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讨论“素质教育”成为热门话题。的确，在应试教育下出现的种种现象，实在令人对这样培养出来的下一代“社会栋梁”不能不担忧。当然责任不在孩子，而在家长、学校和全社会。但是学校在“升学率”的压力下也有一大堆苦衷，那么问题究竟在哪里呢？我不是教育专家，无法解答。只是自己有幸在“好学校”受过几年教育。每当想到、见到有关教育的问题时，我就常忆起我的启蒙的摇篮——天津耀华学校。它是我名副其实的母校，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除了两年高小外，我都是在耀华上的。她所给予我的一切使我终身受用不尽。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再比之于现在的教育中的问题，觉得有许多值得一写之处。
想起耀华，首先想起赵君达校长。赵先生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回国后先为北洋大学教授。但他一直有志于基础教育。适逢耀华学校创立，他就下决心辞职应聘为校长，按自己的意图办一所完整的中、小学，这本身就体现了过人的胆识和理想主义。耀华最初是英租界当局，即所谓“工部局”，出资创办的。在极左思潮中此类学校一律被批判为“帝国主义侵略工具”。实际正好相反，耀华学校之创建是出于中国人的意思。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居住在天津英租界的一批中国社会名流向英国当局提出，他们向中国人征了这么多税，理应做一些有益公众的事，兴办教育是首选。这也正与当时西方国家在华办学之风一致，遂有此校。它的建筑十分讲究，红砖、白窗框，典型的英国式。但是学制、课程完全是面向中国人的中国学校。开始属英工部局管，不久，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教育中国化”的浪潮中就由华人接管，成为一所私立学校，校名“耀华”，顾名思义也说明主办者的意图。
首先是校风。校训是“勤、朴、忠、诚”，赵校长治校极严，对校训身体力行。抗战前的耀华有“贵族学校”之名，一则因为它校舍、设备、师资等条件在当地首屈一指，其他学校望尘莫及。更因为它学生中达官贵人、富商巨贾的后代甚多，往往一家，甚至两代人都上耀华。某同学是袁世凯、曹汝霖、徐世昌的后代以及哪个当政的显贵和大富商的子弟，时有所闻。但是他们在学校没有，也不允许有丝毫特殊化，决不敢摆阔，这只会引来同学讥笑。学费可能比一般略高一些，但并不过分，因为家境贫寒的学生也不少。绝对没有“分数不够钞票补”之说。进校门一律穿校服，很简单，不需要什么“设计”，冬天深蓝布袍子（天津称“大褂”）罩棉袍，夏天浅蓝布袍，上体育课白衣白裤。女生要求短发齐耳。这样，至少在校园内保证“不把双眉斗短长”。在那种环境中，学习成绩面前人人平等。名门后裔功课不及格而留级也没有任何通融；学习出众者不论家境如何，都受到老师赞赏，同学尊敬。在纪律方面也很严格。赵校长在世时每天早晨都在大门口迎接师生，８点钟一打上课铃就关校门。迟到者只好在大门外站到第一堂下课再放行，那是很丢面子的，所以迟到者不多。听说有一次校长自己迟到，他也坚持不让门房开门，在门外等了一个钟头。这当然只是一个象征，纪律还表现在各个方面。后来８点关校门的制度没能坚持下去，但是朴素而纪律严格的校风一直到我毕业还能维持。
提倡德、智、体、群、美育全面发展，也是一大特点。例如体育是全市闻名的，每年全市运动会冠军拿得最多，全校性的运动会也常举行。除“主课”外，从小学到中学都有音乐、美术、劳作课。记得我就是在小学三年级的音乐课上学会识五线谱的。课外活动很多：歌咏团、各种球队、班级壁报……还有年终“恳亲会”，各班学生表演节目给家长看。高年级还有课外生物、化学等小组。这些都是自愿报名，在老师指导下进行。还记得有一个志在学医的同学参加生物组，向我津津有味地讲初次解剖青蛙的兴奋情绪，后来她果然考上了医学院。当然，耀华有它特殊优厚的物质条件：堪与大学媲美的体育场、室内体育馆、实验室、大礼堂等，不是一般学校都有的，但是那全面发展的办学指导思想是在任何条件下都值得推崇的。只是在天津沦陷期间，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师生都想方设法躲避日伪当局分派的校内外活动，校园生活就谈不到了。抗战胜利后各项活动又活跃起来。
