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伍已经过去好久了，蜿蜒的山路上，还孤零零地走着一副担架。
抬前面的是个红军，抬后面的是个民夫。如果不认真辨认，看不出走在担架前面的那个红军是个女的。因为她的衣服和男红军一样破破烂烂，征途上没有条件洗头，怕长虱子，头发也跟男人一样剃光了。
她叫邓六金。
这副担架她是今天早上抬上的。那时，敌机刚刚进行了轰炸，她发现一副担架停在路上没有走。向站在担架边的一位民工一打听，才知道另一名民工在敌机轰炸时乘机逃走了。邓六金一听，二话没说，抬起来就走……
此时，他们正在爬一个大陡坡。
邓六金已经感觉到了涌到胸口的血腥。不是第一次抬担架，不是第一次吐血，她已经熟悉了这种带点甜丝丝的血腥味。
她的脚步显然慢了下来。
“女同志，你歇一歇吧。”担架上的首长用微弱的声音说，他是一个胸部负伤的团级干部。
“不行，我们和队伍已经落下大半天路程了，争取天黑以前能赶上他们。”邓六金喘着气说。这时，她感到那股血腥味往上翻得厉害，赶忙放下担架，站在路边，“哇、哇”地吐出几口血来。
和她一起抬担架的那位民工看得害怕，忙说：“女人干不得这个。要不，再到哪里找个人来。”
“这里连个人家都没有，哪里找得人。”邓六金擦擦嘴说，“不要紧，赶上队伍就好了。”
伤员也说：“女同志，你不行，再等等，也许能碰上个人……”
“不行，得马上走，我们一定要在天黑以前赶上部队，不然，明天一早队伍一拔营，我们就没有一点办法了。来，抬起来走!”邓六金招呼着，和民工抬起了担架，继续向山上爬去。
在30名参加长征的女红军里，有几人没有抬过担架呢?
邓六金终于看见了温暖的篝火。
妇女队队长刘群先看见邓六金，高兴得一把搂住了她，说：“你把大家都急坏了，真怕你回不来了呢!”
邓六金笑笑说：“哪能呢!我怎么能离开大家呢!”
刘群先笑容慢慢消失了。她仿佛自语般地轻声说：“她们不知现在怎么样了?我们已经把3个姐妹留在了路上……”
从江西走进遵义的30个女人，此时已经少了3个：甘棠、李桂英、谢小梅。
甘棠和李桂英留在云南扎西，离开了中央红军。
1935年2月，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后，在扎西进行了整编。为了坚持地方游击战争，甘棠和李桂英奉命留在了川滇黔游击队工作，后来一起转入川南游击队。
她们后来的经历曲折而悲惨。
甘棠走进红军营垒，对于她的家族来说，是一个明显的背叛。以商致富的阚家(甘棠姓阚，原名叫阚士英——著者注)在四川南溪县名气不小。甘棠在衣食无忧中一心读书，从小学一直读到重庆的中法大学。1926年，她在重庆秘密入了党，那年她16岁，在山城，她认识了赵一曼，赵一曼成了她的偶像。1927年，她被组织调往上海，1928年，调党中央担任交通员，她与一个男人装扮成假夫妻，以家庭形式作为掩护，时间长了，弄假成真，他们有了一个孩子。不久，叛徒告密，机关遭破坏，甘棠的“丈夫”也当了叛徒。在组织安排下，她经由香港转入江西苏区。
比甘棠小一岁的李桂英是江西寻乌人，因家贫而走进红军。她在瑞金曾被授予“扩红模范”称号，并得到了一块奖牌和一顶红军帽，她因此而显赫。
在扎西留下来不到一个月，李桂英就经历了一次失去亲人的痛苦。1935年3月15日，李桂英的丈夫、川南特委组织部长戴元怀，在四川琪县大石盘战斗中，为掩护主力突围，阻击敌人时中弹牺牲。
带着寒意的春风把这个24岁女人的哭声传得很远……
第二天，她又和她的战友甘棠一起，随着这支只有一百多人的队伍，走进了大山，去与敌人周旋。
川南的1936年冬天，出奇地寒冷。离开中央红军一年多的甘棠和李桂英，在那个冬天经历了战士和女人的双重屈辱和痛苦。
几十年后提起那个冬天，她们还心惊肉跳。
在六七百滇、川军的围攻下，坚持了将近两年的川南游击队被打散了，甘棠和李桂英在云南扎西水田坝同时落入了滇军之手。
那是一个长得没有尽头的黑夜，豺狼撕毁了一个年轻姑娘的最珍贵的东西，在敌人严刑拷打面前没有掉过一滴眼泪的甘棠，此时哭出了血……
李桂英被关进了监狱。
冬天过去了，春天过去了，一对离群孤雁还在铁窗烈火中。
1937年5月，甘棠被递解回四川南溪老家，交她父亲监管。她父亲以早向官府呈文断绝父女关系为由，拒绝接收。后在社会舆论压力下，才勉强将甘棠留下，关禁在一间小屋里，严加看管。一星期后，甘棠越墙逃走，先到重庆当了一段小学教员，后与四川地下党的负责人罗世文接上了关系，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
然而，甘棠的厄运并没有真正结束。
她不愿回首的扎西水田坝那个黑夜，总在追随着她。
延安整风中，组织审查了她的被俘经过，作的结论是“轻微动摇”。这四个看来并不沉重的字注定了甘棠的日后不会轻松。
“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将已是第三届人大代表、四川省高级法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的甘棠揪了出来，他们轻而易举地将“轻微动摇”演绎成“叛徒”。
