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对全国６万多个农户作的抽样调查报告显示：２００１年全国农村有１８.６％的劳动力外出打工，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３.１％。目前中国农村有剩余劳动力１.７亿人，解决他们的出路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难题。农民工不断涌入城市，作为廉价劳动力用自己的双手和血汗创造着城市文明、经济繁荣，却并没有因此分享到利润和城市文明，相反，还承受着许多难以言表的歧视和排斥，始作俑者仅仅是城市的偏见吗﹖事实远非如此——
农民工从踏进城市那时起，就被划入了管束的对象范围。名目繁多的证件强加于农民身上。据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底的调查，涉及到农民工进城务工就业的收费项目名目繁多，有暂住证工本费，外出就业登记卡工本费及管理费，外来人口管理费，外来人口就业证工本费，婚育证的工本费、管理费、检查费，子女教育的借读费、赞助费，健康凭证的工本费、检查费，培训费，租赁私房合同备案手续费，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社会办学发展督导费，房屋交易费、咨询费、介绍费，车船票服务费，城市增容费，劳动力调节费，等等。
一手交钱，一手拿证。不办就业证不给安排就业；办“健康证”，医院一般不给任何体检。农民想不通，认为种种办证，一是为卡人，二是为收钱。“如果办证后，在权益上能得到一定保障，我们愿意办证”，一位已来京１０年的打工仔感慨地说，“问题是办不办证都是一样的结果，办证除了交费外，没有其他任何用途。”这位曾被评为优秀外来打工青年、现有幸获得Ａ级暂住证的小伙子，每年都在办证，每次办证也都购买了１０元一本的《外来人口须知》，甚至一年一次的３０元义务献血费也在交。
“我在北京做工就像做贼一样，别说晚上，就是白天也不敢上街，来京五年了，连天安门都没去过。”这是一位在丰台的打工仔的悲哀之声。该办的证件他都办了，但是他还是怕碰上联防队员，怕被送到某个地方去挖沙，然后被遣送回老家。在联防队员眼里，外来人口是“违法乱纪者”的代名词，没有任何争辩的余地。
碰上心情不好的工作人员，即使手续齐全，办证也不那么容易。调查中一位姓白的打工妹，就曾三次到外来人口管理办公室办暂住证，均以没人办公为由拒绝给予办理；在浙江村打工的林先生把６０多岁的老父亲接来北京住，本想给老父亲办个暂住证，但外来人口管理办以没有“婚育证”为由拒绝办理：６０多岁了还需要“婚育证”，谁能想得通﹖
外来人口为了尽量减少办证的麻烦，常以各种借口搪塞，为此也留下不少后遗症。在大红门镇经商１６年的浙江人卢老板，在购买商品房登记户主及家庭成员时，因没有“婚育证”，就谎称尚未结婚进行登记。结果女儿在利用自购房申请开办美容美发室的营业执照时，工商部门以无营业用房为由拒绝办理，因为这房主未结婚，不能有女儿，卢老板只好与女儿办了一个出租协议，以出租的形式为女儿提供营业用房，并交付一定的房屋租赁税，才把营业执照办好。卢老板开玩笑地说：“到了北京，连亲生女儿也变得不合法了。”
“先城镇、后农村，先本市、后外地”，是不少城市的用工基本原则。在此原则下，城市对农民工进城务工就业都有程度不同的限制性的政策。
一些大城市，在就业政策制定中，明确规定外来工允许和限制的就业岗位。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在２００１年提出的单位招用外来人员须知中，明确禁止五类岗位使用外来人员：一是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各类工勤人员；二是社会公益性保洁、保绿、保养、保安人员；三是物业管理从业人员；四是各类商店营业员；五是机场、车站、码头清洁工。并要求上述五类岗位已经使用外来人员的单位，于６月３０日前予以清退。对于用工单位未经批准使用外来人员，一经查实，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将责令其在限期内清退，并补缴管理基金，另按每一人５００～２０００元的标准处以罚款。
１９９９年底，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发布了《２０００年北京市允许和使用外地来京人员的行业、职业及文化程度、职业技术能力》的通告。该通告中允许外地人员在京务工的工种有三大类，全部为垃圾清运工、尸体接运工、农艺工等体力型工种，允许使用人员的文化程度为初中。限制使用外地人员的行业有：金融、保险、邮政、房地产、广告、信息咨询服务、计算机应用服务和旅行社等８个行业，全部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员业人员和生产与运输设备操作人员。通告规定，用工单位不得招用外地人员从事以上行业、职业，但如生产经营有特殊需要，需招用外地务工人员的，其文化程度必须在高中或高中以上，用工单位必须经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批准后，在《北京市劳动就业报》上刊登招聘本市人员信息，１５日内未招到本市人员的，方能去管理部门办理招聘外地人员的手续。通告还规定，其中未明确提到的职业为调剂使用外地人员的职业，但其招用本市人员的比例不得低于使用外地人数量的３０％。