更重要的当然是主课的教学质量。耀华文理并重。它的数、理、化是全市有名的，并在高考中显示威力；同时国文（即今之语文课），特别是古文也是强项。记得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学做文言文。比较特殊的是从小学六年级到高中一年级在国文课之外加每周一堂“经训”课，从低年到高年依次为：《论语》、《孟子》、《大学》和《礼记》、《诗经》、《左传》。高中二、三年级则改为中国文学史。当然只能浅尝辄止，使学生对传统文化有一个概念，不可能真的像旧时那样读经。但是有没有这个概念还是大不相同的。英文程度在抗战前比较高，不亚于教会学校，聘有外籍教师。不过到我上初中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我们都被迫改学日文，大家不约而同消极抵制，结果既没学好英文也没学会日文。抗战胜利后，与华北其他学校一样，英文变成一大弱点。眼看高考竞争不过南方的同学，校方特别加强英文教学，除加强师资力量外，要求其他课有条件的也用英文教，我的“范氏大代数”和解析几何，老师就是用的英文课本，用英文讲课的，果然无形中对我们提高英语很有帮助。
这些都离不开高水平的师资，这又和赵校长的创业思想和奠定的基础分不开。这一优势在赵校长身后，虽经国难，基本得以维持下来。那时中学各门课的教师绝大部分都是大学本专业的毕业生，而且经过严格挑选。他们有些人的学识丰富、循循善诱和敬业精神至今记忆犹新。例如我高中的数学老师就是南开大学数学系毕业的。她进得那样清楚而有吸引力，使我对数学发生浓厚兴趣，并且一旦学校要求用英文讲课，她似无难色，结果等于同时还要教数学英语。还有一位教三角和立体几何的老师，更加风趣，把许多定律、公式都编成了顺口溜，使这门令人望而生畏的课变成了很“好玩”的课。其他各科的老师都各有千秋，无法一一详述。在抗战以前，高水平的教师可以说是校长高薪聘来的。但是抗战爆发后，教师生活每况愈下，到解放战争后期物价飞涨时，那微薄的薪金简直难以糊口。记得有一位国文老师病了，我和同学去她家里探望，真的是陋室一间，四壁萧然，令人鼻酸。她付不起医药费，就这样挺过去，略好些就来上课。有的老师兼做一些家庭教师，在课堂上间或也发发牢骚，但是教学照样认真，对学生照样严格要求，一丝不苟。那时决没有学生或家长向老师请客送礼之事，也不允许。我当时少不更事，一切视为当然，现在想来，这是多么可贵的精神！那时没有评模范之说，以今日的标准视之，大部分老师都够得上模范教师。
在这样的春风化雨之中，做人之道和学识的长进都来得自然而然。在我记忆中除了高中三年级准备考大学比较紧张外，从来没有感觉到家庭作业的负担，也从未因考试而开过夜车。高三的紧张也多半在自己，学校并未加班加点，或进行模拟考试之类。事实上，抗战胜利，迁居后方的名牌大学复员之后，入学竞争之激烈，决不亚于现在（由于不是全国统一高考，不同档次的大学入学之难易差别很大），甚至录取比例比现在更小。如以名牌大学录取率计，耀华在天津名列前茅是不成问题的。这是整体教学质量的结果，似乎没有刻意追求“升学率”这一概念。那时听家长们议论学校好坏，首先是讲师资、校风如何，很少听到“升学率”之说。
本文几次提到赵君达校长，那是一位特别值得纪念的人物。他是遭日本特务暗杀的。尽管他牺牲时我只是小学三年级学生，但是他的音容笑貌已永远留在我记忆之中。那是１９３８年夏天，天津已沦陷一年，耀华因地处英租界，日寇势力不能公开直接横行，但是气氛已很紧张。赵校长做了两件冒犯日本侵略者的事：一是接纳南开中学的学生，因南开大学迁往内地，中学不能同行，校址在“中国地”界，已为日寇占领，为使大批学生不致失学，赵校长克服种种阻力和实际困难，用耀华的校舍为他们开办了特别夜校。日本占领当局借口学生中有“抗日分子”，勒令停办，赵校长不从。二是拒绝按日伪的旨意更换教科书。就这样，为侵略者所不容，曾在信封中寄去子弹威胁警告，赵校长置之不理，敌人就采取暗杀手段。我家刚好与他家住同一条胡同。他每天清晨有散步的习惯，我们从窗口可以望见。大约特务也摸到了这一规律。那天早晨他照例出去，没走多远就遭暗算，家里大人说是听到了枪声。我按时到学校，校园中特别肃静，课堂上大家鸦雀无声。老师进来后哽咽不成语，她说了什么我已记不得，但记得一句话，就是“我们不能忘了这一天”。这的确是我终身难忘的一课，与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的一课》一起铭刻于心，每次总是二者一起联想起来。
我这一代人是在国难中长大，在民族气节的教育中熏陶出来的。而赵校长之以身殉职、殉国，对我幼小的心灵所产生的震撼力是无法估量的。后来涉世越深，就越觉得当年在耀华所受的全面教育之可贵，也同时感到赵君达校长的爱国热忱、忠诚教育事业的精神值得大书特书，发扬光大。今天时代、条件都已大不相同，但是那办学方针和经验是否能提供某些启示呢？
（摘自《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２月版，定价：２１．００元。社址：北京鼓楼西大街１５８号，邮编：１００７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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