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一直保存着大约70张他最喜欢的照片。它们令人感兴趣是因为希特勒本人保存了它们。
我们应警惕不要过分依赖这些照片。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保存的照片总是显示他们的最佳状况——微笑，健康，和朋友们一起休闲，比赛成功而不是失败。但即使考虑到这点，希特勒保存在暗堡的照片也会给我们一些新的认识。这些照片创造的形象一致，而与我们所知道的元首完全不一样。
我们可以逐个看看这些差异，就会明白这些照片怎样彻底地令人产生误解。
例如，许多有关希特勒的报道说他孤高、冷漠，易变得抑郁。沃纳·马塞分析了他的信件，结论是：“它们显示他特别缺少热情。这些信明显是由这样的人写的，只有在别人能服务于他，并准备按他规定的准则行动时，他才注意他们。除了传统的礼节外，他很少问候他人的身体情况，也从不问他们的意见。他也不想和别人交流意见，总是认为自己的意见是不可违背的。”
拉什宁这样说希特勒：“任何人面对面地见过这个人，看了他那心神不定的目光，没有深度或热情，眼神坚定而孤高，后来又看到那目光变得僵硬，会有种奇怪的感觉，这个人很古怪，不正常。”汉尼奇早些年卖希特勒的绘画的时候，也说希特勒有抑郁症，在遇到挫折或感到焦虑时，会崩溃的。一战时期希特勒在军队时，也时常表现出这种症状。
可是照片中的希特勒却热情、开朗、周围总有许多人，他在听着他们说话，并微笑着。
几则报道暗示，而且有时不止暗示，希特勒有同性恋倾向。据说有男人接近他，寻找性爱恩宠。大部分传记作者不同意这一分析，但似乎毫无疑问，无论真情如何，他对女人的看法很低调。在慕尼黑，他被认为是“令女人着迷的男人”，并有几桩风流韵事。后来，他成了著名的政治人物，各种各样的女人都很迷恋他和他的权力，以至富有的景慕者不仅捐钱而且捐艺术品，成了纳粹党早期的重要恩人。
但这只是给公众看的一种假行为。其实，女人不在场时，希特勒十分痛恨女人，而且谈到婚姻和女性时态度会非常轻蔑和怠慢。皮克斯在其关于希特勒的谈话一书中说，1942年1月25至26日，元首宣称：“婚姻的最坏之处是它产生了需求，因此最好是养个情妇。”他接着这样解释他的话：“只有杰出的男人”才应这样做。“一个男人应该能在女人身上留下印记，女人们就喜欢这个。”几周之后，他这样说：“当一个女人开始考虑生存的问题时，就糟了……容易让人紧张。”显然，他当时在考虑这个问题，因为1942年3月他又回到了这个话题：“男人的世界和女人的相比要大……男人就是女人的世界。她只偶尔考虑别的事情……女人的爱比男人的要深，她的智力一点也无关紧要。”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行为加强了他的观点。特别是在战争时期，他和女人的交往越来越少。他常见的女人只有他的个人秘书和厨师，甚至交往长达12年之久的情妇爱娃·勃劳恩也被禁止去东普鲁士沃尔夫斯昌泽他的总部。
从照片上永远也看不出这点来。许多照片上，希特勒和几个女人在一起——似乎比较自如。野餐、山间漫步、晚上正式的场合中，他的每只胳膊上挎着个女人。这些聚会很亲密、热闹、欢快，每个人都很放松、微笑着。有时女人们在倾听他讲话，有时他专注地听她们说。
希特勒很内向。他的传记作家也这么说，而且总的来说他“不能表露很深的感情”。他早年所有的朋友，如果还能称为朋友的话，只要他觉得有必要就会断绝来往。1937年以后，他更加孤寂了。那时，他觉得自己得了重病，“不能和与他一起工作、在他身边战斗的人们有什么密切关系了。”还有就是他不能参与小的交流。阿尔伯特·斯皮尔是注意到这一点的许多人之一，他告诉休·托马斯“这一特点使（希特勒的）大部分熟人不自在”。
同样，希特勒不能容忍批评，开会时只要他的观点遇到异议，他就会离开会场。斯特拉塞尔是纳粹党早期希特勒的一个对手（因此，作为一个客观的证人不是很可靠），他说如果不是任何讨论的议题的权威，希特勒就会很难受。当然，对于一个憎恨别人的权威性的人来说，这是自相矛盾的。但关键在于，照片上反映不出这点来。一张照片中，希特勒在接电话，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对方。这些让我们相信，事实就是事实，传闻只是用意歹毒的流言蜚语。你无法想像照片上的希特勒会因为有人反对他的意见而怒气冲冲地离开会场。
