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制本身需要大量成本，例如管制机构的设立、人员经费、制定管制规则、实施管制等等。除此之外，还有其它许多衍生成本。
首先，带来收入的再分配。
比如办一个企业，原本只要注册就行了，但现在必须先得到政府部门批准。我办这个企业一年可以赚１００万，得到你批准还是赚１００万。但是，为了得到你的批准，我必须贿赂你，还得额外“投资”５０万。
收入再分配会带来效率损失。为了贿赂你，我得花多少时间和精力啊！这里面的交易成本太高了。如果可以直接用钱买你这个权力，还算是好的，但你怕人家抓住，所以还得搞好多名堂来掩盖贿赂行为。
比方说我是生产汽车零部件的，用汽车零部件怎么贿赂你啊？给现金你又害怕，怎么办呢？办个桑拿浴吧，然后经常请你去洗桑拿。这样创造出各种各样变相的贿赂手段，成本进一步增大了，我用在事业上的时间就更少了。
我们可以将由政府管制所造成的这些成本分为两类，一类叫“固定成本”，是一次性的费用；另外一类是每年都得交的成本，类似于可变成本，例如管制者每年都要“年检”。这两部分成本一部分表现为资源、现金形式，另一部分是时间形式。两部分的损失都很大，其中时间的损失可能更大。
现实中管制成本究竟多高？有一个事例可见一斑。北京市科委确定了一个软科学课题，研究北京的投资环境，课题经费８０万。研究部主任把这件事交给两个年轻人，说你们去注册一个公司吧，注册完公司你们就知道北京的投资环境如何了。结果半年下来，报告主任说８０万已经花完了，公司还没注册下来。
我听香港投资家讲，如果他们来大陆投资５００万，大概要准备２００～３００万打通关系，真正用于投资企业的钱就少多了。
各国经验表明，只要存在政府管制，腐败问题就会随之而来。这是因为腐败主要是权力造成的，管制为腐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政府获得权力之后，这些权力最初的目的和它的使用方式可能完全不一样。好比说我们授予管制者权力，本是出于非常善良的目的，希望它维持市场秩序。但是管制者有了这种权力之后，由于这种权力带着租金，别人必然会来寻租，就会形成一种钱权交易。
为什么会有贿赂行为？权力在你手里可能分文不值，因为你不能直接使用这部分权力。现在我送你１０００万，拿到这个权力后，我可以捞２０００万，也就是说，这个权在我手里值２０００万，除去贿赂成本我还可以赚１０００万。
权钱交易对贿赂者和被贿赂者来讲是“帕累托改进”，但对整个社会来讲是一种损失。譬如有人能用这个权力创造３０００万、４０００万，但他们的贿赂渠道不畅通，得不到这个权力，这样，社会资源当然没有用好。
政治市场和经济市场不同之处在于，官员追求自己的利益，并没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诱导他，使得官员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变成对社会利益的追求，因此官员们利用管制权力谋取自己的私利，就容易构成社会的净损失。
管制与腐败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的关系，而是一个几何级数的关系。
第一，权力具有互补性，也就是说一种权力的使用价值依赖于另外一种权力的使用价值。比如你只有批准左鞋的权力，也许没人贿赂你，因为只生产左鞋没有什么用。但如果你既有批准生产左鞋的权力，又有批准生产右鞋的权力，那你受贿赂的机率就大多了，因为从你这拿到的权力更值钱了。
第二，权力越大，监督成本就越大。好比说管制者只有审批土地的权力，那么大家都盯着土地的审批。但如果管制者同时又有审批出租车的权力，还有合资项目的权力，那么对老百姓来讲就眼花缭乱了，人们很难弄清楚管制者这么多权力使用得合法不合法，合理不合理。
为了防范管制中的腐败，政府事先一般都会制定若干规章制度。比方说审批权不能在一家转，而要经过几道关口，涉及更多部门，免得权力集中，容易被人滥用。据说，深圳海关的工作人员上哪一个岗要抓阄决定。因为固定上一个岗，你就可能事先跟不法分子约好，搞走私，另外还规定上岗以后不能打电话等等。
发现了腐败嫌疑分子，政府要去弄清来龙去脉，搞清楚贪污多少、受贿多少、挪用多少。
这些反腐败成本，包括事前的防范成本，事中的监督、制约成本，如查账啊什么的，以及事后的处理成本，最后落在两部分人身上，一部分是“消费”管制规则的人，另一部分是社会公众。无论哪一部分，都是社会福利的巨大损失。
管制导致信誉机制丧失（见《万科》总３６１期“信誉机制与政府管制”一文），也会增加交易成本。本来我和客户之间的合同可以很简单。现在管制破坏了信誉，我们不得不签订一个非常复杂的合同，再加上可能发生的法律的诉讼成本，交易成本一下子增加不少。
宝洁公司曾经谈到，在其他国家做生意，他们最重要的事就是开拓市场，但在中国，他们不得不成立一个非常庞大的“打假队”，由一名副总亲自主管，专门对付假冒伪劣。
由此导致国家声誉受损的成本也不可忽视。类似宝洁公司的情况，假如国外公司知道了，本来准备到中国来投资的，现在可能不投了。
值得警戒的是，管制太多并消灭了信誉机制后，往往要靠不断地强化管制来维持经济运行，因此管制成本有可能呈现几何级数式的扩大。
当被管制者变成了既得利益者，他会以维护社会利益的名义要求政府不断加强管制，来保护自己。这些法定垄断者没有挑战者，没有监督者，不会受到威胁。尽管他们的利益最大化与社会利益最大化不兼容，却会编出好多说法，证明市场是多么的不完善，管制是多么的好，多么的重要，糊弄老百姓。所以管制的自我膨胀是很自然的。
弗里德曼以前讲过，印度那些大商人老告诉政府，竞争不好，垄断好，看起来头头是道，实际上是竞争对他不好。
管制者会从供给一方推动管制的膨胀。施蒂格勒曾经分析过“管制俘虏理论（ｃａｐｔｕｒｅ ｔｈｅｏｒｙ）”，证明管理者和被管制者到最后，本身变成了管制的既得利益，他们总是会找到更多的借口，建立起更多的规则，利用政府赋予的合法权力来创造出更多的管制来。仅这一条就使得管制完全变了味。
这里我顺带说一下，就是好多地方政府，名为保护“地方利益”，实际上保护的不是地方利益，而是地方官员利益，顶多是地方某些既得利益部门的利益。武汉市人买桑塔纳车要多付几万元，据说是为了保护地方利益，其实是保护了地方一部分生产者的利益，并以损害了地方老百姓的利益为代价。
（摘自《２００２白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５月版，定价：３２.８０元。社址：西安市南郊吴家坟，邮编：７１０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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