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缺乏想像力”这个说法一般总会怀着沮丧的心情。确实，它不仅使我们的艺术变得毫无魅力可言，也使我们的生活陷于一种彼此模仿的重复之中。无疑地，缺乏想像力的后果，就是使我们的存在不但没有必要的更动和新鲜感，而且连最为日常的运作都显得慵懒乏味。紧张的工作和切近的目标推动着我们，可我们却由此远离了诗性。我们不再希望超越于现实的困缚，相反的还以现实原则来衡量想像力的效用。冲动的浪漫的时期已经过去，作为惩罚，实利成了这个时代的惟一原则，大众普遍地变得实惠起来，什么信念能使他们再次激动？本来，对于文学家艺术家来说，精神的委顿和非想像化显然不是他们所期待的，可是不幸的是，他们偏偏和大众一道落入这么一种灰色的状态里去了。但是我告诉你们，只要一想到“缺乏想像力”并非单纯是文学家艺术家面临的问题，甚至也不只是当代大众所存在的问题，根本上它乃是一个时代的问题，你们的心情可能就会慢慢释然了。在这种向时代妥协的历史趋势中，想像力既失了背景和土壤，那么它在一般人的心灵里日益枯竭也就必不可免了。向时代妥协是我们得以继续生存的一项聪明选择，可是这项选择对文学家和艺术家则是灾难性的。一个在经济上可能是合理的世界往往是非想像性的，若我们缺乏一种想像至上的态度，就会沦为合格却平庸的公民，而把那种与现实界相抗衡的想像冲动贬抑下去，同时将我们的所有欲望都投入到浅俗的经济世界里，进而永远丧失了心灵的绝对自由。绝对自由只有在想像中才能达成，它不必求助于经验，它纯粹是内心生活，纯粹是反经验的反现实的形式冲动。但是，一旦我们认同了这个所谓务实的时代，以为顺应潮流居然也是文学家艺术家的必然归宿，我们又怎么能指望想像力的继续保持，而那些文学家艺术家为我们出示的现实摹本又怎么可能富有想像力呢？不过，这样要求文学家艺术家是否过分挑剔了？难道他们非要成为脱离现实的人不可吗？难道他们可能生活在时代之外吗？而他们的想像，不正建立在现实经验和时代风尚之上吗？这些似是而非的诘问显然只能由缺乏想像力的人来提出，对此，我想说，惟那些富有想像力和反现实冲动的文学家艺术家才是真正现实的，而紧贴着现实经验的人则永不可能成为现实的文学家艺术家，理由十分简单—只要贴着现实，文学艺术就成了十足多余的摹本，于我们的绝对自由丝毫无益，它不过助长了我们的对现实经验的热衷，这其实根本无需由文学艺术来帮助。
向现实认同也就是向他人认同，或者说，努力使他人认同自己的后果，恰恰是以自己向他人认同作为前提的。他人的力量是巨大的，在此力量的影响下，我们的个人想像力完全归于无用，成为一种十足的虚妄和奢侈。但是，我们何时又能摆脱虚妄和奢侈呢？我们只不过是通过物质享乐和文明生活的方式来满足虚妄和奢侈罢了。对于绝对自由、非实用、不能获致大众喝彩的想像及其形式努力，我们当然就不以为意了。放逐了想像力，剩下的惟有彼此模仿而已。于是，作为这个时代的特点，一种浮于表面的精神特点，就是“类同化”。我们看到了多多少少类同的事物，它们又是如何的庞杂紊乱啊?在形形色色交织在一起的时尚与流行事物中，我们时而认同这个，时而又转而认同那个；我们在认同的频繁转换中不断地重新“发现自我”，可是我们永远不能够想像出一个自我，更不能凭这种想像创造出一个自我，哪怕是创造出一种瞬间的形式?真是太不幸了，我们的时代似乎是在制造出一批又一批没有首创性的类型化角色，把各种复杂的人融化在相似的背景里，我们根本不能断定这便是我们所期冀的新时代！这样一种精神上的合群，又如何为我们奉献出独特的天才呢？这样一种类同化的生存方式和彼此参照的思想观念，怎么不是我们时代的重大缺陷呢？盲目的追随和被操纵，我们全都用外在的尺度来衡量自己，可是我们却不能想像出新的尺度。不过，类同化的趋势实在是难以挽回，因为它极能投合大众的口味，过于独特的人不会被他们喜爱。在目前大众文化几乎成了时代主宰的局势中，怯弱的文学家艺术家只好向他们投降了?他们首先为起码的生存而奋斗，这样做则必先扼杀自由的想像——但他们何时会惊觉艺术家为了捍卫自由想像甚至可以放弃生存，并且，在命运的支助下，想像会改变生存？但是这个时代太多的喧嚣和噪声早就湮没了来自内心的发问，在外部世界的袭扰与诱惑下，人们的内心世界日渐萎缩了。他们伸长脖子紧张好奇地注视着外部世界，他们用更多的经历和体验来充实自己的存在，当然，留给内心想像的时间及其欲望肯定是荡然无存了！人们等待着各种经验，坐享其成。人们争先恐后地模仿别的经验，生怕自己的落伍，“跟上时代！”这个简短有力的口号是多么难以抵抗啊！想像力的衰竭，实在和这个口号有着极密切的关系。无论是谁，只要努力跟上时代而不愿违背潮流，那没有一个是能够再度保持独立的，因为独立乃是一件与时代趋势无关的事情。但是作为一般人，他本来便无超常的意志和想像力，本来便无法生活在纯粹的内心世界中，他又怎么能自绝于时代呢？他除了跟上时代，又有什么别的出路呢？可能，一个平庸的时代来到了，我们深知天才并非是易得的，也不是每个时代都会涌现的，那么可以告慰我们的结论便是—为了生存，我们只好充当适者；如果我们原先就不具有天才的禀赋，也就毋需责备这个时代了。
