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了巴黎后，住的地方距离巴士底广场并不远。巴士底广场下面，是地铁几条线路交汇的大站。出门换地铁，常常会在那里转车。第一次来这个车站转车，是在车站几个层次的最上层。候车的地方整座墙面都是壁画，色彩艳丽地画着壮观的革命场面。仿佛革命的一切就是从这里开始，革命的自豪和光荣的落点也是在这里。这个感觉完全没有错。法国革命的象征，就是攻陷巴士底狱。它被攻陷的那天，1789年7月14日，就是今天的法国国庆日。
我们知道巴士底狱在被攻陷的同时，就开始被拆，断断续续拆下来，这个庞然大物就被拆光了。我们是在朋友的指点下，才在地铁站复杂的底层，寻到留下的两块基石以及黯淡灯光下的简单介绍。这和上层车站五光十色的革命宣传，形成鲜明对照。在巴士底狱地面的遗址，就建造了今天的巴士底广场。这可是个大广场。广场的中间是一个纪念碑，那是一根52米高的柱子，上面托着一个非常精致的金色雕像。在湛蓝色的天空和浮动着的云朵的衬映下，展开她金色飞扬的翅膀。可是，这个纪念碑既不是纪念法国大革命，也不是纪念巴士底狱中的牺牲者。它纪念的是巴士底狱被攻陷41年后，在1830年发生的另一场革命中的死难者。
这个建立在一个特殊地点，却又和它本身毫无关系的纪念碑，仿佛特意在提醒人们：1789年7月14日发生在这里的一场轰轰烈烈，不仅不是在法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革命，而且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法国的问题，这个革命也远不是最后一次。站在这个死难者纪念碑下，读到1830年这个日子，游人即使对法国历史再缺乏知识，也会想到，至少在巴士底狱被攻陷后41年里，法国似乎还没有安定下来，还需要革命，而革命依然血腥。
巴士底狱在1789年7月14日的遭遇，确实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象征。
那天引起攻打的原因，是因为民众和政府军发生武装冲突之后，架在巴士底狱的高墙上的大炮造成一种威胁，必须解决。然而，所有的人，他们不会愿意把这样一个事件，解释成一个战术性的战斗细节。在大家眼里，一个石头的建筑，一个巨大的城堡，就是旧制度的象征。
路易十六的时代，整个贵族阶层和宫廷本身，并不是历史上最坏的时候，甚至可以说，这是坏制度的比较好的时候。这是社会的整体进步所决定的。欧洲在艰巨地逐渐步出野蛮。例如，在中世纪还非常普遍的地牢，已经在法国大革命前100多年就渐渐停止使用了。有许多残酷的纠正，并不是革命，并不是法令，而是“人”自己由于人性的觉醒，开始厌恶残忍。人们在书写历史时，总是习惯把目光的焦点对准改朝换代，对准战争与革命，对准理论诞生的年代，认为这些才是人类的脚印，才是进步的印记。然而，对无数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名字的普通人，他们所深切体验的进步，其实是人道和人性发展的一个一个细节。比如，从哪一年开始，地牢不再使用，从哪一年开始，囚徒可以不再饥饿致死，从哪一年开始，酷刑被废止，从哪一年开始，人们可以获得公平的审判，获得不再恐惧的自由，等等。监狱往往成为一个制度的测试点。
巴士底狱本身的历史演进，也非常典型。
巴士底狱今天已经片瓦不存。我们今天只能在巴黎市历史博物馆，看到它的模型、照片和遗物。它曾经是非常壮观的一座中世纪城堡，建于1370年。它有着30英尺厚、100英尺高的围墙，有80英尺宽的壕沟环绕。它曾经是旧制度压迫的工具。尤其在路易十四的专制时期，根本没有最起码的法治可言，人们没有基本的权利保障。入狱和长期监禁都不需要提出任何理由。
可是，在路易十四去世之后，巴士底狱随着改朝换代，已经有了一次重大变化。路易十四入葬才两天，替年幼的路易十五摄政的奥尔良公爵菲力普，就下令对巴士底狱囚犯实行甄别，原则是除了确实对社会有重大危害的重刑犯，其余一律释放。
