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是一个有着古老历史的活动，也是一个有着古老历史的话题，根植于今天人类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信用”认同感，就已经表明了信用历史的久远，也表明了信用活动从古至今不曾断裂过的存在。就是在集权制度或高度计划体制最为鼎盛时期，“借东西要还”、“欠债还钱”一类的信用理念仍然顽强地生存于人类社会之中，它们透露了那种制度之下仍然存在着的一些信用行为，尽管它们非常地弱小，弱小到甚至于很多人忽略它们的存在。
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曾试图消灭以回归为前提的价值单方面转移的信用活动。作为新建立的人民共和国，“既无外债，又无内债”是一种经济活动的计划安排和工作目标，更是一种国家经济意识形态境界的追求；作为各种类型的企业，它们都在国家所有或是集体所有制度的大麾之下，调拨与调剂成为各企业之间最为经常的人力、物力与产品转移方式，“一家人”的概念深深地烙印于各个企业领导者到员工的心目之中，即使计算价值，也不要求有回归考虑的；作为个体的公民和家庭，只有为数很少的消费品被作为商品来看待，有着“私有”的性质，其他东西，甚至于住房都是公有的，它们在不同主体之间的转移，“分配”一词是最准确无误的表达。经济价值的运动完全地服从于一个计划主体的安排，当然不存在交易，也不必要市场，更不会有交易的价格。当我们刚刚走上经济体制改革之道时，在我们的主流意识里，并不存在明晰的信用理念，只有依附于日常不完整信用活动之上的星星点点的观念碎片，顽强地维系着那久已有之的信用准则，并实现着为数寥寥的信用活动。
其实，就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到经济体制改革之前，我们并非“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胜利折实公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建设公债”，都是“内债”；五十年代从当时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400项技术设备，兴建了156个重点项目，借款高达26亿美元，1972～1977年，又从国外引进设备，利用延期付款方式借了10多亿美元，都是“外债”。这些在中国国民经济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内债外债的借用，无疑激活了相关国家机构和所涉人员的信用意识，至少也加深了人们对于借债以及信用关系的理解。但遗憾的是，当时学界对此的观点与宣传口径都将其作为特殊历史时期下的“偶然”所为，且对于“内债”的解释，更多地挂钩于支援国家经济建设类的政治度量，“还本付息”的事实过程被政治的宣讲而淡化了它们强烈的信用意识追加效用，声势并不弱小的“内债与外债”活动，没有深刻社会信用意识程度。因此，当我们开始改革时抛出任何取向于信用活动替代非信用活动的改革，都无所例外地遭受到了原有意识形态方面或强或弱的抵抗与不理解。
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还真是由这样的信用变革开始的。1979年开始试点的对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拨改贷”，试图以此抑制企业的投资冲动，培养企业的资金意识、周转意识和偿还利息意识。虽然“拨改贷”还款来源仍然具有国家资金的基本性质，国家贷款还是由国家偿还，但它在改革的初期，还是大大地促进了社会信用意识的成长，旧的非信用的意识形态有了相当程度的退却。加上1983年国有企业流动资金全额由银行贷款，还本付息从一个遥远的世界活生生地来到了企业面前。这样，从国有企业的管理层、计划和财务核算人员，再向全体的员工扩散开来的关于银行贷款?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被称为“资金供应”，不存在任何信用的规定性?的观念里，就增大了“信用”的成分。如此之道一打开，集体的、民营的、个人的企业，信用意识的生成与长大也就顺势入流了。
同时，中国的国债发行产生了根本性的变革。1981年开始再次发行“国库券”类的国债时，其争论是激烈的，而且相当多的观点认为发行国债只能为一时所用，不可长此下去（许毅、陈宝森，1984）。事实的进程是国债一经发行而不可收拾，它已经成为了当今国家财政活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人们开始高度关注和讨论国家信用问题，讨论如此的信用是不是可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弃而不用，还是根本就不可不用。到今天，人们已经不再有任何的怀疑来看待国家发行各种类型的债券了。国债将国家作为债务人履行“还本付息”的责任来作用于信用意识。那种在原有观念中人人都是“国家主人”的概念从经济角度上有了彻底性的变化，国家与个人在经济关系上的存在，已经彻底地分离开来，国家不但要对机构“还本付息”，而且还要对个人或家庭“还本付息”了，信用意识被潜在地强烈化了。
1985年中国出现了第一张信用卡，它开了中国大陆土地上个人消费信贷之先河。过去，个人或家庭借钱来消费通常是作为特殊情况之下应急所为，且更多地采取亲朋好友相互之间融通方式，并无“还本”再加“付息”之累；一些如“高利贷”类的信用活动，交易双方处于全然不平等地位，借款人实无选择而被迫为之。如今的信用卡消费，特别是其中的透支性消费，则为消费者自愿选择的行为，它将信用活动引入个人日常的生活领域。只不过，1985年那张信用卡连同后面发行的多种银行卡，一般是先存款，后使用，透支的空间极小。随后，各种各样的信用卡出现，尤其是1999年真正的贷记信用卡发行，用卡消费本身就是透支，就是银行信贷的开始，个人在消费领域中的“信用活动”大为增加，那种个人头脑中存在着的信用意识的碎片，由于信用规模与范围的扩展而得以全面地整合扩大。
1999年开始了大规模的商业银行消费信贷业务，个人或家庭生活中从住房、汽车、其他耐用消费品，到旅游、助学、医疗等，商业银行提供的信用产品大规模推出，大大地普遍化了全社会的信用意识。至此，信用关系已经深入到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摘自《经济学的视界》，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年3月版，定价：21.00元。社址：北京西城赵登禹路金果胡同8号，邮编：10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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