴家的肩上。一天，我接闺女回家的路上，闺女突然说“老师打我”，并伸出手背，让我看手背上的条纹。那是老师为了纠正闺女指形，用尺子拍打的痕迹。我看着心疼，却要用“打是亲骂是爱”来安慰闺女。
闺女她妈不心疼，反而发自肺腑地高兴。她说这说明老师在严格执教，没有敷衍。其实，就是心疼也没办法，人家不为名不为利，把我们的闺女当成她自己的闺女来培养，我们除了欢呼打得好来打得好，除了鼓励她再接再厉，还能说什么呢？
我真正心疼闺女的不是她挨打，是心疼她受压抑。闺女那种调皮乐观的性格很招人喜欢，就是惹人生气也让人哭笑不得。但钢琴家老师不吃这一套，她的严厉和她客厅里的气息就能够对闺女产生压抑。除了在我面前掉两滴眼泪，闺女不敢丝毫反抗。
我就担心闺女的性格产生变化。钢琴吸引中国发烧友的惟一原因是高贵，高贵的侧面就是孤僻。我不敢说钢琴家们都是孤僻的，但我敢说在中国孩子们手中的钢琴是孤僻的。钢琴不学到顶级水平，就不会有表现机会，不学够十年八年，别说顶级，连初级也谈不上。十年八年的学习过程都是封闭且枯燥的，十年八年过后，除了音乐考级那几只曲子，什么也不会弹。再浓厚的兴趣也会被枯燥完毕。
学钢琴要牺牲生活牺牲乐趣，我仇恨钢琴，就是因为它剥夺了很多中国孩子童年的快乐。在我看来，闺女以后快乐与否，与她学不学钢琴没有因果关系。为了一个未定的未来，牺牲闺女童年的快乐，是我和她妈的过失。依照我的意思，不管未来怎么样，只要她现在快乐，她就值了。
但是，当闺女偷偷对我说，她不想学钢琴了的时候，我还得鼓励她学下去。我没有任何理由答应她。快乐不是理由，中国历来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传统。我不可能说服她妈。我只能牺牲闺女的快乐。
我为自己找了个堂皇的理由，闺女知难而退如果得到支持，以后就会养成惧怕困难的习惯。不为钢琴，就为了培养闺女的恒心和毅力，我也得让她坚持下去。
一直坚持到钢琴九级。
几年以后，闺女上小学三年级时，学校校庆，各班出节目。闺女她妈鼓励她上台展示自己的钢琴功夫。表演那天，我和她妈还有秀娟健民都去捧场。还没轮到闺女和大胖表演，我就难过起来。
一年级是钢琴，二年级是钢琴，三年级还是钢琴……
小绅士弹的是什么什么曲，小公主弹的还是什么什么曲。
轮到闺女表演了，按照她妈的叮嘱，迈着高贵的猫步出场，一落座，还是什么什么曲。弹了不到一半，突然就离开钢琴，跑下台去。现场一片哗然，闺女她妈脸上很挂不住，秀娟看在眼里，赶紧安慰她说：“没关系，以后多练练就好了。”
正在这时，逃走的闺女突然又跑回了演出台，手里拿着一把口琴，在大家惊奇的目光中，吹起了《世上只有妈妈好》。
在全场掌声中，闺女她妈瞪大了惊奇的眼睛。
我并不觉得惊奇，口琴是我教闺女的。逼迫她学钢琴破坏了我在闺女心目中的光辉形象，我用快乐的口琴弥补。在我接她回家的路上，我们父女俩就在路边的花园里练习。尽管我的口琴水平不够启蒙水平，闺女也没怎么练习提高，但她就一首不太熟练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在无数高水平钢琴的衬托下，就显出了独特和新鲜。
在“再来一个”的呼声中，闺女来了情绪，对着家长群，很气派地用手一指，高声道：“周三，你，上来！上来！”
老师问：“周一，周三是谁呀？”
闺女回答道：“周三就是星期三，我学生！”
老师一乐，也高叫起来：“请周三上场！”
那时的我，已经身不由己，秀娟和健民两口子领头把我推上了台。我很羞涩地同很自豪的闺女站在一起。闺女吹口琴，我伴唱。是《啊?朋友再见》，是在弹钢琴回家的路上，我们父女俩的保留节目。羞涩不久，缩头缩脑就成了摇头晃脑，感觉形体和情绪都很放松，感觉台下的气氛也活跃了起来，有了开怀的笑声。
那以后，闺女就战胜小钢琴家们，成了学校的明星。
学钢琴的最大失败是在三年以后。闺女小学毕业，要升初中。北京市实行升学改革，废除升学考试，实行电脑派位，就是俗话说的“大拨轰”。这样，能不能上好中学就不是凭成绩，而是凭运气，破灭了闺女她妈要闺女上重点中学的梦想。
好在重点中学都招收特长生：体育特长生，文艺特长生，等等。
闺女她妈就高兴了，闺女是钢琴九级，顶天的级别，当然是特长，不容质疑。昂首挺胸跑了一圈，就垂头丧气了。所有的重点中学都宣称，钢琴不算特长，考级再高也不算。在东直门中学，接待学生家长的老师说，这年头，谁家的孩子不会钢琴？都特长了，学校早爆棚了。
问什么算特长，老师说，二胡，你孩子要会二胡，立马就收。
问什么水平算会，老师说，会“多来米”就行。
那是１９９８年，那以后，钢琴在北京降温，大街上开始见到身背民乐去上课的孩子们。民乐老师包括二胡老师，成了家教市场上的抢手货。那之前，新新人类已经批量涌现，父母们已经痛心疾首地承认，新一代对上一代的贵族理想，根本就不屑一顾。
（摘自《我平庸 我快乐》，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版，定价：14.80元。社址：广州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邮编：51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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