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朱丽兰被宋健找到了办公室。
“你知道我今天找你干什么吗？”宋健问。
“不知道。”朱丽兰回答说。
宋健笑了笑，说：“你得准备离开化学所，到科委机关来工作。”
“我在那儿干得挺好的，到科委来干吗？”
“到科委来当副主任。”宋健直截了当地回答。
朱丽兰一听，颇感吃惊。忙说：“不行、不行，这事我连想都没想过，我哪儿行呀？”
“我看你就行?”宋健说，“你不仅要来科委当副主任，而且，863计划，还要由你来负责组织实施！从现在起，你就是中国863计划的‘执行导演’！”
直言快语的朱丽兰开玩笑说：“宋主任，你这不是存心让我入‘地狱’吗？”
“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宋健也爽朗地笑了，“搞科学嘛，就得献身！谁让我们都爱上了科学呢？那就让我们一起‘入地狱’吧！”
1986年7月1日这天，对刚刚卸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的朱丽兰来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她将以国家科委副主任的身份，第一次出台亮相，走马上任。
按照多年养成的习惯，朱丽兰一早便起了床。与往常一样，她草草吃过饭，把所要带的文件和工作用品塞进包里，然后随便换上一套已经穿过多次的夏服，便匆匆出了门。
作为一位女性，尤其是作为一位常常出没于公共场合的女性，在衣着外表上打扮打扮，讲究讲究，本是一件无可非议、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朱丽兰在衣着打扮上多年来似乎都持无所谓的态度，从不肯在这方面下什么工夫，她对自己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审美要求，就是整洁利落，朴实大方。她的观点是：“你可能在衣着打扮上看不起我，但你在学术上却不得不佩服我。”
可以说，朱丽兰这人在仕途上向来是没有“野心”的。而她之所以在这方面没有“野心”，是因为她对“当官”一类的事情实在没有兴趣。如果说她有“野心”的话，那么她的“野心”就是想当一个非常出色的科学家——这是她从小就有的“野心”。还在读女子中学时，她就十分崇拜居里夫人，很想长大后像居里夫人那样，当一个优秀的科学家。甚至，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追求事业的成功和自己人生的价值，她曾打算不结婚，独身一辈子。只是后来感到不结婚麻烦事很多，非议更不少，反而影响了安心干事业，这才改变了独身的打算。
朱丽兰的出现，使共和国的政坛上又多了一个部长一级的干部。假如说，这次来坐这把交椅的是个男子汉，事情或许就简单了，就合情合理了，也无可非议了。但麻烦就麻烦在，来坐这把交椅的偏偏不是一个男子汉，而是个资历并不深、资格也不老、年纪还不大的“女同志”！
这样的事儿出在中国，自然就会让人产生几分疑虑几分担心。于是，一时间里，中国的舆论界里便有了各种说法，同时，也让西方一些国家的科技界人士也颇感惊讶。事隔多年之后，一位西方记者第一次见到朱丽兰时，第一句话还问：
“请问朱丽兰女士，你和朱德委员长是什么亲戚关系？”
那么，朱丽兰能坐上国家科委副主任这把交椅，凭的是什么呢？
朱丽兰从一名科学家转变为科学工作管理者是在1985年2月，她被前任所长、著名化学家钱人元推荐出任化学研究所所长，这在当时也是一件众望所归的事情。
朱丽兰上任之际，正是化学所形势严峻之时。当时，我国科技体制的改革刚刚开始，国家大包大揽的拨款制度的突然变更，打破了化学所几十年来一贯靠坐吃皇粮过日子的平静。化学所人心惶惶，财务部频频告急，今后如何继续生存、发展下去的问题，第一次实实在在地摆在了全所数百名科学家的面前。
