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７年，由于斯蒂芬拥有教授的头衔和地位，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得到人们的尊敬，因此他晋升为教授的社会意义远远超过了增加薪水。特别是因为他不断上升的名望完全超过了我们的实际情况。只有我们最亲密的朋友知道，在我们家里，为日常生活而进行的斗争和从前一样丝毫未减。尽管运动神经疾病残酷无情地进攻，斯蒂芬作为英国皇家学会里最年轻成员、许多奖励和奖章的获的得者、爱因斯坦的继承人和剑桥大学教授，已经成了全国知名的人物。不仅一般人这样认为，而且我开始怀疑，他的家人也认为他的成功证明他已经征服了运动神经疾病，我们可能并不需要外界帮助。我们成了自己巨大成功的无辜牺牲品，这简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公众形象和家庭现实之间不仅存在巨大差异，而且二者实际上相互冲突。实际上，运动神经疾病并没有被征服，它仍然迈着缓慢而却无情的步伐向我们走来。局外人难以觉察到这一点，就像人们不易觉察自然衰老过程一样。可是对于家庭成员来说，其后果却是灾难性的。
我们的儿子罗伯特原来是个话语不多但非常聪明的小男孩，现在变得非常孤僻，我真担心他患上抑郁症。据我的医生讲，那种病在孩子中间并不少见。他的娱乐就是看计算机手册，没有别的消遣活动。我听别人传言，说别人不邀请他参加生日聚会，因为他在外边非常冲动，行为桀骜不驯。显然，他在家里受到约束，表现得很优秀，但在别人家里找到了发泄的机会。于是我开始怀疑自己把孩子生到这个世界上来是不是一种纯粹自私的欲望在作祟。我想使斯蒂芬幸福的愿望似乎是以牺牲孩子们的自由为代价。
与罗伯特不同，他的妹妹露西性格热情奔放，社交面广，很早就形成了一种独立意识。那种独立感有助于她构成一个广泛的朋友圈，以补偿家庭生活的不足。
除了身体方面的问题，我和斯蒂芬的关系也不是很协调。在智力方面，斯蒂芬是一个巨人，总是认为自己绝对正确，而我也一直顺从他；在身体上，他是那么无能为力，那么依赖别人，和任何一个新生婴儿一样。对于他，我扮演的完全是母亲的而非爱人的角色：我为他喂饭、洗衣、洗澡、穿衣服、梳头和刷牙。我已经承担起他生活的所有方面，包括他的外表打扮。我渐渐地变为一个全能的母亲角色，只是不承担护士的任务，由于我没有受过那方面的训练。对于一个身体严重瘫痪和只有婴儿需要的人，产生性欲望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正常的。人们可能仰慕这样一位天才，但是这个天才没有可以拥抱我的有力臂膀，没有可以满足我的渴望的力量。我努力抓住可能给我们带来安慰的任何知识纽带，但是我预见到，我们的婚姻关系正把我们无情地拖向危险的心理泥潭。
也曾有人冷静地建议我该离开斯蒂芬了：“真的，如果你离开斯蒂芬，没有人会责备你。”但我不能离开斯蒂芬，就像不能抛弃孩子一样。我不能拆毁自己用乐观的热情建立起来的家庭。毁坏我的家庭等于毁坏了我一生的成就和自己的生活。
卡罗琳·张伯伦——斯蒂芬以前的理疗师，是一位与众不同的朋友。她感情细腻，又注重实际，提出我可以通过参加某些消遣活动而获益，如参加当地教堂的唱诗班。她说：“到圣马克教堂来唱歌吧，我们还需要一些女高音唱圣歌。”１２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我们把孩子们托付给她的丈夫，然后去参加排练。那是我第一次参加真正的唱诗班，那是一次紧张的经历。那个星期，我被邀请参加在教区各处唱颂歌的唱诗班。
在一个黑暗的冬夜，唱诗班指挥乔纳森·赫利尔·琼斯同我和露西一起走在大街上。我们开始交谈起来，我很多年没有那样与人交谈了。我有一种怪异的感觉，好像遇到了一个相识已久的朋友；那个陌生人使我的一些模糊的回忆清晰明朗起来。我们谈论唱歌、音乐、几个都认识的熟人以及旅行。我已经从卡洛林那里得知，他刚结婚一年的妻子珍妮特因患白血病在１８个月前去世了。
接着，我们有几个星期没有见面，第二次相遇纯属偶然。以后在每个星期里，我们都经常会偶然相遇，并且对那种非同寻常的巧遇感到奇怪，好像上天有意让我们碰到一起。我们常常站在路边谈话，不在意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也不在意我们正要去的地方。
