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这样的事情却是规规矩矩的：他把自己所写的东西完整地保存下来，到了具有相当的分量，就结集成一册一册的书送到世上去。从《热风》到《且介亭杂文》许多随笔杂感集都是这样做的。短章断片也集合起来。按年次编辑。要是还有遗漏，就把它另集合成《集外集》出版。从这种事情看来，他是把写作，把所写的东西发表出来，当作自己生存的意义的。写作和发表的事情，可以认为是他生活的全部。他不是把自己写的东西选择出版的，他是把所写的一切，甚至断简零墨，无遗漏地照样投向世间的。虽然在他死后，有关的人为出版全集把一切收录下来，但他生前已经由自己的手把自己所写的东西逐年出版了。应该说，执笔著作就是他的生活本身的证据。和这相关的，我想起他有时对我说，什么都好，要无顾忌地写，如果有错误，随着年龄的增长给以修正就行了，不要一开始就想写出完整的东西。这话虽然有鞭策小心翼翼的我的意思，但也可以认为是恰当地说明了他自己执笔的——生活方式的态度。
和他对版画的爱好
鲁迅在性格上是诚实的，对于别人也喜欢那种认真的人——例如某些时候他要和一位倾向很不同的青年作家一道搞工作（据说这是指巴金——原书注），问他为什么要和那样的人一道工作，他用信任的口气说，那个人比别人更认真。认真——诚实是他最喜欢的。同时，他不喜欢浪浪荡荡的什么也不干。他曾经说过，人什么事情都不干是最坏的，就是像奈罗（古代罗马著名的暴虐君主——原书注）那样的暴君也比那些什么事都不干的人强些。生活在世上而“无为”，是最没有意思的事情。他认为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的话是骗人的，他讨厌它。他不喜欢作这种无为的说教的老子。在名为《出关》的小说里，他把老子漫画化了。就是暴君奈罗也好，因为在积极地干些什么。鲁迅这种思想，我以为是说明他对中国人——有闲知识人性格的一面的无为思想的抗议。世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动不动就轻视它，他认为这就是使中国停顿不前的原因，所以他极力提倡勤勉努力。总之，做些事情，埋头苦干是最可贵的，——这是他对中国人强烈的希望。
尽管这样说，但也没有觉得他在鼓励任何时候不离开桌子死读书的。他的兄弟建人时时来访，常常一道去看电影。兄弟是有职业的人，整天过的是不能自由活动的生活，不能不偶尔休息一下。——鲁迅怜惜地说着这种意思的话。我也大都被带着一道去看电影，看的是实况影片、纪录影片或文学作品改编的片子。有时也去看绘画展览，回来时也进啤酒店。一天，他劝诱我说，不想去看看跳舞厅吗﹖于是，我们和广平夫人三人就去了。可是喝着咖啡看了一下，说这是没有意思的东西，不到十分钟就回家了。中国人搞的西洋风的舞蹈，因为得到入场券，也曾经一道去看过，他说是没意思的、肉麻的（恶心的），在开幕不到五分钟就回来了。
文学之外，他最喜欢的是绘画。对于古董好像没有兴趣。他当时所住的房子，任何一间里都没有摆设的器物，只是嵌着镜框的版画，丰富地挂在那些房间里。版画收集得不少。外国的东西，是托商务印书馆，从原出版处寄来的，也有外国的朋友送来的。苏联的版画，记得是由苏联领事馆的斡旋，用中国纸去交换而从作者那里送来的。他对于中国的版画，也有好感，曾经和郑振铎共同搜集、出版过《北平笺谱》（出版时曾经送给我），《十竹斋笺谱》也复刻了（这在他生前没有完成，但他曾送给我两册印刷样本）。