上任伊始，朱丽兰就横下一条心来：“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出点名堂！”她找到科学院领导，立下军令状：既然让我当这个所长，就得实行所长负责制。所里的领导班子由我来组阁，搞不好由我负责，出了问题由我负责！接着，她确定班子，统一思想，并号召全所人员丢掉幻想，转变观念，积极投身于改革大潮中去求生存、求发展。尔后，她又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朱丽兰在管理制度上大胆革新：废除人治，实施法治。即是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化学所就得有化学所的管理章程。最科学的管理不是靠人，而是靠管理章程本身。因此，朱丽兰根本不把精力花在处理各种乱七八糟的人事关系上，而是花在如何制定好管理章程上。章程就是法典，管理章程一旦制定，那就是所里最大的法，让它按科学的程序运作就是了，大家按章办事就行了。
一旦出现违反者，依法办事，认法不认人。
比如，调级、分房子、评职称，是令研究所的领导最头疼的事情，也是令全中国各单位所有的领导最头疼的事情。朱丽兰的办法是：先走群众路线，认真定好客观标准，再排好程序，实行管理科学化。然后不管是所长副所长，还是司机炊事员，一律按规定打分，照程序排队。此外再加一条：谁也不许上蹿下跳，到处活动，拉关系走后门，领导更不得营私舞弊，享用特权。为此还专门设了一个检举信箱，一旦查出，马上扣分。而她自己则当众表示：凡是涉及到调职调级分房子之类的事，本人一律“撤退在后”，决不“冲锋在前”！若有违反，欢迎检举揭发！
于是，等到调级、评职称、分房子之际，当不少单位的领导都为此愁眉苦脸焦头烂额、到处躲藏不敢露面时，朱丽兰却每天照常上班下班，照常读书看报，照常吃饭睡觉，高兴了，还要坐下来弹上两曲钢琴，其轻松潇洒的程度，简直像压根儿就没这回事情一样。在办公室里，她不和任何人谈及此事，也不允许任何人和她谈及此事，有什么问题该找哪个部门就找哪个部门，该怎么处理按规矩办就是了；回到家里，她安民告示，不接待任何客人，即使已经来到门口，也决不开门——规矩早就公开摆在了那里，还用得着我再多说一句废话吗？
对此，朱丽兰深有感触地说：“当领导的，绝不能欺软怕硬，让老实人吃亏。欺软怕硬的领导是最无能最窝囊的领导。这种领导人家捏着你的鼻子牵着走，上你家躺着闹，活该！公平与公正，是领导艺术的两个很重要的方面，这不需要什么高难度的技巧，但却需要领导者本人的正直与无私。”
正是依靠了这种“领导艺术”，朱丽兰在当所长一年的时间里，硬是把一个化学所搞得有板有眼，有声有色，从而在藏龙卧虎、群英荟萃的中国科学院里脱颖而出，最终成为国家科委副主任的最佳人选。
不管怎么说，朱丽兰已经实实在在地坐在了属于自己的办公室里。
本来，她来之前，深谙世事、通情达理的宋健主任曾经提出，让她从原单位带一位秘书来，可被她婉言谢绝了。她考虑的是，我自己新去科委，本来就是两眼一抹黑，若是再带一个两眼一抹黑的秘书去，岂不更糊涂?再说，当了官，就拉一帮带一伙的，她不习惯。
国家科委只好派了一位女士来做她的秘书。这位女士为人正派，精明能干，熟悉各方面情况，而且很有工作经验和工作魄力。朱丽兰与这位女秘书刚一见面，就直截了当，开门见山：
“给我当秘书，可没什么便宜好占。”
“想占便宜，我就不会来给你当秘书了。”女秘书毫不示弱。
“我这人性子急。”
“我的性子也不好。”
“那我们先试试看吧。能互相适应，合得来，就一起干；合不来，就散伙！”
“行，那就先试试吧。”
结果，二人配合默契，合作得很是愉快。
中国要搞现代化，就得要有现代化的领导。但什么样的领导，才是真正的现代化领导呢？
朱丽兰不是那种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眉毛胡子一把抓的领导，而是属于那种具有战略思想、战略眼光、习惯把问题放在国家的战略层次上来考虑的领导。她是搞科学出身的，她善于把科学渗进管理，把科学管理和领导艺术进行完美的结合，从而让科技管理工作上升到一种更高的境界。因此，在她的身上既有科学家的影子，又有政治家的风度；既有学者的高雅，又有实干家的派头。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她又是一个相当实在、相当朴实、相当简单、相当透明的人。她所想所思，所言所行，一目了然，她憎恨虚假；她敢说敢干，敢负责任，不怕得罪人；她敢于坚持原则，敢于坚持真理，不怕丢了乌纱帽。因此，如果我们用一般印象中的“领导”的标准来衡量她的话，就会感到她不太像个“领导”。
