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许多资料表明，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在医疗保健方面也因文化、意识、心理、环境等社会因素，形成了它特有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
色彩也有国民性，各国消费群都有各自独特的文化意向。例如美国人喜欢奔放的颜色；日本人则青睐柔和色彩。同样，在各国服药的颜色意向中，也表现出不同的国民文化性。如美国人都知道柠檬和橙最富维生素Ｃ，所以黄色药片最为好销，橙色次之，白色再次之。而止痛片最好是白色，因为美国人对白的心理压力效应最小。英国的女性则喜欢粉红色止痛片，她们认为粉红色属于有“飘浮”色调，可使人有上升之感而解脱痛苦。
在儿童药品中，英国人一般喜欢浅色的，因为深色有负重之感。而德国人对白色的药片缺乏信心，觉得药性不强，而且白色没有深浅之分，连医生自己也易搞错。在亚洲东部，人们却喜欢白色的药丸和制剂，他们认为白色不仅有清洁感，而且更有治病强身的功效。
美国著名内科医生理查德·列维最近进行了一项专题研究，证实了“不同种族，药效相异”的人类文化性，并阐明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其中不仅关系到遗传因素，而且与文化因素、环境因素及饮食习惯有关。
的确，列维医生在对黄种人、黑种人、白种人和印第安人做了对比研究后发现：黑人中大多数人用降血压药反应迟缓，但用利尿剂后却迅速奏效，这与白人的情况截然相反。与白人相比，黄种人对大多数镇静剂较为敏感，因而在治疗精神病时需服用的剂量比白人要少得多。印第安人吸收多种止痛药比其他种族快；此外还有十余种常用药对某些种族可能会有明显副作用，但其他种族服用后却安然无恙。
另外，列维医生还对药物在机体内的代谢过程做了探索：不同种族的患者对药物的吸收也有快慢之分，吸收较慢，意味着药物的持续效果较长。据此，列维认为，作为一名国际著名医师抑或一些国际性医院，在给不同种族和来自不同国度的患者开药时，更需“谨慎、灵活”。
许多事实表明，用药处方也有国民性。英国人最常用的二十种处方包含了三种维生素。而德国人在常用的二十种药方中没有任何抗生素。
英国人吞服的轻泻剂比欧洲其他国家所吞服的轻泻剂总量还大。而且英国寻求治疗腹泻的人，比欧洲大陆其他国家这类患者要多得多。德国人首先承认低血压是一种病，并且用药物治疗。
在用药方式中，英国人喜欢服药片，德国人和意大利人通常要求用针剂，法国人则喜欢使用栓剂的药。
另外，法国人预计在本世纪寿命将延长３０年，因此他们每年人均吃药２１次，而丹麦人为６次。
在医疗意识方面，不同民族也有不同的国民性。意大利重视医疗疑难症，德国人所治疗的疾病是欧洲其他国家闻所未闻的，法国人为肝病所困扰，美国人对患病不畏惧。
医疗意识反映在健康行为上，便形成了人体完善方式的文化传统。首先是直率亢进的美国人，他们认识到人体与医疗机械的密切关系。英国人患病后主要依靠身体自身的恢复。法国人热衷于人体的自然美，尽量不人为地去破坏这种自然美，比如对乳腺癌，一般不动手术切除，而是采用放射疗法。德国人则普遍重视锻炼，以增强身体素质，而德国人日常认可的心理疾病、生活方式综合症等，英国人却一无所知。
在世界医疗事业中，各国医生的治病观念和诊疗方式也是不同的。正如美国女记者标恩·佩在最近出版的《医学文化》一书中所说：医生诊治疾病的方法和人们拖延“地狱之行”的形式，主要是由他们各自的民族传统观念所决定的。
美国医疗事业可说应归功于西部开拓时代的勇于进取、敢作敢为的精神。于是，美国医生对手术的依赖性很强，他们对疾病诊断和各种人造器官的研究十分热心。为了不使手术后的伤口发生感染，美国医生经常给患者开大量抗生素类的药。
在法国，一般医生都相信笛卡儿的思想，相信构成治疗基础的理论。法国医生认为，提高患者的身体素质是根除疾病的关键。因此，他们多为患者开以增强体质为目的的强壮剂和维生素等补养药品。
英国医生的态度则反映出英国人保守的特点，对病情把握不准时，他们便不诊治。但是，英国医生热心于日常的诊断，他们从不随便开处方，对Ｘ线扫描等诊断不太感兴趣。
德国人的医疗思想是将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和二十世纪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医生们的情感先于理智，先于新的科学技术。而且，国家很重视医疗事业，医务工作者占国民总数的比例较大。患者可以轻松地接受ＣＴ扫描、心电图诊断等。
疼痛，是一种最常见的生理或病理感觉。但在病痛医疗文化中，近年来，一些人类学者通过调查研究发现，疼痛不仅表现为一种神经性生理活动，而且还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意识、民族观念和社会心理等许多极其复杂的因素有关。因此，对于一些地区的人来说，头痛时，服用阿斯匹林可以缓解乃至抑止，而另一些地区的人出现头痛时，这一方法则难以生效。
其实，任何社会中的文化，都有表达痛苦的语言，有表达疼痛和不适的方式。他们的文化也反映出对疼痛所持的态度。当今美国人中，有一部分意大利人的后裔通常是以豪爽与开朗驱散疼痛，而一些爱尔兰裔的美国人则倾向于用种种方式去掩饰疼痛。
不同民族的人们，对人体感知的疼痛和因疼痛做出的反应也是不一致的。这与他们的传统文化背景有着一定的影响。如在印第安人中，一些男子为显示气概用钩子穿过皮肤，把自己悬挂在柱子上，丝毫没有半点疼痛感觉。而在中国的文化中，疼痛始终被当作是一系列痛苦的表现，为此人们祈祷神灵，目的往往在于减轻疼痛。
患者向医生诉说疼痛症状时，也同样存在传统文化与国民习惯的遗风。英国有些患者坚持说自己得了心脏病，尽管医生多次诊断，确切排除了他的心脏疾患，但他始终认为有“心脏疼痛”的感觉。东南亚一些技艺高超的黄种人演员，在戏中的规定情节需要表现疼痛时，他们可以表演得令人信以为真。德国人习惯对医生讲“我患有偏头疼”或是“我得了风湿病”等，以为医学常识的普及可以“无医自疗”。澳大利亚洛德豪岛上的居民认为，倾诉疼痛可以减少心理负荷，减轻肉体痛苦；巴西茹鲁韦纳等地人则与此相反，他们认为面对疼痛不吭不嚷，可大大减轻它对自己的折磨。乌士达泰索族人喜欢将疼痛埋在内心深处，他们认为，诉说疼痛是不吉利的；而吉布提人习惯将疼痛说出来，让亲人诅咒它，以此达到驱散疼痛的目的。其实这也是特有文化在肌体上的反映。
（摘自《世界文化》200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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