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以博厄斯和其弟子本尼狄克特、玛格里特·米德、萨丕尔（语言学家）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家同行为心理学家华生、斯金纳，遥相呼应，几乎完全执掌了人类行为的解释权。一时间，优生学与遗传行为学声名狼藉，乃至销声匿迹。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遗传行为学终于东山再起。在德雷克·弗里曼《米德及萨摩亚》一书揭露下，米德的文化决定论的里程碑著作《萨摩亚人的成年》因材料不实，顿失往日的辉煌。华生当年雄心万丈的豪言：“给我一打健康的儿童，只要他们身体没有缺陷，让我在我自己特殊的世界中教养他们，我可以保证，在这十几个儿童中随便挑出一个，我都可以把他训练成任何一种专家，如医生、律师、艺术家、商界领袖，或者甚至可以把他训练成乞丐或窃贼，而无需考虑他祖先的天赋、嗜好、倾向、才能、职业及种族。”
今天这话很难被人相信，因为它不符合基本常识。我的一个朋友是职业田径教练，他对我说：“我每年最重要的工作不是训练，而是到中学生运动会上去挑选人才，不是那块材料就不可能培养成职业田径选手。”想来，各行的状元都当如此。
当代的行为遗传学家反对文化决定论的主张，但是他们不想走向同样荒谬的另一极端——遗传决定论。他们说：“没有预先安排我们做的我们做不了，而安排我们做的但环境没有提供条件我们同样做不了。”他们刺破了环境决定论的证据的表象，比如他们说：家里书多的孩子喜欢读书，为什么其中就没有父母基因的因素呢﹖这话极其雄辩，遗憾的是它只是说明了在这一场景中环境的影响是可能的（不是必然的，决定性的），遗传的影响同样是可能的（不是断然不可能存在的），但因为遗传基因与环境每每交织在一起，要拆开二者，雄辩地说明遗传?或者环境?的独立作用，殊非易事。同卵双生子是大自然的馈赠的稀罕物，二者的基因完全相同，但是双生子的成长环境大多也相同。于是一些颇具慧眼行为遗传学家，把目光投向了更为稀缺的案例：从小分离、异地养育成人的同卵双生子。他们企图以此透视遗传或曰基因对疾病、智力、性取向、精神障碍、瘾行为、暴力犯罪的影响。我们分述如下。
疾病。调查发现，父母死于心脏病的子女死于心脏病的概率是常人死于心脏病概率的４倍，兄弟死于心脏病的异卵双生子中的另一方死于心脏病的概率也是常人死于心脏病概率的４倍，而同卵双生子是常人的９倍。被收养者的死因通常与生父母而非养父母相似。
智力。斯蒂恩综合了包括１１万个研究对象的１１１项独立研究，做出如下概括：以下二者的智商相关系数分别为：同一个体的两次测试０.９，一起抚养的同卵双生子０.８６，分开抚养的同卵双生子０.７２，一起抚养的异卵双生子０.６，分开抚养的异卵双生子０.５２，一起抚养的兄弟姐妹０.４７，分开抚养的兄弟姐妹０.２４，一起生活的父母和其子女０.４２，分开生活的父母和其子女０.２２，一起收养的被收养的子女０.２９。基因与环境的影响力显然都存在。学者们通过两种方法推算智商的“遗传率”，其一是分开抚养的同卵双生子的相关系数?０.７２?，但是尽管分开仍可能有部分成长环境是近似的，因此这一指标可能偏高；其二是一起抚养的同卵双生子的智力相关系数减去一起抚养的异卵双生子的相关系数后乘２，结果为０.５２，这一思路是比较环境相同条件下的基因差别；综合二者，一些学者认为，智商的遗传率为６０％，也就是说环境因素在智力中只占４０％。
同性恋取向。研究显示，同性恋有文化和心理之外的身体原因。研究者为同性恋男性、异性恋男性、异性恋女性三组成员注射相同剂量的雌性激素，结果发现，注射三天内异性恋男性血液中的黄体生成素（ＬＨ）的含量出现抑制，异性恋女性血液中ＬＨ的含量急剧上升，同性恋男性的血液竟与后者近似。异性恋女性与同性恋男性在语言测试上都优于异性恋男性。在双生子中一方为同性恋之中，５２％的同卵双生子和２２％的异卵双生子也为同性恋。在养兄弟只有１１％。同性恋与家族关系也比较密切。同性恋男性最终结婚并与异性一同生活，子女只有一般人的１／５。因此他们为什么没有被漫长的进化淘汰出局，至今未能解答。