我处于崩溃边缘的时候遇到了乔纳森，那种情景那么特别，又那么平常，以致我不禁产生了奇怪也许幼稚的印象：那次会面是一种仁慈的神力有意安排的，使我们相识并成为相互关心的好朋友。我们都是孤独的、不幸的人，都非常需要帮助。难道那次会面真的是不道德的﹖或者我真是荒谬甚至异端吗﹖我害怕被指责为虚伪。我太熟悉莫里哀的作品了，不愿看到我自己或乔纳森扮演伪君子的角色。
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如何对待这个天赐的礼物，我们面临着一个选择：如果真正依照圣马克教堂倡导的基督教规范的话，我们就根本没有选择。另一种途径是我们可做的惟一选择。那样可以恰当地利用这一天赐礼物，为整个家庭服务——为了孩子，也为了斯蒂芬，如果他愿意接受的话。家庭将继续作为一个家庭运行，斯蒂芬能够住在家里，继续进行他不断震惊世人的科学研究；孩子们可以摆脱一切负担，健康成长；我也可以再变得完整、健康、幸福和有力。但是这种方法并不容易实现，因为它要求我和乔纳森必须严格自律。为了更好地照顾斯蒂芬，给予他应得的爱和尊敬，我和乔纳森必须彼此保持距离。我们将继续单独生活，在公开场合不允许彼此表达丝毫爱意。斯蒂芬和孩子们的幸福将是我们维持相互关系的基础。我们决不能思考或设计自己的未来。未来就是现在，那足以占据我们所有的精力。实际上，对于和我牵扯在一起的任何人，都是没有将来的。
有时我扪心自问：独占一个本来就饱受悲剧折磨的年轻人的生活，是不是一种不可饶恕的自私行为﹖答案每次都是一样：我由于太虚弱，太需要他的帮助，所以鼓不起勇气离开他。他是惟一可以把我们从绝望边缘拯救出来的人。他年轻，精力充沛，没有其他责任，没有家庭依赖他，没有其他感情纠纷使他难以忍受而逃避。有了他的帮助，我们的家庭能继续生存下去；没有他的帮助，我们的家庭注定难以存续。乔纳森后来宣布，他准备承担起照顾我和我家庭的义务，不论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坐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一个安静的礼拜室里，远离游人的嘈杂声，他做出了那番无私而又感人的承诺，把我从黑暗的生活真空中拉了出来。我们的关系是神圣的，也是自由的，无拘无束的。它仍然是一种柏拉图式的关系，而且将长期如此。在周末，有时也在其他的晚上，我们通常当着斯蒂芬的面一起练习和演奏音乐，我们的相互吸引和由此而激起的难以控制的感情在音乐中得到升华。有人进入了我的生活，我可以含蓄地依赖他，这就足够了。
斯蒂芬最初对乔纳森表现出一种男性的敌视，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尽力表示出在智力方面对乔纳森的优势。但是他不久就沮丧地发现这个办法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效果，因为乔纳森根本就没有和他竞争。乔纳森是个无私的人，很注意别人的需要，随时准备对斯蒂芬的无助、微笑和眼神做出反应，而不在意他的鼎鼎大名和超人智力。在乔纳森的影响下，斯蒂芬变得更温和，更平静，更善解人意，好像他可以松一松自己在同命运的斗争中所穿的盔甲。他似乎很高兴有人帮助他解脱因我情绪不定而造成的负担，因此他可以全力以赴进行更重要的物理研究，我甚至有可能在深夜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对他说心里话。他大度而又温和地承认，不仅他自己需要帮助，我们都需要帮助。他还说，只要我继续爱他的话，他并不反对有人帮助我。他愿意表现出理解的态度，并且把自己的想法主动告诉我。我不可能不爱他。在乔纳森偶然表现出情绪低落的日子里，斯蒂芬安慰我说乔纳森决不会扔下我不管。一旦接受了这种状况，大家就很少再提起它。然而，我能够充分信赖斯蒂芬，这对我是一个莫大的安慰。
我们三人齐心协力，开始了一段异乎寻常的时期。
现在出现了对我十分重要并且珍视我的人，让我感到前程一片光明。乔纳森认为，我除了成年累月地辛劳外，还应该做更多的事情，仅仅局限于维持生存是不够的。在他的帮助下，在不违背我对家庭承诺的情况下，我开始体验生活的全部意义。十多年来，我第一次从内心深处认识到，我不是一个机器人，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我并不怨恨过去那漫长的时期。在那些日子里，我同斯蒂芬一起抵抗病魔的折磨，也一起享受成功的欢乐。随着另一个十年的开始，骰子似乎落在一个不同的位置上，使我有了一定的独立性。我正进入卡尔·马克思所说的“随着苦难的结束而开始的”自由王国。