然而，也许正是这些“不像”之处，恰恰是一个真正的现代化领导的风范所在，也是朱丽兰最具光彩的人格魅力所在。
朱丽兰的“不像”之一，是敢抓敢管，敢于负责，处处表现出“厉害的老太婆”的“厉害”。
朱丽兰对人对事，要求十分严格，容不得有半点马虎。凡是她要干的事情，她非干好不可；凡是她要抓的工作，她一定要抓出成绩；凡是她要管的问题，她也坚决一管到底。
为了让专家委员会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她又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滚动制”。所谓滚动，一是指对专家进行滚动。就是说，专家不搞终身制，某个专家的年龄或任期到了，就自动退出。在做某个项目时，专家既可以随时“滚”进，又可以随时“滚”出。863的专家一般两年一换，换届时，如果你仍然当选了，就继续留任；若是落选了，就另作安排。二是指对选择的项目要进行滚动。某个项目好，就列入863计划；某个项目不行，就滚动，就取消，就让别的好的项目再“滚”进来。
但滚进来容易，一旦要滚出去，就很难了。因为这明摆着是得罪人的事。
但朱丽兰不怕得罪人。她不管是谁，该“滚”出去的，照样“滚”出去；该“滚”进来的，照样“滚”进来。凡是一些主题不明确，主次不清晰，没有重点，没有主攻方向，白菜萝卜一大帮，眉毛胡子一把抓的项目，她或者当面“枪毙”，或者顶回去让重搞。毫不留情，绝不手软。
有的专家对此很有意见。她说：“有意见也不行。在这样大的原则上，如果怕得罪专家的话，我认为是对国家不负责任。既然我在其位，我就要谋其政。国家的钱，一分一厘也不能乱花，必须用到点子上。不管是谁，不把项目搞好，我就不给钱！”
朱丽兰还是个务实不务虚的人。她不光管大事，也同样要抓小事。而且，只要她讲过的问题，就必须要有落实，不能说了不算，光说不做。比如，科委机关的厕所有味了，外宾来时很影响中国的形象，她说了几次也没得到解决，她就亲自抓，一直抓到厕所没味了，这才罢手；食堂的伙食不好，群众反映很大，说了几次，不行，她也亲自抓，一直抓到食堂管理员那儿，等伙食有了好转，这才停止。
因此，科委是上上下下，几乎无人不知朱丽兰的“厉害”。
朱丽兰的“厉害”，还表现在敢于在国际上树立中国强者的形象。她总是鼓励中国的专家们要敢于到国外“插国旗”。“插国旗”的意思，就是一方面要拿出过硬的技术产品，到国际市场上进行较量，从而确立中国的形象；另一方面是指在外国人面前，不能丢了中国人的国格，要敢于树立中国人强者的形象。她说，和外国人打交道，很重要的一点，也是要实事求是，不卑不亢，没有什么好谦虚的。用我们上海话来说，外国人是支蜡，不点不亮。你越软弱，他越欺负你。你给他厉害，他就老实了。因此，她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从来不忘自己是个中国人，同样显示出一个“厉害的老太婆”的“厉害”。
有一次，她去德国洽谈关于高技术的合作问题。过去，中德之间谈高技术问题，都只能在理论上进行论谈。所以洽谈刚开始，一位傲慢的德国议员便摆出一副要与她搞“论坛”的架势。可她对“论坛”不感兴趣，轮到她讲话时，便说：“我今天来不是跟你们搞‘论坛’的。我没时间跟你们空谈。我这次是来谈高技术合作问题的！你们愿意干，愿意和中国合作，咱们就来实际的，就来真的！我手上现在有珍珠，你们有没有玛瑙？如果有，咱们就珍珠换玛瑙；没有，就拉倒！”然后，她便把如何如何干的方案大谈了一通。谈完后，在场的德国人全被她镇住了——对方没想到，这位几年前还在他们国家学习的貌似平常的中国女人竟有如此厉害，而且她的手上还攥着大把大把的“珍珠”！于是，傲慢的德国议员一下变得老实起来。后来，一个德国人送她上飞机时，对她说：“你是科学家，我们那位议员过去是个小学教员，不懂！”
