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奇书。作者戴蒙德主攻演化生物学和生物地理学，是个反种族主义者，企图从人种之外的原因去认识近代历史中欧洲人的优势。
戴蒙德在指出人们通常看到的白种人的优势——钢铁、技术、武器、集中统一的政府外，格外强调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因素——细菌。他说，在白种人征服新大陆时，他们身上的细菌杀死的印第安人远远超过他们的武器。1519年600名西班牙人在墨西哥登陆，去征服几百万人口的阿兹特克帝国，初次交锋他们损兵三分之二。使他们取得决定性优势的是天花。1520年西班牙人传染给对方的天花病杀死了阿帝国的一半人，包括其皇帝。1618年墨西哥的2000万人因传染病减少到160万。与此同时，印第安人缺乏一种细菌可以有效地打击对方。戴蒙德没有将细菌归因于人种，而是认为它们与钢铁、枪炮一同直接或间接地起源于农业。
作者认为，粮食生产不是发明的，不是有意识的选择，是某些行为的副产品，是逐步形成的。早期的农民要比采集和狩猎更辛苦，他们的体质、寿命也都弱于猎人。并且因为声誉的考虑，男人是不愿放弃猎人的身份的。粮食生产是在漫长的过程中不期而至的。人类学家发现，新几内亚的土著在采集时知道清除地面上的其他植物以增加主要植物日后的产量，在采集生薯蓣时将可食用的根块切下来埋入土中，为日后的采集铺垫基础。由此渐渐地有了混合经济。以下因素可能导致了采集与种植两种方式的此消彼长。其一，野生植物的减少。反之在野生食物?包括鱼类?并未减少的地域，农业不会被选择。其二，驯化植物的好处在增长。其三，其他技术的发展，如脱粒、储藏，它们为农业的产生无意识地作出了准备。其四，人口密度的增长，它与粮食生产互为因果。以采集狩猎为生、经常变换营地的母亲只能带一个孩子和很少的随身物品。只有在孩子不成为累赘时，才能生育第二个。而农业种植要求定居，定居导致生育率提高，其生育率高过前者一倍。选择了种植一定是因为在该地比采集狩猎更具优势，而定居下来人口的增长，增加了对粮食的要求，又反过来强化占有一定优势的生产方式。这就构成了自催化过程。
农业考古学家认为，很有可能有9个地区，有把握地说有5个地区——新月沃地、中国、墨西哥中南部、安第斯山脉地区、美国东部，在古代独立发展起农业。为什么最终欧亚大陆上农业文明蔚为壮观，而非洲、美洲、澳洲不成气候，这是本书讨论的中心。作者当然不认为这是人种差异所使然。他举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他到新几内亚作野外考察，偶然断了粮。陪同的当地人找来一些蘑菇。他担心有毒，当地人愤怒地说，这不是侮辱人吗，我们向你介绍了几百种树，怎么可能不懂得蘑菇，接着就讲出了当地没有毒的29种蘑菇。作者认为几乎每个民族对自己地区的野生植物都了若指掌。更没有文化保守主义去约束人们接受一种优良作物。但是各地的生物区系和环境是大不相同的。比如新几内亚，比如美国东部，他们受制于自己地区野生植物品种的短缺。全世界一共有20万种会开花的野生植物，只有几千种可供人类食用，只有几百种得到或多或少的驯化，而成为主打的十几种食物占了全部产量的百分之八十。在任何一个地区有价值的植物要想逃过初民们的眼睛是不可能的。而如果该地缺乏有价值的植物，将是令人绝望的。
新月沃地能够成为农业文明的摇篮的一个优势正是其植物群的丰富。其一，品种繁多。其二，由于气候变化大，促进了一年生植物的演化。该地占有了全世界56种最有价值的野生植物中的32种，包括小麦、大麦。其三，该地短距离内地形高度上富于变化。这样就错开了植物的成熟期，并演化出适应性很强的植物系列。其四，因为该地没有丰富的水产品，在采集与狩猎资源短缺遂开始向农业转化时，没有与之竞争的其他生存方式。
作者所提出的欧亚大陆率先步入农业文明的另一个原因更振聋发聩。那就是各大洲纬线长度的差距。欧亚大陆的纬线的长度是其他洲的一倍以上。同一纬度往往意味着温度、雨量、昼长、季节变化、疾病等方面的近似。从而造成驯化成功的植物在传播上的易行。不同纬度上植物的传播则几乎不可能。生物学家发现，同一作物，如果是多次独立从野生植物驯化过来的，它们的染色体的不同排列会揭示出它们起源的多重性。相反，如果是一次驯化后的传播，染色体会显示出很大的一致性。以这一尺度检查几大洲的农作物，发现新大陆的作物至少是在两个以上的不同地区独立驯化的，而旧大陆的作物竟是在一个地区驯化的。这雄辩地说明了前者与后者在作物传递上的顺利与挫折。人类的农业在11000年前始于新月沃地，到公元元年原产于新月沃地的谷物已经贯穿欧亚大陆，甚至从大西洋上的岛国爱尔兰直到太平洋岛国日本。中国早期的粮食生产独立于新月沃地，高大的山脉曾经阻隔了两地间作物的传递与交流。但是从公元前2000年始彼此的作物已种植在对方的土地上，因为纬度毕竟一致或接近，高山毕竟不是大洋。
上述两个原因导致了欧亚大陆顺利地被农业文明覆盖，而其它各洲迟迟未能全面进入。一个农民多半打不过一个猎人。但是技术、武器、文人、政府和病菌都是在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因此农人的后代与非农人在富裕与权力上的差距就已经是注定的了。
病菌以后成为了殖民者的锐利武器我们前面已经说到。为什么病菌是产生于农业文明呢﹖人类社会中的传染病大多是从动物的疾病中演化而来的。病菌需要有宿主，它们在人体外是不能生存的。如果病菌杀死了所有的人，病菌自己也就灭绝了。所以流行病的病菌只能演化并此起彼伏于规模和密度较大的群体中。天花出现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鳃腺炎出现在公元前400年，麻风病出现在公元前200年。这些传染病是以稠密的人口为其生存基础的，因此它们是在农业造就了定居和人口的密度与规模后才诞生的。随着人类与流行病菌的长期博弈，基因中缺乏抗体的人死亡了，具有抗体的存活下来，存活下来的成员自然拥有更多的继承了此种基因的后代，因此最终该群体可以同这种病菌共存且抵抗住它们的袭击。采集和狩猎的小型群体不可能演化出流行病菌，并且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这一适者生存的漫长选择过程，当外部的大群体带着他们身上的病菌到来的时候，小群体将遭遇灭顶之灾。
病菌当然不是白种人面对土著的惟一优势，惟因少为人道，故作特别介绍。关心技术、武器、文字、政府制度是如何产生于农业文明的读者可以读这部奇书。因篇幅所限，恕不赘述。
(戴蒙德：《枪炮、细菌与钢铁》，上海译文出版社，2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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