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逝世后，苏共为大清洗中的受害者平反昭雪，但在政治经济体制上并没有脱离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因此，尽管几十年来苏联人民的生活福利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改善和进步，但领导集团脱离群众的倾向不但未得到纠正，而且还有所发展。
十月革命初期，曾流传着一个动人的故事：粮食人民委员（相当于粮食部部长）瞿鲁巴突然晕倒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当被紧急召来的医生检查后说，他没有病，只是饿昏了，在场的其他所有人无不为之动容。因为瞿鲁巴本人就是苏维埃政府管粮食的最高官员，在当时严重的饥荒中，他拥有调拨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普特粮食的权力，但是他却没有从中留下能填饱自己肚子的粮食?列宁得知后，便亲自倡议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为病弱的国家机关人员设立“疗养食堂”。“疗养食堂”后来逐步扩大到领导干部，把这当成在饥荒年代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承受住超负荷工作重压的必要措施。
经济形势好转后，“疗养食堂”没有被取消，而是逐渐变为食品的特殊配给和其他方面的一些特殊待遇。起初还只限于少数高级领导人的范围，差别也不悬殊，还属于比较正常的情况。但后来随着党政机关的不断扩大，配给面越来越宽，标准也越来越高，特殊待遇逐渐向特权演变。
特权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公务性特权，在一定条件下对于官员履行职责是需要的，合理的，或者有一定的合理性。另一种是非公务性特权。这种特权与履行职责无关或关系不大，而是由职务带来的大量私生活方面的优待，包括家属因此获得的特殊地位和待遇，是与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公仆身份和形象不相称的特权。当这种由领导层为自己规定的特权超过一定程度，就带有腐败的性质了。对此，我们常称之为体制内腐败或制度化腐败。
沙图诺夫斯卡娅在其所著《克里姆林宫内幕》一书中曾谈到斯大林时期苏联的特权现象。她说，在十月革命前，普通党员的生活水平与一般人民群众没有什么差别，就连靠党发生活费的职业革命家也都过得很朴素。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甚至把自己继承的大笔遗产无条件地献给党。“但是，随着苏维埃社会等级结构的形成和固定，执政党领导阶层的某些人开始搞特殊化，不仅要求权力和威信，而且要求物质财富和生活享受了。”自30年代起，苏联对领导干部实行高薪制。1934年，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的比例约为30∶1；而到了1953年，已经达到了50∶1甚至更多。当时还实行兼职取酬制度，即一个人可以兼任几个职务并领取各项职务的全部报酬。由于党委领导人也普遍被选入苏维埃执委会或被任命为政府负责人，反之亦然，这样造成的与普通工人的收入差距就更大了。此外，还实行向领导人员秘密发放工资附加款，即后来遭到人们大量抨击的“大信封”（钱袋）制度。这就是领导干部每月都会收到一个装有许多钞票的大信封，里面的钱从几百到几千卢布不等，钱的多少取决于职务的高低，在数量上一般相当于公开工资的一至二倍。这些工资附加款都是通过秘密的特殊渠道发放的，不交税，也不纳入缴纳党费的计算基数。除现金收入方面的特权外，还有名目繁多的补助和其他种种特权，包括可以在专门商店和组织得很好的内部商业系统低价购买紧缺商品和进口高档商品等。
特权还扩大到领导干部的家属。政治上比较重要的学院，像培养外交官和出国工作的负责人员的国际关系学院、外贸学院，据说都是专为那些权贵阶层子女保留的。这些学院虽然不属于秘密的性质，但是它们从不被列入每年公布的高等学校招生手册。在当时被称为“铁幕”后国家的苏联，能出国的确实需要有一定的家庭背景和政治背景。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时发现，连高尔基也因为是“红色作家”的榜样，而被安排在像宫殿一样的别墅里，为他服务的工作人员有四五十个，每天都有亲朋食客数十人，在这里“不知不觉过着封建领主般的生活”。而与此同时，普通老百姓还要为谋取面包和住房而努力。
罗曼·罗兰深深担心在苏联会出现一个“由精英人物组成的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
事实上，这个特权阶层在30年代就已经开始形成。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带来物资供给的丰富以及党政机构的不断膨胀，特权阶层还不断扩大。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已形成了完整意义上的特权阶层。据俄罗斯学者估计，这个阶层当时已有50万至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
特殊待遇慢慢蜕变为特权，并向社会其他阶层保密，而这个阶层的各种需要，都在一个完全独立于外界的消费服务系统内解决，这就意味着党和国家的管理机关开始把自己和人民隔离开来。这样必然强化“向上爬”的官本位意识，使一些干部把依附于能提拔自己进入特权阶层的人，看得比为群众办事更重要。
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曾引用过一句很有哲理的话：“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
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当掌握权力仅意味着你要承担起保障公众利益和满足公众要求的重大责任，使你总在担心自己能力不足和担心犯错误时，这样的权力对掌权者就是一种负担，一般人也不会来和你争；相反，当权力主要意味着能给个人带来好处而社会责任却处于次要地位时，那么权力的真正意义也就丧失了，一些人就会趋之若鹜。