往往有人向我询问鲁迅和许广平夫人结婚或恋爱问题。不过，我并不很知道。仅就我所听到的，似乎不能特别当作恋爱结婚。关于这件事，到底是怎样的，我也曾经试问过他。因为没有得到特别有兴味的回答，所以不大留在记忆里。仅仅记得，他曾经向我这样说过，她是他的学生，以前，他征询过关于种种问题的意见，民国十五年（1926）“三一八”事件的时候，两人都成了北京政府追逐的人，一起向南方逃跑了，这样一来，某某等便说，鲁迅带着许广平逃跑了，他们已经结婚了，这样恶意捏造他们的关系而散布起谣言。本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听了这种风传，觉得很麻烦，就结婚了。记得他是用诙谐的调子若无其事地说的。大概年龄有差距，又有着师生的感情，因为上述事件的机缘，在共同逃出的环境里，不觉之间就结合了，这是我所了解的，但在那些把结婚当成重大事情的人，这也许是个不太满足的答案。不过，比这更多的情况，我不知道，也没有更深入探求的兴趣。只是记得许夫人尊称鲁迅为“先生”，鲁迅在和我们的说话里称她为密斯许；给我很强的印象，是他对她有点像对学生似的加以照料。
听说，鲁迅最初的夫人，在北京和他的母亲同住。因此，他每月都向北京寄送生活费。关于那位最初的夫人，他说过：“因为是母亲娶来的，所以送给母亲了。”我开玩笑说：“恺撒的东西还给恺撒。”他好像说“对呀”，点点头笑了。
我记得他说过，当他被北京段祺瑞政府通缉，在公使馆区的医院等地方忍着饥渴逃来逃去的时候，偶然也回到家里，家里人感到为难，叫他不要回家。我听了这话的时候心里想（这自然是听他说这话时前后的模样觉察到的），那恐怕就是他决心舍掉家，进而决心舍掉妻子的缘故吧。被通缉的人就是政治犯（﹖），相信“自己是正确的”鲁迅，却不容于自己的家人，在家里也像被追捕那样不能不离开，那时候家人对他的态度，不是对他的决心起着作用吗﹖这也许只是我个人的推测，但是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一方面听他的说话，一方面就是这样想的。到现在也还记得，在他说话时的语气里，也使我不得不作这种推测，也许我的理解有错误或过分的地方，总之，当时我只能那样想。因而我解释他舍弃最初的夫人，或者“舍弃也好”的心情是从此时产生的。同时附带说明，他和许夫人的结婚理由，是我个人想的，并不是直接地明白地听他说的。
写过《鲁迅批判》的李长之说，鲁迅的作品，最后大抵都关系到“死”，并提出了见于他的小说和小品人物以至动物，来研究那结末所达到的“死”。而且补充说：
“所有这一切不是偶然的。乃是代表着鲁迅一个思想的中心，在他的几经转变中一个不变的所在，或者更可以说，是他自我发展中的背后惟一的动力，这是什么呢﹖以我看，就是他的生物学的人生观：人得要生存。”
这种生物学的人生观，是在鲁迅人生观的根柢里，成了他各种思想、行为的中核，我大体上也有同感。
关于青年应当向什么目标前进的问题，他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全都踏倒他。”谈到青年前进的目标，那样过分地只联系到生物学的、生命基础的发言，我读了它的时候有点迷惑。一般来说，在这种地方，要拿出漂亮的道德说呀，理想主义呀，人类爱呀等等，总之，是关系到人类社会的“聪明话”来的吧。所以我感到迷惑。但是现在他这种语言渗透我的全身了。生存、衣食，是多么艰难的、重大的而且根本的事情，现在，我每天都深刻地痛感到了。因而又一次想到，为了懂得鲁迅所说的事情，如果不知道鲁迅生活着的中国现实，到底只等于听着〔车轮〕空转的声音。同时我认为鲁迅对于事物，经常是从最根本的地方去考虑、捕捉的。
那么，他那生物学的人生观，人必须生存的核心思想，是从什么样的地方形成的呢﹖想来，这是由于他屡次直接面对着死的经验。不是观念的死，而是现实地直接面对着肉体消灭的经验吧。而这种直接面对的死，不是自然的或意外伤害的死，乃是政治事件的杀戮，也可以叫作“政治死”，不正是在这儿，种下了他的核心思想么﹖不仅这样，而且成为强烈反抗死的“生存”要求，更成为沸腾在他为人深处的热情而燃烧，作为社会的抗议而广泛地发展着么﹖