但“厉害”只是朱丽兰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863该上的项目，她从来都是大力扶持，该支持的专家，她总是想法全力支持，而且总是主动承担责任和风险。她说：“我这个位置相当于一名教练。如果我这个队赢了，那么上台领奖的是队员而不是我；要是输了，那么承担责任的应该是我，而不是队员。”所以她经常对专家们说：“该干的工作，你们大胆地去干，干出成绩了，是你们的，出了问题，由我负责！”
1989年，“六四”风波刚发生的第四天，宋健召集有关人士，紧急研讨科委下一步的工作该怎么办的问题。有人对科委当时选定的方向有些担心，对国际间的科技合作问题也表示疑问，甚至有两位正准备去美国参加由中国留学生人员主持的生物工程会议的同志，也不敢去了。但朱丽兰却明确表示，改革开放的旗帜不能变，863的旗帜不能倒，中国与国际间的科技合作等问题也应该继续搞下去。她甚至对将要出国的两位同志明确表态：“越在这个时候，你们越应该去做工作。你们就放心地去吧，出了问题，由我负责！”
朱丽兰的“不像”之二，是敢于直言，敢于批评，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
朱丽兰对专家对同事，从来都是心直口快，有啥说啥；在领导面前也是有什么讲什么，从不隐瞒自己的意见和观点。她说：“我做了领导，不能装出一副领导的样子。做领导的，就应该讲真话。对上级，我要尊敬，但也要直言，不讨好。因为我干工作不是为了当官，你对我怎么看没什么关系，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工作应该怎么干，就把它干好。你如果觉得我合适，我就干；如果你觉得我不合适，我走也行。对群众，要依靠，要关心，但也不能讨好，在原则上绝不能退步。”
一次，她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863的有关情况。为了使863的某个项目能引起中央领导人的重视，得到中央的批准，她当着李鹏的面，直截了当地陈述了自己不同的意见。最后她还坦诚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希望尽快成立国家科技领导小组，最好请李鹏总理担任组长。
李鹏听了后问：“为什么要我当组长呢？”
她回答说：“你要当组长的话，什么事情就好办了。”
李鹏问：“为什么呢？”
她说：“美国就是克林顿当组长呀。”
李鹏又问：“真有那么大的威力吗？”
她说：“当然了，因为许多事情都是在国家层次上拍板嘛！”
尽管当时不少人都为她的直言捏着一把汗，可结果是，李鹏被说动了。后来她说：“我有什么办法呢？只有那么一次汇报的机会，失去了，事情就可能永远办不成。为民请命，就得冒点风险，所以我也只好豁出去了！”
朱丽兰对上敢于直言，对下也敢于批评。比如，她身为领导，不得不常常和各种会议打交道，尽管她很讨厌一些云山雾罩、乱七八糟、马拉松式的会议，可出于无奈，也只好应付。但是，凡是由她主持的会议，她绝不容许信马由缰，夸夸其谈，耗费时间。她不仅要限制发言者的发言时间，还要求发言主题必须明确，内容必须充分。一次会上，一位局级干部讲话唠唠叨叨，游离主题，她马上当众打断那位干部的讲话说：“不要再兜圈子了，赶快进入正题吧?”她话一出口，语惊四座，那位干部自然也很难堪。但她宁肯得罪人，也不愿对不住时间。
朱丽兰的“不像”之三，是不光敢于批评别人，同时也喜欢别人对她进行批评，敢于接受别人对她的批评。
朱丽兰认为，一个人只要心底无私，天地自然就宽了，不要因为别人说你什么就去计较。别人说得对就接受，说得不对就听着，没有必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折磨自己，显得没有肚量。
有一次，当专家们在会上谈到某个领域的计划不行时，自动化领域首席科学家蒋新松当众指着她说：“这个计划不行，为什么就不改？这个问题你朱丽兰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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