当领导职务和一定的特权联系在一起时，领导职务终身制便成为必然的倾向。苏联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绝大多数都是到逝世才离职。到了80年代，甚至出现了从1982年11月至1985年3月不到两年半的时间内，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3名苏联最高领导人先后病故的少见的现象。后两位上台时就已病魔缠身。在很短的时间里，世界各国领导人频繁地去莫斯科参加国葬，以致形成了带有连续性的“葬礼外交”。这是苏共领导职务终身制带来的恶果的最生动写照。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勃列日涅夫及其周围的人在其活动的最后时期，把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稳定”干部的问题上。一个是稳定权利，不断颁布各种条例、规定。这些条例、规定很多都和人民的要求无关，而是为了使官僚阶层日益膨胀的利益要求进一步固定化、规范化、制度化，使他们感恩戴德，成为现领导集团的坚定拥护者。另一个就是稳定干部队伍，尽量使一些占据重要职位的亲信的职务变成终身制。而保持这些人的职位，和工作有没有成绩没关系，也和群众的评价无关，主要是为了防止别人再用他当年赶赫鲁晓夫下台的办法，来对付他本人。因为当年他就是利用赫鲁晓夫外出休假，纠集了领导班子内的多数人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强迫赫鲁晓夫交权。而下面的干部也需要勃列日涅夫这样“爱护干部”的领袖在台上，以维护自身的权力和利益。这样上下之间便形成了一个具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与群众却越来越疏远的共同体。
在这种情况下，腐败必然盛行，而反腐败斗争却很难开展下去。例如乌兹别克老百姓给苏共中央写了大量的信，反映种种营私舞弊和违法乱纪的问题。这些信都按程序转到了乌兹别克共和国党中央，要求进行调查。但得到的回答千篇一律，或是说查无实据，或是说已做了处理。然而，人们还是不断地往莫斯科写信，而且信里的内容还多了一条，说他们遭到了打击报复。从1980年至1983年这仅仅4年时间里，苏共中央收到来自乌兹别克的这种信就有几万封。直到勃列日涅夫去世后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以乌兹别克党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为首的特大贪污受贿集团，在莫斯科的主要庇护者之一，就是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内务部第一副部长丘尔巴诺夫。有这么“硬”的后台，难怪老百姓怎么也告不下来。
提拔亲信和保官的组织路线，导致大批庸人进入和滞留在领导层，造成党的总体决策能力下降；而脱离人民，无视群众利益，则使党进一步失去了做出正确判断的基础。例如，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靠以牺牲改善人民生活为代价扩充军备，用核导弹代替黄油，是造成人民群众离心离德的重要因素。
回顾苏联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绝大多数年份都是以搞阶级斗争为主。50年代以前，除了苏德战争外，苏共工作的重心很大程度上是放在搞“国内阶级斗争”上，包括多次大清洗；50年代以后，则是放在“国际阶级斗争”，即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上。在国民生产总值只有美国一半多一点的情况下，军费开支竟与美国不相上下。造成消费品长期处于短缺状态，以致经常爆发抢购商品的“面包荒”、“肥皂荒”、“香烟荒”、“药品荒”等等。
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要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却要求人们放弃对高水平物质生活的向往，为增强国家的力量，实际上是军事实力做出贡献，甚至把人民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当作“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加以批判。
当霸权主义的目标未能实现，反而影响了国内的发展时，这种原来对外的同仇敌忾，就会转化为对党和政府的怀疑和不满。到了80年代，苏联整个经济已趋于停滞状态，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长期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这又引起人们对社会主义优越性、共产党的领导能力和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怀疑。
应该说，戈尔巴乔夫看到了苏共存在的一些弊病和在苏联人民与苏共党员中已引起长期不满的问题。但他为苏联开出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的改革药方却是错误的。
针对以党代政和法制不健全的问题，他提出搞多党制，使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形象的苏共，很快在地方选举中丧失了半壁江山。
针对党内的个人专断、强制命令、党内无民主的问题，他提出取消民主集中制，用极端民主打破了党的统一，使党陷入分裂的境地。
针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导致的经济停滞，他从1990年开始来了个向市场经济的急转弯，一年三变，把经济完全搞乱了。
有人说，如果说苏共是个身患痼疾的病人，那么戈尔巴乔夫就是个拙劣的大夫。他把一切搞得更糟糕，使人们更加离心离德，加速了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过程。俄罗斯《独立报》在一篇社论中说了这样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话：“正是戈尔巴乔夫造成了苏联的混乱，而混乱毁灭了这个帝国。他在试图消除极权主义时扼杀了共产主义；他在试图将自由引入国家时扼杀了国家；他在试图使社会习惯于民主时破坏了社会；他试图在原有的疆界内放松帝国时，既打破了疆界，又打破了帝国。人们不理解，他到底是缺乏领导能力呢，还是原本就想那样做。”
当人民被改革唤起的希望彻底破灭时，这个党和它领导的国家政权就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摘自《苏共亡党十年祭》，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年4月版，定价：18.00元。社址：南昌市洪都北大道96号，邮编：33004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