一次，在他家吃晚饭的时候，他稍微喝了点酒，轻松愉快起来，看了看摆在食桌上的五六个碗碟，说道：“我也过着这样的小资产阶级的生活，自己决不觉得有意思，想到过着这样生活的自己，就觉得是没志气的。”
他这样说，是在谈到对清朝干革命运动时，跟土匪往来过着粗豪生活情况之后。
“攻击我的批评家们说，鲁迅不是真正的革命家，原因是，如果是真正的革命家，早该被杀掉了。他还生存着在这儿叨叨唠唠，这就是并非真正革命家的证据。这是实在的，我也承认这道理。自从我们干起对清朝的革命运动以来，我的朋友大都被杀掉了，活下来的很少啊！
不单是对清朝的革命运动，北京的“三一八”以后，走到南方，又隐居上海租界的晚年的鲁迅，是时常亲身实践了“人必须生存”这句话的。
“三一八”之后，和许广平女士一同从北京南下的途中，在南京的旅馆里，遭到孙传芳手下军人的检查，行李中放着许女士的国民党员证，运气很坏，那件放着党员证的行李被打开了。“那时候，已经感觉到糟了！”鲁迅说，“但是因为军人们只翻行李的底层，却没有注意到在最上面的党员证。”“如果发现了会被杀死吧﹖”“大概是要被杀掉的，因为那时的国民党员，如果被发现了，马上就要被杀的。”
他到广州中山大学任职不久，所谓“清党”的政变发生了，他被看作急进倾向的教授，继续着蛰居的生活。那时候，他对于为侦察他的思想而去访问他的人，便特意絮谈着各种事情，滔滔不绝地，安特列夫论呀，陀斯妥夫斯基论呀，使无知识的侦探笼罩在烟雾里了。侦探抓不住可以报告上级的要领。——林语堂写过这样的事情。我问过鲁迅，他说：“也有过那样的事啊。实际上，他们是没有做侦探之类的资格的笨蛋啊?”“那是学生么﹖”“是学生，但什么都不懂的。因为反动派的爪牙就是那样的。说到学生，还有奇怪的家伙啊，我还在学校的时候，一个人在值班，因为没有别人在，有时就来威胁，但是我并不害怕，因为习惯了呀。有时是用腕力来胁迫的，我呢，我也是‘无赖’，就把那学生痛打了，这样一来就跑掉了，哈哈哈……”
上面他说的话，我在上海写的《鲁迅传》初稿中，是照样写着的。在原稿上，接着还有鲁迅的话“那时候，我总是在枕头底下放着手枪”，而他却用铅笔把我用钢笔写的这句话勾掉了。大约因为考虑到要公开发表，所以勾掉的吧。不过，我所写的都是听他说过的，并不是自己随便想象写出的、全无根据的事情。他是不想发表吧。可是作为了解他为防卫自己的生存权是怎样战斗的一个插话，我现在把它发表出来。
关于他怎样的爱惜生命，不单自己的生命，而且也爱惜别人的生命，我再加上一件他说过的事情。
我在上海的时候，中共的根据地在瑞金，那时候屡次听说国民党的政府军对瑞金“进行围剿”。也许是当时基层的纠纷事件吧，他对我说，流传着中共杀害附近农民的风闻，也许只是一种风闻吧，但杀害农民，不管因为什么都不好，我们派人去调查，如果是真的，一定要劝告共产党不可杀害。他没有加入共产党却是同情者，因为他自称是同路人作家。但是仍然在听到杀人的事情时，他就无论怎样也不能默视了。他用坚决的态度说，调查结果，如果是真的，就得进行忠告。在这时候，我好像看见了他那人道主义者的真面目。
相反地还可以认为，清末革命以来，他看多了那些甚至特别地希望死的革命的浪漫主义者，因而更痛感到人必须生存的吧。谈到在辛亥革命前夜死了的同乡秋瑾女士的时候，他和社会上的评论不同，却是批判的，认为那是天真的做法。我是这样理解的。
（摘自《寻找鲁迅·鲁迅印象》，北京出版社2002年1月版，定价：21.00元。社址：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邮编：1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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