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夜的灯下读谁的书，往往会对谁生出亲近之情，何况我今晚读的是《钱毅的书》（三联书店1980年）。钱毅（1925—1947）是中共盐阜地委的文化工作者，担任过《盐阜大众》报的编辑、副主编，23岁那一年被国民党军队枪杀。这位夭亡的文化战士生前曾出版过《庄稼话》、《怎样写》、《大众诗歌》、《海洋神话与传说》四本小书，这册《钱毅的书》是他遗留的选辑，有30余万字。书中选了他大量的日记，使我们能隔着半个世纪的历史走进他的生活和他的心。“上老洪处去，秋阳映着淤黄河，黄澄澄地耀眼，我禁不住又回头走上淤黄河堆，慢慢沿堆向南，看河堆外一片大的绿野，直到河边，对河又是一丛丛树木，白云浮在青朗的天穹上，使牛的、走路的，尤其是几个妇人家远远地在刨花生，那动作非常和谐，自然劳动的动作真是最美的，这淤黄河的景色，是我永远记得，永远爱恋，永远使我心境畅快的。”这是钱毅1946年10月15日的日记，是他牺牲前四个半月对祖国景色的陶醉。他的“心境畅快”使我得到了莫大的安慰，他的“爱恋”也使我受到了莫大的感动，我对这位年幼的先烈不乏稚气而又无比纯真美好的一言一行都有难言的珍惜。近年来，我们治中国现代文化史总是对名教授们的薪水升降、恋爱得失关怀不已，而对钱毅这样的革命文化战士质朴而丰富的文化活动与文化贡献少有关注，这是个缺陷。
钱毅对农民的知识尤其是语言有强烈的热爱，他辑录的《庄稼话》（1946）内容非常充实，他在日记中也情不自禁地反复表达出版这本小书所感到的喜悦与甜蜜。这位来自大上海的孩子初到农村时“不知道毛豆角就是黄豆的嫩角子”，因而问“毛豆角和黄豆的种法有什么不同呢”（陈登科的回忆，见《钱毅的书》附录），而数年之后能对农民的话掌握得那样地道，这中间有多少扎实而艰苦的工作。他为报纸写的报道都用农民的口语，如《民兵代表大会花絮》：“这个会，排场比生产大会还要大。代表们一到会场，心都飞起来了，建阳代表祁寿铭说：‘这比蹲家里还快活。’滨海代表常正国未开会以前，跑到大会场子，一见这么大排场，没底欢喜，回宿金指手划脚告诉人：‘我从来未有这样的热闹，我一到会场，胜如天堂一样。’”（第207页）钱毅与他的报纸身体力行着文章的大众化。这是真正的大众化。文语的大众化是“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后中国文化界的又一个重大命题，但城里的作家学者对这个问题只是谈谈而异，他们所谈也如钱毅所说有些“吊空”（第382页），“叫人看了，也禁不住有些隔靴抓痒的感想”（第9页）。大众化的深入实践是由走到农村的革命文化工作者开始的，大众化是在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实现的，因为那里“群众运动真正开展，政治经济条件具备”（第9页）。群众运动使文语大众化获得了真实的空间与过程，这一点共产党及其革命文化工作者功不可没。
文语大众化的过程也就是文化民主化（Cultural democratizatiou）的过程。对于钱毅来说，大众化是农民文化水平的提高，是在农民文化基础上的提高，而不是“以我们知识分子的一套，去套上工农水准”（第386页）。这意味着对农民的文化普及，也意味着农民文化包括他们的知识、智慧、情感尤其是语言的普及以及在普及中的革新，钱毅辑录《庄稼话》就包含着这种深刻的用心。对农民的文化普及（扫盲、培养农民作者等）意味着文化平等，农民文化的普及?与知识分子文化的普及同步?则意味着人的平等。中国现代的文化民主化就以这样的方式展开，中国文化由此深化了它的现代性，这与“五·四”前知识分子的“白话报”运动、“五·四”中知识分子的“白话文”运动都有所不同。那时的知识分子用白话宣传的是民主的、现代的思想，但他们对文化的龙断性占有，他们居高临下、高人一等的启蒙姿态又是反民主、反现代的。这可以命名为“文化启蒙的悖论”。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化运动在一定意义可以说是克服这种悖论的尝试。
“我们工农写稿子，心里难处真多。你想，我们没日没夜的田里滚田里爬，谈谈种田经，能十天八天说不完。如今要我们抓起笔杆子画画，写稿子上报，岂不是生来乍到，摸不着锅灶……其实，工农真未做过稿子吗﹖这话一点不对?乡里许多山海经、小唱、溜口子、俗话，都是工农做的稿子，不过未拿纸笔写下来。我们工农写稿时候，白纸黑笔一当面，——乖乖呀，只以为是另外一件新鲜事，把编山海经、小唱这一套本事，整丢到旁边去啦！不晓得这些东西里，有多少写稿诀窍呢！”——谨录钱毅以农民的文化方式（农村口语）启发农民要有文化（“写稿子”）且要发展自己的文化的一段话，作为对革命文化运动善缘善举的重温，也作为对钱毅英勇牺牲——我仍愿意用这一并不新鲜的老词——五十五周年的纪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