然而在这个缺乏想像力的时代里仍然有着不甘同化于他人的聪明人士，他们想方设法要使自己的形像在一片缤纷的杂色背景中凸现出来，尽可能引起别人的瞩目，让别人能够在一群人中将他不费力气地一眼识出。于是一种小范围中的自我中心表演就成了这个时代剧场的小品节目，这些没有雄心的表演家以标榜所谓的个性来博得一部分看热闹者的掌声，换取一种类似大众拥戴的虚幻满足。在此种依然旨在讨好他人的努力中，我们根本察觉不到有丝毫的想像力，惟有对他人心理的揣摸和投其所好而已。而那些貌似有教养的看热闹者，则事先也并非怀有确定不移的独特期待，他们的期待通常是外界观念及趣味的投影，几乎不存在纯粹个人的预期想像。他们是被时代模塑出来的文化标本，他们由接收到的时代文化和相互抄袭的艺术文本所控制，在此基础上他们才学会享受文化及艺术，这种享受，全然是精神描红和形式描红，于他们的冲动、意志和想像毫无牵涉，结果在那种斯文的艺术聚会中，我们还是沮丧地看到所有的文明人士仅仅是在按照一个早已完成的脚本在排戏罢了。这个时代真的一点也不鼓励想像，既定的现实和既定的文本形式，围墙般地圈住了生活在里面的人们，可是他们为什么不抬头仰望天空呢？他们为什么如此看重实在的和已有的事物，却不向往不可即之物和未有之物呢？不可即之物的价值正在于它的不可即，未有之物的价值正在于它的未有，我们不正是通过对它们的想像和形式化创造，在一种纯精神的幻觉中触及到无限的吗？实利原则应当是大众的原则，艺术难道也要臣服这项原则吗？要求想像的艺术服务于实利世界乃是最为庸俗和不可忍受的要求，想像力只有脱离了实利才有存在和表达的机会；人们是多么粗俗地低估了想像，这完全是我们的时代过分强调感性却蔑视灵性的结果。这个时代公然标榜实用主义，为一切浅薄之物进行不遗余力的辩护，根本不尊重人们珍稀难得的想像力。对想像力的这种轻视，实质上暗含了对想像力的恐惧，因为正是想像力才可能对现存的秩序和大众早已习惯了的生活范式构成有力的挑战。但是怀有这类潜在恐惧的人忘记了，纯粹的想像力是不介入世界事务的，它并不怀有实践化的要求，它只是停留在想像的此岸，与实利原则统治下的世界相对峙，以确保我们内心的最后一块自由空间。正如以实利为惟一理想扼杀想像对人的精神将带来灾难性后果一样，以想像力的滥用来取代实践世界也会导致灾难，这两者是不能相互取代的。
现在，所谓的大众文化正受到了有力的鼓励与推动，这种文化又有什么想像性可言呢？大众文化是一种感性型文化，它只有在抵制文化意识形态的专制统治时才显示某种自然冲动和人性特点，大众文化尽管有最大的覆盖面，有最为长久的绵延性，可是它始终不会超越经验。大众文化乃是大规模的群众盛会，只消几个简单的符号便能支配大众，他们不可能领略精致的形式，更不可能领略全新的想像。大众永远是寻找认同的，却永远不会寻找震惊，这样一种懒惰的坐享其成的群体性文化品格，怎么可能孕育想像力，又怎么可能孕育出绝对的内心自由呢？大众文化在蔓延中，我们非但不以自己的精神力量予以抵制，反而听其自然，用一种为大众代言的口吻为之推波助澜，这种向大众文化取媚的姿态怎么可能是一个富有想像力的人所应具有的呢？大众文化彻头彻尾是个盲目的市场，情报、起哄和谎言都可以造成假繁荣，大众在阅读方面永远是一群没有固定口味四分五裂的人，他们注定是一盘散沙，富有创见或想像力的人怎么可能荣获他们的拥戴？而暂时的鲜花、鼓掌和口哨声，又有多少是可靠的？
浪漫主义衰落多时了，作为激进政治的殉葬品，浪漫精神受到了奚落和冷遇。我们粗暴地没有耐心地拒绝许许多多精神性的事物，牢牢地注视着权力、金钱和享受，这就是我们走出文化专制时代的狭长隧道而迎来的平坦荒原，它可能是符合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的，可是这并不能成为它如此平庸的充分理由。平庸的世界不可能产生天才，因为它使想像力成为时代的弃儿，成为多余的废物。这个文化时代就是这样不加掩饰地表明它的最高价值的，它的旗帜上触目地书写着“实利”这两个字，在猎猎寒风和西斜的阳光下，我们的精神正走向了枯萎。这样的时期何时结束？什么时候我们才会恢复想像力？下一个文化时代的天才的脚步声临近了吗？
（摘自《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2月版，定价：30.00元。社址：上海中山北路3663号，邮编：20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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