……
１９８８年，在为罗伯特准备２１岁生日会的前夕，我得了带状疱疹。我本来打算在６月的第三周陪斯蒂芬去列宁格勒参加一次会议，但是除了斯蒂芬以及他的随从人员，大家似乎都认为我那时还不适于旅行。斯蒂芬除了关注自己的病外，蔑视其他一切疾病，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发挥了超人的努力，克服了所有的障碍和困难，因此他难以理解为什么别人——尤其是他的妻子——不做出同样的努力，为什么没有同样坚强的意志去对付自己的疾病。在他看来，与他的运动神经疾病相比，其他一切疾病是多么微不足道。我日益感到自己在各个方面都在让他失望。
虽然我身体有病，但是有个场合我还是不能错过，那就是《时间简史》的发行。按计划，在６月１６日，也就是我患带状疱疹一星期后，在皇家学会举办一个由全家人和朋友参加的午餐会。斯蒂芬勇敢地战胜自然力、疾病、瘫痪和死亡，《时间简史》是他凯旋而归的具体体现。那本书是我们两个人的胜利和成就，它让我们回想起婚姻生活初期的忘乎所以的热烈情爱。无论如何，那个胜利决不是一件私事，而是一个公共事件，是一个公众参与的事件。
斯蒂芬反复无常的任性着实难以理解，也常引起烦恼。他非常固执，而且毫不掩饰地以自我为中心，但是考虑到他严重残疾，那些方面还是可以原谅的。他当然非常武断，时常因疏于考虑而深深地伤害人，但是他决不是故意残忍、心地狭隘或心怀恶意。尽管有证据表明他也有知识分子的傲慢，但他在品性上还是大度宽容的，特别是他表现出滑稽的幽默感时。不过，那种幽默感现在似乎消失了，明亮的眼睛也变得严峻冷酷了，多年前吸引我的那种坦率也不复存在了。他以前值得称赞的坚韧精神现在变成了有意识的固执，而那种固执已经成为他自己也无法控制的巨大力量，影响了他的品行，改变了他的个性。我对此也无招架之力。
我陷于长期的疲劳和倦怠中，挣扎着做完一系列事情，坚持到学期结束，教完那学年的最后几次课。我没有精力也不愿意再去干预那几个脾气暴躁的护士之间的你争我斗，虽然她们的争吵随着《时间简史》在发行榜上迅速攀升而日趋激烈。只要她们的争吵没有严重影响家庭生活的稳定，我只是对她们表示蔑视。她们理应受到蔑视。
情况不断恶化。护士伊莱恩·梅森已经引起了许多严重的麻烦，我终于忍无可忍了。一天晚上，我请她和她的丈夫一起来讨论一下问题。我打算指出，她是我们家的一个专业护士，应当注意自己的行为，尊重其他护士。我还想让她知道，我不能看到自己的家庭四分五裂而熟视无睹，不能容忍护理值班制度因为她的花招而陷于混乱。结果表明我还是省点力气为好。她委屈地否认怀有任何恶意，让她丈夫为她的良好品质作证。然后她昂着头走了出去，而我却陷入难以解脱的绝望中。
尽管有许多不快，我和斯蒂芬还是进行了交流，认真考虑怎样使用我们在银行账户上积累的资金。沃尔夫奖的奖金和《时间简史》的预期收益，加上我那些年里积攒下来的一小笔钱，合起来足够我们再买一所房子。斯蒂芬感兴趣的是在剑桥买一个公寓作为投资，而我则一直梦想在乡村买一个房子。乡下的房子可以使我们远离刺激和紧张，使我们的私生活免受不断的侵犯。后来我在法国乡下穆兰买了一幢房子。
穆兰披上了夏日的盛装，打开了盛满欢乐的魔盒，以全新的面貌欢迎我们第一次在那里度夏。
我弟弟要在大约同一时间带来他热闹的一家。乔纳森将带来我的父母，而斯蒂芬将乘飞机到勒图凯，由帕姆·本森悉心护理，并由伊莱恩和戴维·梅森一家陪伴来穆兰。尽管我有些不祥的预感，但是我仍然非常乐观，邀请了那人全家，希望他们和我们在同一个房子里但是比剑桥更为轻松的环境里生活一段时间，从而激发出一种更明智的处事办法和更注意自律的原则。这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来说是最基本的。我不想干涉伊莱恩和斯蒂芬之间可能产生的任何爱慕之情，但是我认为有可能说服她注意我们事业的成功取决于巧妙的平衡协作，那种协作是不允许由一时兴致或个人偏好破坏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搬弄是非者的位置。我天真地相信，如果她认识到我当然不会和乔纳森住在一个房间里，也不会沉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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