这应该是巴黎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释放过程本身，就是对老国王路易十四时代专制的一次清算。巴黎人在释放过程中看到，上百名被释放者，都是由老国王签署所谓“密札”，即空白逮捕令抓进去的，大多是宗教迫害、政治迫害的牺牲品。他们没有享受过公正审判的权利，甚至没有确定的刑期。
给巴黎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一个孤苦老人，他满头白须白发，已经在巴士底狱里被关了35年。他不知道自己被捕的原因，也从来没有受到审判。他完全被关糊涂了。在跨出巴士底狱之后，他非常惊恐和困惑。他没有地方可去，也无法习惯自由。最后，他要求回到监狱度过余生。他在获准后重新入监。
这个悲惨而真实的故事，引起的震动甚至超越了巴黎和法国。它化作种种文学形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我们在雨果的《悲惨世界》中，在《九三年》中，都可以看到。
然而，在事实上，暴力革命却往往并不是发生在最残暴最专制的时刻，在那个时候，一切革命的可能，都被残酷压制了。偏偏是压力减轻、渐进改革进行到最后关头，似乎是最可以避免暴力革命的时刻，它就爆发了。
在路易十五时代，巴士底狱逐渐成为轻微罪犯的拘留处。入狱的方式并没有重大的改变，国王依然可以签署密札送人入狱。政治和宗教迫害也常常是逮捕的原因。不少作者和出版者、书商，例如伏尔泰，被拘禁。然而，相对路易十四时期，迫害的程度在减轻。在路易十五时代，巴士底狱囚犯被拘押的时间都并不很长。
对于监禁，路易十六被公认是一个相对温和的君主。这使我们想起在马赛寻访伊夫堡的经历和小米拉波伯爵的故事。
伊夫堡是我们心中久远而溟茫的一个神秘传奇。我们曾经在最需要幻想的年代，根据借到书的可能性，颠三倒四地读过四卷大仲马《基督山恩仇记》。他笔下的埃德蒙·邓迪斯，也就是后来的“基督山伯爵”，“应该”就是被无辜囚禁在伊夫堡的。
基督山伯爵是虚构的，伊夫堡可是真的。我们去的那天是大风天，我们只能在邻近的小岛登陆，上不了伊夫堡。一出港口，船身一下子侧着几乎竖立起来，大风卷着浪头越过顶棚直压下来，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已经被冰冷腥咸的海水给浇透了。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起伏的海平线上，凸起一块褐色的巨礁，顶端的颜色略深，那就是伊夫堡。它和风暴中的礁石浑然一体，给人惊心动魄的感觉。
法国大革命中著名的革命贵族加尔比瑞·米拉波伯爵在路易十六时代，就曾经是伊夫堡的囚徒。可是他并不是由于受到政治迫害入狱，而是被他父亲大米拉波侯爵给关进来的。那时的小米拉波是个经常闯祸的年轻人。1777年，他的父亲为了管教他，就去弄了一份密札，把他给关进了伊夫堡。这也是当时密札的用途之一，就是贵族管教自己的“不肖子孙”。
小米拉波在里面呆了整整三年，到1780年底，他才得到父亲的原谅，走出伊夫堡。虽然最后一年里，他可以在堡内各处散步和接见访客，但是失去自由的年轻伯爵，还是在里面痛苦不堪。他为了发泄过剩的精力，写了好几本书，有些只是色情小说。但是，这其中有一本重要的著作：《不满之诉》。在这本书中，他以自己的切身体会，痛陈旧制度中的未经许可拘捕和未经审判监禁的不公正，并在书中强烈要求改革监狱和司法。
《不满之诉》在1782年出版，路易十六在阅读了这本书以后，被深深触动。1784年，路易十六下令，释放了当时在伊夫堡被关押的所有犯人。就在这一年，路易十六还找了一名建筑师，要他提出一项计划，内容就是怎样拆除巴士底狱。确实，当时这个监狱的存在已经没有什么必要。因为在路易十六时代，如此一个庞然大监狱，始终只关押了极少的几个囚犯。
1789年7月14日，在巴士底狱被攻陷的时候，被革命救出的囚犯，只有七名。不论是谁，假如平心静气下来，都会承认，在巴黎这样一个大都市，在它的头号监狱里，只关了七个囚犯，这在数量上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暴政的有力证据。
