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对于闲暇活动的规定，越来越多地涉及到使用国家权力。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试图培养或强加某类“可接受的闲暇活动”观念，其目标都是为了促使各种社会集团“合理地娱乐”，以控制自由时间中潜在的危险。因此，自由时间的“自由”，实际上或多或少要受到限制。
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闲暇时间的数量将成为衡量财富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根据毛泽东时代对马克思的解释，闲暇仅仅是给工人喘息的时间，使他们得以复原。只有当工人用这些时间来休息，减轻压力，并且增加体力和智力时，闲暇才有意义，他们才会在闲暇之后，更有效地工作。在毛泽东时代，很流行列宁的一句语录：“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
既然人们认为闲暇应该从属于工作，那么，为了增加产量，就可以牺牲闲暇。从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的计划者和管理者倾向于认为，只要保证使工人能得到足够的时间恢复身体，削减闲暇没什么不对的。那些年，不给或很少给补偿就要求工人加班加点的现象并不罕见；而且还经常在星期天和假日里，组织党、团员及政治积极分子从事“义务劳动”。在大跃进期间，这样的活动达到高潮。有些人甚至在缺乏足够睡眠的情况下，连续工作几个月。
在一段时间内，人们可以忍受疲倦，要他们永远忍受下去则是办不到的。中国领导人很快意识到，让人们承受太大生理和精神压力可能不利于生产。1958年11月至1960年5月期间，中央至少发出了两个指示，要求应保证人民群众“有八小时睡眠时间”，并且有另外几个小时的“自由时间”。然而，“闲暇”仍然被看作被动的消遣和工作精力的恢复。这两个文件实际上都规定“群众的时间”应服从于“统一计划”。
在中国的政治文化里，公共利益一直占据了“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优先位置”。而革命则加强了这个公共利益概念，在“文革”之前和“文革”中，闲暇的形式反映了这个特征。在“集体主义”的名义下，闲暇活动应采取集体行动的形式，这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例如1954年，河南省开封市第一中学制定了一套规则，标题是——“这些时间做什么？怎么做？”规则有十六项五十六条。这些条文对起床、洗脸、吃饭、上课、上操、课间休息、睡觉都做了十分细致而具体的规定，如吃饭时怎样分菜，怎样吃饭，碗怎么放；上操，上体育课时和晚集合时怎样走路等等。总之，所有的事情都应组织起来一块儿干。那个时候，不顾学生和工人的个人爱好而把他们组织起来去影剧院看电影、组织体育比赛、举办舞会，是非常普遍的。有些学校还在学生看电影、看球、跳舞时，把校门、课堂门和厕所都上了锁，认为这种做法是教育学生集体主义精神的好办法。甚至读书也有规定，党支部、团支部不时地列出“推荐书籍”的单子来，然后，就制定出讨论的时间。这样，人们就不得不去读这些规定的书。那些没有参加单位组织的闲暇活动的人则要冒着被批评成“脱离群众”和“缺乏集体主义精神”的危险。像篮球、足球和排球这类集体项目被当作一种工具，目的是培养人们的集体意识、合作意识、自我牺牲精神。
1960年3月，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中国青年》刊登了一封信，作者是署名为肖文的年轻妇女。在信中，她表达了希望能有更多的自由、愉快的闲暇时间的愿望。在接下来的三个月中，杂志收到了14000多封讨论此信的来稿，并且有选择地公开了大约十二份。公布的大部分信件对于肖的愿望采取了一种严厉的批评态度。其中典型的观点是：中国人民还未达到享受的时候，因为共产主义在中国还未实现。批评者坚持认为，那些过多注意闲暇的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这场讨论得出的结论是：业余时间不应用于个人享受；相反，它应用来提高一个人的“政治觉悟”。