精神障碍。人群中躁狂—抑郁症患者低于１％，父母和兄弟姐妹患此病的人的患病率达到１０％。但环境的影响也很大，遗传的只是易患性，且与多个基因相关。３２％的同卵双生子和７％的异卵双生子同患此病。但是此种病病症有个不寻常的特征，就是它有时会伴随着创造力的爆发。舒曼终生都是躁狂—抑郁症患者。艺术家患此症概率是普通人的２—３倍，诗人是普通人的１０倍。病症，特别是精神上的病症，有时也是优势，这将使优生学的实践面临严酷的挑战。
上瘾行为。７６％的同卵双生子和６１％的异卵双生子同为酒精中毒者。但即使如此，学者们认为，在上瘾行为中环境的作用比基因更大。
犯罪与暴力。领养儿童的研究显示：生养父母均无犯罪的子女犯罪率１４％，养父母犯罪子女犯罪率１５％，生父母犯罪子女犯罪率２０％，生养父母均犯罪子女犯罪率２５％。９％的同卵双生子和２％的异卵双生子都走向自杀。研究者还指出，没有犯罪基因，暴力犯罪是揉合了机会与倾向的。凶杀往往是冲动下发生的，往往没有预谋，往往是熟人所为。但是酒精滥用，家族的社会封闭，抑郁症，易冲动和注意力涣散的性格，都容易导致暴力，而这些因素是有遗传性的。
今天的遗传行为学家大多并不忽视环境的作用，他们在强调长久以来被忽视的遗传作用的同时，企图更深入地认识遗传与环境的复杂关系。进化论研究者早就指出，很多疾病的基因为什么在进化中没有被淘汰，是因为过去的生活环境不会诱发这些疾病，比如过去的饮食习惯不会导致大面积的心脏病、糖尿病，血缘团体的同居抑制了同性恋倾向的抬头。饮食习惯的改变，居住方式的改变，导致了病症和反常行为的出现。但是另一方面，在今天的既定环境中，基因是一些疾病和同性恋的直接原因。而具体看各种事情又有差别，肺癌的外因更重要一些，同性恋中基因更重要一些。
基因行为学家还提出了一些新鲜的、耐人寻味的见解。
比如他们提出，遗传决定了发育的模式与时间表，甚至决定了衰老的模式与时间表。生命中的不同时期基因会发生作用或暂停作用。孩子越大似乎环境的作用越大，但是基因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逐渐消失，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充分显露，它更被视为等待到达的事情。
再比如斯卡尔的主张：“非共有环境”（孩子们虽然一个家庭中，但因性格的差异导致父母对待他们的方式并不相同，而性格在很大程度上是基因决定的）比共有环境起的作用大得多。基因塑造了爱激动的孩子，他父母对待他不同于其他孩子，他造就了自己的独特的环境。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发现老师对他不好，对优秀学生更好。一句话，基因和环境是复杂的、交织在一起的。我想以两个案例来佐证斯卡尔的论点。插队时代，我有一位至交名叫破天?我们同为叛逆抗上的知青，他是我们中间的头领，在数万名知青中他几乎成为神话，在当时“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下他公然带领大家探亲超假，劳动时不听宣传不冒尖，他的群众威信极高，自然是领导的眼中钉。后来他的最好的朋友都劝他改变作风，怕他吃大亏，只有我说大家不要劝他，破天会走出他自己的道路。果然如此，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时，一贯“表现”好的不一定走成了，破天只放弃抗上一年，就被推荐上学，因为领导怕他，巴不得招安他，送走他。我自己的情况也有近似之处。我在我的系里属六亲不认的另类，屡屡投票否定了人家的学位、职称。开始自己心里也发憷，后来听到的反应是：他就是这么个人，不是故意要跟谁作对。这样我就在别人的“宽大”中一意孤行了。人们可能置身在同一个环境中，却以不同的性格和行为各自造就出不同的小环境。“非共有环境”的概念是异常深刻。它将一个寻常却混沌的现象结晶成理论。
（威廉·赖特：《基因的力量》，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出版；斯蒂恩：《ＤＮＡ和命运》，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１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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