旧制度，和即将取代它的新制度，可能是一个转接的过程。在质变这一点的前后，它们在某些外观上的差异，并不显得天差地别。就像人们打开巴士底狱，发现里面只拘押了七个人一样。很可能的情况，就是在革命之后，在巴黎人拆除了巴士底狱之后，发现这七个人又在什么地方犯了事，结果，又要盖起一座监狱，把他们重新关进去。那么，两个制度的差别在哪里，监狱和监狱的差别在哪里﹖是不是在同样七个囚犯被再次关进另一个监狱的那一刻，攻陷巴士底狱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判别一个制度是否合理，在我看来，先得看它是否人道。旧制度的特点是个人的基本权利没有保障。在法国，最令人无法容忍的例子，就是传统的“密札”。那是由国王预先签字的拘捕令。“密札”在国王签字的时候，可以是空白的，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拘捕对象。然后，国王可以随意地将它作为“人情”，送给当时的贵族，甚至向他们出售。而贵族就可以凭着这样一张已经生效的“密札”，随意地把他们所不喜欢的人送入巴士底狱了。这样“进去”，还只是一个人悲剧的第一步。他没有权利要求严格的司法程序审核，他没有权利要求自己不被虐待，甚至，他没有权利要求自己在明确的刑期之后，走出这个地方。这就是巴士底狱被历史定位，成为旧制度象征的原因。
打开巴士底狱，里面不是人满为患，而是只有最后七个囚犯。即使这样的状况意味着法国的旧制度已经走向宽松，处于社会进步中的人们，依然要求这个进步是一个“质变”，也就是由制度确立下来，由制度保障执行。因为，即使是国王答应以后不再挥霍国库，即使是言论和出版的环境在当时相对宽松；即使是当时的贵族拿了国王的“密札”并不随便捕人，才导致巴士底狱里只关了七个人，等等，可是，假如没有制度保证，这些由上层“赐予”的进步，就可能在一夜之内发生巨大倒退。上层“赏赐”的果子，当然理所当然可以随时收回。所以，巴士底狱被捣毁，正因为它表达了人们对于社会质变的觉醒，才具有不可动摇的历史意义。
可是，被攻陷的巴士底狱只救出七个人，依然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它以一个侧面说明了大革命前的法国状况。人们必须承认，旧制度在时代的推动下，多少年来是在渐进改变的。假如当时它的状况极其恶劣，对于民众的统治非常严酷，那么，我们可以想见，巴士底狱里绝对不会只关七个人，打开巴士底狱也就不会那么容易地一蹴而就。面对打开的空空荡荡的巴士底狱，有没有人因此而想过，在社会相对进步的时刻，在它的质变最可能临近的时刻，除了用大炮轰塌城堡的一角，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途径放出这七个人﹖
在这个攻打巴士底狱的隆隆炮声中，我们似乎还可以听到一些什么。那是千年的旧制度积下的宿仇。被压抑了一代又一代的底层民众，他们对巴士底狱这栋城堡充满了怨恨，不管里面是不是只有七个人，就是他们确认里面没有人，他们依然会满腔仇恨地要把它轰塌轰倒。
巴士底狱的守卫人员只有82名法军和32名瑞士卫队，带领他们的要塞司令是一名贵族：洛耐侯爵。在进攻巴士底狱的过程中，有过一次谈判。一名代表进入狱中。一方面他要求撤除大炮，并且不对外面的民众采取敌对措施；另一方面，他保证劝阻民众不进攻。洛耐侯爵不仅同意他的要求，还请他吃了午餐。可是，这名代表并不能阻止民众进攻的冲动。短暂的停火之后，武力冲突最终依然爆发。导致近百人死亡。最后，守军弹尽援绝，竖起白旗投降。
在战斗结束之后，放出七名囚犯的同时，有七名已经投降的守军俘虏被杀——六名士兵和洛耐侯爵。在押送洛耐侯爵的过程中，民众改了主意，决定立即处置，把侯爵当场殴打致死。他们割下他的头颅，挑在枪尖上游行。
这种久远以来没有机会宣泄的恨意，在失去理性的人群聚集中，浓缩和发生聚变，产生着巨大的能量，并且被填入炮膛，使得巴黎上空的炮声，听上去显得格外的沉闷和可怕。
（摘自《带一本书去巴黎》，三联书店2002年5月版，定价：35.00元。社址：北京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邮编：1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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