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欣：“博导剽窃”事件，据我所知仅2001年一年里被媒体曝光的就有十几起，你觉得这给教育界哪些警示﹖
朱学勤：屡屡发生这样的事，当事人确实应该有深刻的反省，但我不赞成把火力都集中在个人那里，穷追猛打，教育行政部门也该想想他们的责任了。
更多的责任是在体制，而不在个人。
现在教育界是“通货膨胀”，大学都在争发“大票子”，票面额在扩张，含金量却在猛跌。出现所谓“大票子”，是因为两头都在扩张，一是教师，二是学生。
从教师这头说，“教授”并没有到头，教授之上还有“硕导”，“硕导”之上，还有“博导”，架床迭屋，这哪里是中国特色，快成为世界学术史上的笑话了，这当然会导致学术职称的严重贬值；从学生这头说，就是高学历“泛滥”，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缺少，整个教育是“头重脚轻”。本科毕业生作为知识部类里的通才，本来应能满足就业市场的基本需要了，但现在本科教育正在降为就业市场用人的底限。这样一来，“博导”也不过是“教授”的含金量，“教授”则降格为“讲师”，而“学士”也就快成从前的高中生了。
造成教育“大票子”现象，我认为有两个因素：一是行政权力干预太甚，二是学术评价体系严重扭曲。这两者本身又互为因果。
行政权力干预过甚，使得教育出现新的“大跃进”，到处是争办一流高校，争“博士点”，争“国家重点学科”。可是全都“一流”，还有“一流”吗?在这样的催逼下，我若是大学校长，恐怕也不能免俗，除非下决心不作这个劳什子校长了。
这些大学校长、院长既是催逼者，也是被催逼者，“黄世仁”、“杨白老”集于一身，有点类似现在高中阶段毕业班的班主任，被高考指挥棒催逼着，去片面追求升学率。作为普通教师，几乎只有一个身份：“杨白老”。可怜“杨白老”不是每年，而是每天都要“扯上二尺红头绳”。
在这样的氛围下，教育的学术评估体系怎么能不扭曲?到处都在量化，一刀切，实行“数字化的管理”。黄仁宇先生是最早提出“社会实现数字化管理”的，倘若目睹此状，社会管理没有“数字化”，学术评估却率先“现代化”了，不知是该笑还是哭?
人心浮躁容易导致恶性竞争，有些青年教授一年出一本书，“十年一剑”，成了“一年一书”，哪有作学术研究一年出一本书的?又不是写小说。陈寅恪要放在今天，按今天的数字化“学绩”管理，他老人家早该不合格，下岗了。
夏：撇开道德自律方面的事情不谈，在校内外有抵制学术浮夸的办法吗﹖
朱学勤：学者自有学者自身的工作周期，有积累，有突破，有高潮、有低潮，起起伏伏，这很正常。行政权力要做的，是给学术发展搭建一个平台，而不是总在那里定指标，要政绩。看看农民被那些只要“政绩”数字的乡官逼得多苦，你就能想像大学教师被“学绩”数字逼得多扭曲。行政干预太多，经济就发展不起来的道理大家都懂，教育也一样。蔡元培如果当年也向教师要数字，而不是提出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哪还有今天的北京大学?
至于职称，我以为还是按照原来简朴的做法，做减法，不做加法。如果要在教授中拉开等差，把正教授分一二三级比较好，中止那个贻笑大方的“博导”、“硕导”制度。
夏：毕业生的高学历膨胀，客观上也有社会就业压力的影响。
朱学勤：可是高学历者多，并没有能从真正意义上缓解就业问题，而只是把高中生变成本科生，把本科生变成硕士生。家长多花三四年的钱，只是把本来就存在的就业高峰向后延迟了三四年。有些就业单位、特别是文化单位、文化企业似乎总是要比需要的学历高一级的学历，去报社、出版社、甚至党政机关，都要求进博士、硕士，这样一抬，大学本科毕业生就很难找工作了，把本来应该到大学为止的“学历教育”，非要再拔高到研究生阶段，无形中把“专才教育”变成了“通才教育”，而合格的中、高等专科人才严重不足。
夏：最近有报道说，深圳人才市场上高级技工与硕士一样招聘待遇，说明市场已经对这种教育的“通货膨胀”亮出黄灯了。你认为人才缺乏多元结构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朱学勤：主要是操作性技术较少受到重视，包括在职称评定方面。不久前还有报道说，上海工艺美术厂需要专业技工，可现在美术学校毕业的人全都考大学去了，一些绝活一门一门面临失传。难道我们这个社会的形而下、形而中真已经发展过剩，非要集中精力都去搞形而上了?
大学里有不少人才，所谓“大学的实力在‘大师’”是对的，但是教师不能都是“只有设计的头脑，没有灵巧的双手”型的，也要形成人才的梯队。
发达国家对专门技术十分重视，比如在综合国力强大的德国，受中等职业教育的人的报酬、受社会重视的程度并不比大学毕业生差。我在工厂的时候，一个八级钳工得到的待遇和尊重一点不比工程师少。30年了，我今天还记得那样的情景：碰上书本里没有答案的疑难怪症，一圈子工程师束手无策，现场只听得厂长对着电话里喊：“快，快叫‘段八级’来，派车接，把他从被窝里拉过来!”
夏：你认为学校的管理者应该最操心什么﹖
朱学勤：一是钱，二是人。发达国家的大学校长也是操心这两件事。要尽可能争资源，也要利用社会资源，下大力气扶持、关心本校一流专家，人不要多，不要急着“催化”什么。
党务、政务干部，应由相应机关管理，但学术评估应该让给学术本身，要给教授独立于行政权利之外学术评估的空间，这应该是最根本的一条原则。这在现有体制下是有法可依的——就学术独立而言，并不违背教育法。
学术标准应放在教授委员会，由教授投票选举产生主任，而不是让行政领导兼任。如果每个学科有一两个过得硬的带头人，每个学校的学术委员会都落实了教授权威，而不是行政权威，学科建设、学术发展不需要“大跃进”，“会”少开，“表”少发，不添乱，垂裳而治，让大学安静下来，不要“通货膨胀”，学校反而能够搞上去。
(摘自《教育中国——50名流素质教育访谈》，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9月版，定价：32?00元。社址：北京永安路106号，邮编：10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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