1937年之后，希特勒“避免所有的体育活动”。他放弃了滑雪，到1940年，他相信自己已病入膏肓。那年1月份他进行了持续几天的检查，发现患有高血压，还有间歇性肠胃和消化道失调（包括肠胃气胀），但其他方面还好。
检查也无济于事——他还是认为自己病很重，甚至亲自翻阅专业医学杂志，希望能发现自己的病症所在。那年晚些时候，他又进行了一次检查，之后，血压仍很高，行为就更坏了。他变得更为专横，甚至好斗，这可能与莫雷尔大夫给他开的药有关，特别是一种兴奋剂。
这些照片中的希特勒不像个运动员，也不像个病人。在不同的照片中，他站在雪橇上，和他的狗布朗迪一起散步，他很平静，沉思着，静静地看着报纸，他穿着运动裤，准备走过山坡。照片中的希特勒是个乡绅，远离大城市的聚会，对世界没有一丝牵挂。
沃纳·马塞研究希特勒的知识背景时，考察了他的阅读和知识水平。他得出的结论是希特勒认为历史（大写的历史）是伟大人物的作品。他低估了社会思想——特别是马克思思想——却对生物理论的印象很深，特别是雅各·布尔克哈特的理论，此人认为国家是受自然法则支配的生物有机体。他对汤玛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的思想特别感兴趣，马尔萨斯是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和牧师，他首次警告人口过多的危险。与他不同的是，希特勒喜欢人口过多，认为这是一种达到目的方法，迫使适当的国家（但只是适当的国家）自我激励，向它的敌人宣战，创造额外的空间让适当的人们使用，替代不适当的人们。
战争作为这一想法的一部分，成了希特勒思想的重要部分。马塞援引了一篇提交给1967年在智利举行的国际计划生育协会第八次大会的论文，其中苏格兰精神病专家、爱丁堡大学的卡斯戴尔教授提到了一些实验结果：当某些种类的动物被关进有意弄得很拥挤的围栏后，会表现出与正常行为不同的混乱。马塞说：“希特勒在处理战争问题和疆域扩张时，他那明显的感情反应与卡斯戴尔所描述的动物反应十分相似。只要一开始讨论人民和空间与战争的关系这一题目，他就会变得让人吃惊的热烈，他给人的印象是个狂热的精神病人，处于一种好战的兴奋状态中，本能地行动。血液几乎可以涌上他的头部，面部也充血了，身体僵硬，向前挺出胸膛，伸着胳膊好像要抓住或打倒一个对手……没有查清他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高血压和长期药物的作用。”
影集中的希特勒不是战争贩子。人们可能以为希特勒会为自己有演说家的技巧而自豪，还有他感动人们、使他们发狂的本事。这种能力无人能比，使他与次要人物区别开，是他建立第三帝国的一个主要因素。集会和游行是宣传的重要方面，帮助建造了帝国。要记住希特勒的贴身仆人林格和党卫军副手冈斯赫的证词：希特勒是个情感主义者。重要讲话之后，他会回到酒店或公寓，洗个澡，喝一口伏特加放松一下。这种时候，他的晚宴客人只好去回想国家社会主义的早期，他们“重创”共产主义时的伟大胜利。在最后的日子里，他把自己沉浸在照片所暗示的这种情感主义中。
1944年2月，希特勒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了。他向劳莱因报怨右眼发生了突然变化，不仅是视力问题，还因为眼球后面的刺痛。诊断结果是玻璃体出血。开了更多的药，专家沃特·劳莱因建议元首不应受不必要的刺激——这在盟军大反攻即将开始的时候几乎不可能。
这个病改变了希特勒的行为。他要靠放大镜来看东西，但更要紧的是他变得更暴躁、多疑、歇斯底里。他也开始明显的佝偻。
1944年7月发生针对他的谋杀案之后，活着甚至成了一种折磨。他常常处于身体和精神紧张中，他的身体里充满了药物，从军队来的消息几乎总是坏的，大部分时间他被迫住在地下，他只吃素食的习惯毫无改变，每夜只睡3或4小时，有时甚至更少。
1944年10月，他的健康情况更为恶化。月初，吉辛大夫为他做了检查，发现他的脉搏又快又弱。实际上，希特勒那天曾昏迷过。他的医生们就怎样治疗意见不一，有的认为莫雷尔开的抗毒药实际上很危险。
