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三年前，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曾经和一群朋友发起过一套《中学新语文》读本，问世以后，在全国的中学产生了很大影响。接着，他们又提出了《小学新语文》和《大学新语文》的设想。《小学新语文》已经由浙江的一位教授领衔完成。华东师大的夏中义教授则将《大学新语文》演变为《大学人文读本》的设想。
“人文”和“语文”一字之差，内含却十分不同。语文大体不超出文学和语言学的范围。“人文”却涵盖整个“人何以为人”的问题，比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文学科文、史、哲的面还要宽得多。人文读本不能只是单纯的美文荟萃，而是一幅以人为中心的全方位的思想宽银幕。面向整个人文视野的大学课本，此前还从来没有过。
夏中义的设想，得到了广西师大出版社的支持。接着，六位高等院校的教师和两名多年从事编辑工作的学者，以民间自由结合的方式，组成编委会。由于是自愿结合，没有行政隶属关系，大家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充分争鸣，通力合作。用八个多月的时间，编成了这部书稿。出版社又用三个多月，赶印出来，历时正好一年。
这套书的结构是夏中义提出来的，第一卷人与自我，第二卷人与国家，第三卷人与世界。每卷十章左右，卷与卷之间，章与章之间，形成一个内在的逻辑。编委会赞同这种编排方式，大家共同讨论，确定了大约三十个主题，然后围绕主题选文。经过反复筛选，形成了现在的书稿，总篇幅１００余万字，选文２００余篇，共分２８章。先有主题再选文章，比先有文章再分类难度大得多。但这样编选，毕竟有一些特色。
我们选文的作者大致有三类，一是外国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二是已经去世的中国现代思想家和文学家；三是目前正活跃着的中国作家、学者，比重大约各占三分之一。我们通过这种安排，达到经典性、现实性和可读性的平衡。
每章后面都有编委写的旁白。叫旁白而不叫导读，是想表明编委和大学生之间是一种平等切磋讨论的关系，不是居高临下地灌输，不是以即定的结论约束读者的思考。
我在和几位编委一起工作的时候，经常沉浸在一种庄严的感觉中。我们觉得，自己是在为大学生架设一个思想平台，请他们在这个平台上感受人类文明脉搏的跳动；自己又是铺设一条管道，为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和一代青年学子之间，进行着精神的沟通。改革开放已经２０多年了。２０多年来，中国知识界思考了什么问题﹖总结了什么经验教训﹖从国外引进了哪些有益的思想资源﹖又从我们民族的历史中发现了什么有价值的精神遗产﹖我们都想在这套书中得到相对集中的体现，让它成为一道丰盛的精神套餐，奉献给年轻的朋友。
这项工作刚刚展开的时候，就遇到了“９·１１事件”。当时出现了许多大学生幸灾乐祸的现象。虽然，随着事件的进程，许多大学生的看法有所调整，趋向理性。这种第一反应，也让我们这群编委痛感当今中国教育的人文缺失。当今的教育，以及舆论宣传，不乏国家主义的灌输，不乏民族情绪的煽动，但有多少关于人性、人权、人的尊严、生命的可贵的内容﹖有多少关于和平、宽容、非暴力、反恐怖的内容﹖有多少关于民族和解、人类共处，化解仇恨、制止战争的内容﹖答案是让人失望的。刚刚走出大学校门不久的青年学者余杰说：“我们的高等教育没有赋予受教育者以法理意义上的‘公民素养’，伦理意义上的‘道德底线’，文化意义上的‘道德情怀’和心灵意义上的‘爱的能力’。换言之，我们的高等教育仅仅解决了知识传播的问题，而没有告诉学生如何寻找‘人何以为人’的答案。”余杰说得不错。这件事，增强了我们编好这套书的使命感。
现在，中国就业竞争越来越激烈。中国大学教育工具化、实用化的倾向日甚一日。青年人接受高等教育，目的就是获得较好的就业岗位，挤进社会强势阶层。家长供孩子上大学，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但是，回首中国２０世纪上半叶，放眼发达国家，那些真正优秀的大学都不是单纯的职业培训所，而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灯塔和思想发源地。一个合格的大学生，不仅要掌握专业知识，还应当具有知识分子的情怀，以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为己任。现在的风气，与此正好相反。我们知道，光靠这套书，扭转不了中国大学教育工具化、实用化的倾向，承担不了构筑民族精神灯塔重大的使命。但我们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表明自己的态度，做出一份努力，多少起一点作用。
我们这个编委会的知识结构是不完整的。大家的知识背景集中在文史方面，有许多领域我们是不熟悉的，我们的视野是不到位的，只好边学边干。有的朋友提出，这套人文读本，没有收选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是一个缺点。我个人觉得这种批评有道理。由于时间仓促，有些注释不完整，体例上也不够统一，这些都将在第二次印刷时加以改进，使这套书得到提高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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