遣返让农民工心碎。“每当全国人民喜庆的日子，就是我们最害怕的日子，白天不敢出门，晚上不敢开灯，我们在辛苦地建设北京城，北京城却没有我们容身之地。”一位曾被遣返四次的来京打工者悲哀地告诉我们。联防队员撕毁“暂住证”、没收身份证，辱骂、殴打外来人口的事例实在太多，诸如保姆出门买菜被送回老家，父母被收容而二岁的小孩被好心的邻居收留等事情，在打工族中广为流传。农民工基本权益受到侵害的还远远不止遣返这一点。拖欠工资、超时工作、扣压身份证等等事件，是家常便饭。绝大多数农民工能吃苦耐劳，身体上的劳累，他们能够挺得住，但在精神和心灵的伤害上，却表现出脆弱的一面，不少涉及外来农民工的刑事案件，大部分是由于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心中的苦闷无处倾述，一时冲动而为。
面对堵不住的农民工进城潮流和日益增加的城市管理压力，城市政府也有自己的苦衷。
“没有农民工，就没有东莞的今天，也不会有东莞的未来”，广东东莞市的刘副市长明确地告诉我们，“目前的政府管理体制不可能让农民工得到完全公平的待遇，东莞户籍人口只有１５４万，而外来人口有５００多万，用１５４万人口预算的政府财政，怎能应付近７００万人口的治安管理、计划生育管理、城镇环境管理、子女教育、卫生防疫等事务﹖不向外来农民工收费能行吗﹖按现有东莞户籍人口规定的警察编制约为６０００人，而实际上已有６万多个治安管理人员及户籍协管员，这些人员的开支如何保证﹖”
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大量农民工的涌入，已经对城市的基础设施、社会治安和下岗职工的安置产生了巨大压力。每一届城市政府，目前都有各式各样的政绩考核指标，包含着众多的“一票否决”制，如社会治安、计划生育、城市下岗工人安置、城镇失业率等。大量外来农民工的涌入，对把握住这些考核指标带来很大的困难。政府为了完成这些考核指标，无形中就有了排斥外来农民工的指导思想。特别是对于历来主要考虑城里人工作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农民工进城对他们的工作冲击最大。面对着城市下岗工人安置的负担，要他们统筹城乡劳动力市场，为外来农民工营造一个公平的就业环境，实在不容易。
对外来人口信息的难以掌握，也是令城市政府管理困难的因素之一。目前，统计部门还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计方法，没有把大量外来人口纳入规范的统计内容之中，结果是公安部门有一套外来人口的数据，统计、劳动部门各有另一套，几套数据相差甚远，不能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相关政策跟不上，也给城市政府管理增加了不少难度。比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上海、北京等地推行按城市方式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但当农民工返乡或流向异地时，社会保障无法转移，退还个人交纳部分后，由企业交纳的保障资金落不到农民头上。所以，广东对此有保留看法，所实行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只对那些能够最终融入当地社会的农民工，认为对多数农民工的最基本保障，如工伤、医疗等，应实行企业救助、补贴的办法，以免给用工企业增加成本，影响使用廉价劳动力优势的企业的投资效益。
从１９９４年开始对农民工实行就业证卡制度，外出农民在乡镇办理外出就业登记卡，在进城就业所在地办理就业证，意图是通过证卡对接合一，调控农民外出，使农民工流动有序化。但实际执行中，办理证卡根本无法控制，在外出打工农民中，办证人员比例不足２０％，已起不到调控与管理的作用。办理就业证卡已演化成纯粹的收费手续。但如取消就业证卡登记，又有什么措施将农民工流动有序化﹖完全通过劳动力市场行不行﹖各地政府心里都没有底。
摘自《中国改革》２００２年第９期，题目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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