一个有关方面是希特勒不讲卫生，他的身体发出可怕的气味。斯皮尔曾十分生动地说，他特别怕希特勒夏天脱下外衣只穿衬衣干活，斯皮尔说恶臭简直难忍。
希特勒的恶臭，加上难以控制的肠胃胀气以及生活空间的状况—特别是最后的日子里—衣服上的食物印渍，简直不是个可爱的形象。
毫不奇怪，保留下来的照片与事实不符，把希特勒描述成一个非常整洁的、穿着讲究的人，几乎可以说是花花公子。在公开场合，人们总见他一成不变地穿着制服，在这些照片中他的制服因为罕见而很显著。照片中的希特勒打着白领结，穿着晚礼服，或粗花呢上衣、奥地利短裤。他的衣着总是干净、整齐、合身。他的穿戴稍微有点不自然，但可能是由于他意识到这些衣服非常时髦，至少对一个巴伐利亚的乡绅来说是这样。这些照片中的希特勒没有身体异味，没有肠胃胀气，没有药物问题。一张照片中，甚至有只鸟站在他的肩上。他简直可以作为邮购目录中巴伐利亚好生活的一个典范了。
说到希特勒与周围亲信的个人关系，这些照片突出了两点。一是爱娃·勃劳恩几乎没有得到特别待遇。1931年9月，拉布尔—希特勒的情妇、同父异母姐姐安吉拉的女儿自杀后，他处于深深的绝望中，这时爱娃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1932年初，爱娃已经和他关系密切了，以后，也总是在他身边，虽然那时她内心充满嫉妒（1932年11月，她试图开枪自杀；1935年5月，她又试图服毒自杀）。
表示希特勒和爱娃之间关系的一件事是，甚至在给妹妹的信中，她也称他为“元首”。正如他希望的那样，她从不抛头露面；她在日记中写道：“他只是出于某些目的才需要我……不可能有别的……他说爱我的时候，只是指当时。”莫雷尔说，爱娃迫使他给希特勒服用刺激性欲的药。知道他喜欢特别丰满的女人，显然她在胸罩里装了手帕。
正因为如此，可能很自然地，爱娃不应在照片中十分突出。
戈培尔就不同了。可以公正地说宣传部长在希特勒的计划中占特殊位置。毕竟，作为一个雄辩大师，希特勒的宣传才能不亚于别的方面，他自己完成其他职能时，就需要像宣传部长这样的一个天才。戈培尔完全了解希特勒的才能，同时也很清楚自己的天赋。1935年，他说：“如果没有宣传，这个运动的结果会是怎样？如果不是真正有创造性的宣传——它至今仍然在提供知识的后盾——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希特勒在末日感到未被其出卖或失望的高级部长只有戈培尔和斯皮尔。
只有戈培尔一家最后应希特勒之邀与他一起住在暗堡中。戈培尔是希特勒和爱娃的结婚证人之一；是希特勒的遗嘱和政治遗愿的证人；是他劝说希特勒放弃在4月22日自杀。他是一成不变的鼓动者，一成不变的信徒。
在许多精心策划的宣传照片中，戈培尔用了希特勒那狂热的怒视。这是由于这样的想法，即希特勒是个凶恶的怪人，聪明而邪恶，狡猾而强壮，无所不见，所向无敌。
没有一张这样的照片被保留在暗堡，但留下来的却表明，戈培尔是惟一一个希特勒常常允许其进入自己的圈子中的高级军官。戈培尔参加所有的野餐。如果希特勒和谁关系很密切，特别是在后期，如果有谁可以做他的朋友、密友，那戈培尔就可以充当这个角色，至少照片是这样显示的。他与希特勒的密切程度胜于爱娃与希特勒的关系。
我们可能无法理解一个这样看自己的人，他的狂热政治扼杀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波兰人和其他人们的生命。他真的认为自己是个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也不出众吗﹖
或许，这些照片所反映的是阿道夫·希特勒—远远超过人类反映的正常限度—这个人能够被他自己的宣传所迷惑。
这并非无关紧要。希特勒的影集是个警告——如果需要警示——有权力的情感主义者是最危险的。
（摘自《希特勒之死：来自俄罗斯秘密档案的定论》，海南出版社2002年5月版，定价：18.00元。社址：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邮编：57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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