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上海的王寅写过一首著名的诗篇《想起一部捷克电影想不起片名》，是当时第三代诗歌运动的代表作品之一。想起王寅，我总要想起这首只有十几行的短诗。由于我久已远离诗歌，许多资料都已散失——无法查找到原作，凭印象记得其中描绘了党卫军雨衣反穿、摩托车以及在电线上相互追逐的两颗雨滴之类——而这些正是王寅对一部遥远的电影的模糊记忆。对于我来说，它就更为模糊了，因为我甚至没有看过那部电影。但我能猜测出它是表现二战的，表现战争中人们的苦难、死亡与爱情，甚至能据此展开对行刑队、受难者以及刺耳的枪声的恐怖想像——毕竟，由不同国家?包括我的祖国?拍摄的二战影片我看得太多了。虽然我出生时二战的炮火已平息了二十多年，但那场战争对于我似乎并不陌生。也难怪，那是离我们今天最近的一次世界性热战。
参加某次诗人聚会，大家无意中提起王寅的那首诗，纷纷帮助王寅去回想那部捷克电影的片名。最后是伊沙与李大卫想起来了（他们孩提时幸运地看过该片）。因片名有点陌生，散会后我就忘记了，只记得想起来的人表情很兴奋——有从记忆中失而复得的感觉。我能够想起来的是同时期的另一些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二战片，譬如阿尔巴尼亚的《第八个是铜像》，南斯拉夫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与《桥》，苏联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攻克柏林》、《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好像罗马尼亚也有同类题材的好片子，只是很遗憾，也想不起片名了。
我看这一系列电影时还是个孩子——它们给一个和平环境里的孩子进行了最初的战争教育。那也是一个贫困的年代，孩子们手头几乎没有什么玩具，可我对银幕上的那些枪械、坦克、军服却极其熟悉——构成我幻想中的大玩具。我很小就被培养成兵器爱好者。这些二战片，是我当时所能读到的惟一的童话了——只是饱含着硝烟的气息。孩子们是以好人与坏人的标准来划分电影里的敌我双方的。我至今仍记得《第八个是铜像》的片断：游击队员们抬着牺牲的战友的铜像，在黑暗的山区行军……详细的剧情已无从追忆，似乎当时也很费解：铜像多沉呀，远远不如抬一门迫击炮过瘾。唉，好人总是命苦，总是受欺负。我怕看悲伤的场面（蒙住双眼与耳朵），遇到双方厮杀的镜头则舍不得眨眼睛。在永远笼罩着夜色的电影院里，我心跳不已，有点儿兴奋，有点儿害怕……那场孩子们并未真正了解的战争，在我心目中被戏剧化了，像小伙伴玩打仗一样简单。
由于政治的原因，当时能够看到的二战片主要是从社会主义同盟国家进口的——要不就是本国的抗战片?如《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之类?。能够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二战片时，我已长大成人了。说实话，欧美资本家拍得也不错，《伦敦上空的鹰》、《虎口脱险》、《巴黎的最后一班地铁》……使我目睹了二战的另一部分或另一种风格。有的甚至玩世不恭：把战争拍成了喜剧片。看来他们要么是当年受的苦少一点要么就是忘却得快一点——不如社会主义国家那样苦大仇深，拍电影也有忆苦思甜的用意。当我对二战的那段历史开始进行知识分子的解析时，终于看到了《辛德勒的名单》与《拯救大兵瑞恩》。人类从来就没有忘记二战。战后的人们一边在愈合现实的伤口，一边不断通过文学艺术去重新撕裂伤疤——逼迫自己反思过去的不幸。我相信即使等我老了，还能看到新拍的二战片——并且拍得更好，更感性也更理性。哪怕我们一代代地死去，还会有二战片出生。也就是说，二战对于人类已是永恒的，永恒的事件和永恒的回忆。
第二次世界大战，无疑是人类历史上一次空前绝后的灾难。但对于电影来说，它最大的意义是：提供了永远的素材。战争与和平的关系，是最复杂的关系。二战片里有我们祖辈或者父辈生活的影子。对于一个战后出生的人，看多了二战片，也会成为间接的参战者——对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宝贵有更真实的认识。我不禁联想到：甚至我今天的书房，都是建立在昨天的战场上。战争造成了众多没有墓碑的死亡，活着的人更有责任给战争本身立一座墓碑。但愿二战片是最后的碑文，最后的墓志铭！
（摘自《拆散的笔记本》，四川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版，定价：14.00元。社址：成都盐道街3号，邮编：61001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