60年代初，开始发展了一套新的闲暇观。据说业余时间不可能是政治真空。它要么被无产阶级思想占领，要么就被资产阶级思想占领，闲暇变得越来越政治化了，到“文革”结束时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体上从1960～1962年）政治化相对较温和。人们被告诫，用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来享受娱乐在政治上是危险的。虽然经过社会化改造的人们可能已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国家还是认为让他们在闲暇时继续巩固他们学习到的东西是必要的。对于电影、戏剧、音乐、小说、绘画及其他类似的作品潜台词要保持警惕，特别是那些从外国进口的和解放前发行的作品；体育也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纯洁，“锦标主义”被称之为一种“极大的个人主义”受到批评，比赛被认为应用来增强“集体主义”。换句话说，闲暇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的阵地。
在第一阶段，人们只是被揭示要求自己去判断对与错。而在第二阶段（1963～1965年），人们则开始被给予明确的指示。
1963年，《千万不要忘记》和《年轻的一代》两部现代话剧被搬上了舞台。每部戏中都有一个反面人物。前者是丁少纯，后者是林育生。丁少纯由于忘记了自己的工人阶级出身而受到批判，他之所以被认为“忘本”，部分原因是他已养成了一个资产阶级生活习惯——打猎。林育生受批判则是因为他幻想娶一个漂亮的姑娘作妻子，有个安乐的小家庭，“白天我们一起去上班，晚上回来就听听音乐，看看小说，读读诗，看看电影，星期天上公园，或者找几个朋友聊聊天……”他被指责为试图“躲进个人主义安乐窝里去，追求个人享受”。批判者说：“在无产阶级革命者看来，革命同追求个人享受是水火不相容的。要革命，就不能追求个人享受；要追求个人享受，就不能革命。”当时每一个主要大城市都上演了这两部话剧，并将它们拍成电影，组织工人和学生观看。全国性和地方性的报刊也辟出专栏对它们进行讨论。党希望教育人民，在他们闲暇时，应该干些什么不应干些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在一组文章的标题里找到，这组文章发表在1964年《中国青年》第8～9期上。标题有《要珍惜业余时间》、《业余生活要服务于工作》、《下班后也要严格要求自己》、《业余生活要以学习为主》。
60年代中期，官方的出版物开始警告人们：“玩物丧志”。结果，打猎、钓鱼、养鸟、种花及所有其他各种爱好者受到“沉溺于小资产阶级的情趣”的批判。
第三阶段，“文革”中（1966～1976年），“私人时间”和“公共时间”的划分已毫无意义了，“破四旧运动”中出现了一条不成文法规：除非得到官方许可，否则没有闲暇活动是合法的。有数年，八亿人民只允许观看八部“革命样板戏”和几十部精心挑选的“革命”影片。“文革”后期，拍的影片和出版的书只是以一种粗糙的艺术形式简单地进行宣传，甚至没有做出给人们以消遣的样子。因为“闲暇”这个词本身已变成了一个坏字眼。
正如苏珊·福特·维尔特夏尔（Susan Ford Wiltshine）巧妙地评论的那样：“当私人生活的乱石碴被完全消除干净后，公共生活被变成了一堵表面光洁无比的巨墙。巨墙里面什么都是一个模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67、1968两年“文革”进行到高潮时，许多中国人发觉，多少年来他们第一次有了大量的自由时间。既然学校关闭了，工厂受到严重破坏，“消遥派”的问题在于如何消磨时间。年纪小一点的，每天在大街上游逛，从“斗鸡”、“放信鸽”中寻找刺激。年纪大一些的打牌、下象棋、下围棋，那些在“破四旧”运动中遭到烧毁的书籍则成了抢手货。还有一些年轻人在大街上泡女孩，沉浸于浪漫生活之中。也有一些人忙忙碌碌：有的回到象牙塔中，一心一意地学外语，研究数学、物理等等；有的则较实际，学编织、裁剪、烹调、装修收音机、练习乐器及发展其他技能，钓鱼、打猎、做木工和家庭装修成了许多人的爱好。1967年后半期，风传经常在静脉里注射公鸡血，可以延年益寿，当成百上千的人在派系斗争中被打死打伤的同时，另一些人却在寻找延长寿命的秘方。这时，许多原来贴上“毒草”标签的电影又在放映了。其名义是为了批判“毒草”，群众需要重复看。但实际是，许多人对只看几部单调的“革命”片已经厌倦了，他们需要更多的选择。一些群众组织甚至想从给文化上饥饿的观众放电影中谋取利益。那时不断有报道说，这类电影的拷贝被从一个组织手中抢到另一个组织手中。
在“文革”期间，闲暇活动被蒙上一层浓厚的政治色彩。有时连闲暇这个概念本身也被认为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社会生活的政治化，使得“文革”后期，很多人对任何带有政治性的事物都不感兴趣。80年代，社会生活的政治色彩逐渐减少，个人有了较多的自主权，能够自己决定如何使用私人时间，闲暇才恢复了它本来的意义。
（摘自《左脑的思考》，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定价：13.80元。社址：天津张自忠路189号，邮编：3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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