与此同时，造反派靠想像和夸张把甘棠被敌连长侮辱的经过写成大字报，铺天盖地贴在成都和重庆的大街上。
她走在路上，一群小孩围追着，用沙子和小石块扔她。
她承受不住了，想离开这个世界，被善良的保姆劝住了。
一种沉重的负罪感深深地攫住了她，她变态了，她开始向所有认识和不认识的人“汇报”和“请罪”。
她病了，气喘不上来，医院听说她是“坏人”，不但不让住院，还卡断了她的供氧。一天晚上，她昏迷了。没等到救护车开来，就在保姆的怀里永远闭上了眼睛……
她后来得到了平反。
李桂英坐牢一直坐到1937年10月，经组织保释出狱。1938年到汉口长江局工作，一见到邓颖超大姐，就忍不住扑过去哭了起来。
“文革”中她也被戴上了“叛徒”的帽子，开除党籍，挨够了批斗。
平反是同样的结局。
谢小梅和负伤的丈夫罗明一起留在了贵州。
遵义会议后，“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罗明被起用了，担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胡耀邦是该部秘书。在二渡赤水后的娄山关战斗中，罗明和胡耀邦在指挥部队隐蔽时，同时被敌机炸伤。胡耀邦轻伤，罗被炸成重伤，左手大动脉被弹片击中，流血过多，当时就昏了过去，被送到了干部休养连治疗休养。
在干部休养连担负看护伤病员的谢小梅没有想到，她和自己的丈夫以护理和被护理的关系在休养连里相聚。
罗明的伤一天天好起来。
过了北盘江的一天，陈云把罗明找了去，传达党中央指示，要他和妻子一起留在贵州开展工作，并把一位陌生的人介绍给他：“他叫朱祺，你们以后在他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红军走了，他们留下了。一切就这么简单。
接下来的便是无尽的苦难。
他们随朱祺跟着一个向导，行至关岭县城门口，被黔军犹国才部逮捕，关进了监牢，罗明、朱祺、向导三人住男牢，谢小梅住女牢。
这时，他们离开部队才两天。
这是谢小梅第二次坐牢。
她第一次坐牢是在1930年的6月，那时设在她家的福建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谢小梅是福建龙岩县适中人)被敌人破坏了，她的大哥谢仰周被敌人抓获打得遍体鳞伤，而后杀害，并暴尸三天。
谢小梅闻讯赶来，也被敌人抓住，关进了监狱。敌人威逼利诱，从她口中得不到任何口供，只好将她和母亲一起赶出家乡。
那年谢小梅17岁……
第一个受审的是朱祺。从深夜一直审到天亮。早晨审毕后，朱祺即和向导一起，带着组织给的全部经费，出了监狱。当时罗明、谢小梅身无分文，罗明要求朱祺留下点生活费，被朱祺拒绝。
接着，罗明和谢小梅遭到了严厉审讯。他们一口咬定自己是生意失败的小商贩，法官说他们是共产党，并说前面的人已经交代了，他们不是一伙的商贩。罗明、谢小梅拒不改口，法官以商贩必有财物向他们勒索，谢小梅无奈，交出了自己早年一直藏着备用的金戒指。后来县长察监，罗明喊冤，法官收了金子，也松了口，坐了十几天监狱的罗明、谢小梅夫妇被逐出县境。
从此，声名赫赫的原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罗明和他的妻子，不仅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就连生活也陷入了困境。
他们扮成难民，拣小路走，寻小店住，靠卖衣服换点吃的，来到了贵阳——他们希望在那里能找到党的组织，开展活动。当时蒋介石还在贵阳督战，城里控制森严，他们不但未能接上关系，生活也成了问题。谢小梅由他们住的小客店老板介绍给伪保长刘简章家做女佣，每日只管两餐，没有工钱。罗明则穿上了写着“清道夫”几个字的衣服，在街上扫马路，成了贵阳城里的一名清道夫。
后来，消防队看出罗明有病，开除了他。
失去了清道夫工作的罗明只好和妻子离开贵阳，准备再寻机会，完成党中央交给的开展工作的任务。
不料他们正要离开贵阳时，罗明又被抓走了，有人说他是共产党。一通吊打审问之后，由伪保长刘简章具保，放了出来。
在贵阳开展工作已无可能，他们踏上了另一条苦难的“长征”之路：下广西，进广东，经广州、香港，到达上海。
他们希望在上海找到党。
然而他们遇到的却是出卖。
出卖他们的是罗明的堂弟。那个无赖鸦片鬼以300元把他们卖给了上海租界的密探。他们又一次进了监狱。
这是谢小梅第三次坐牢。
在狱中，他们又一次被出卖。
敌人得不到他们是共产党员的任何口供，便搬出了朱祺——那个曾被指定为他们在贵州开展工作的上级的叛徒，朱祺一看见他们，便涎笑着向主子谄媚，指着罗明说：“他们都是共产党，男的就是‘罗明路线’的那个罗明。”
谢小梅指着朱祺的鼻子骂道：“叛徒!我真想一枪打死你!”
他们的身份被证实了，一起被押送南京监狱。冬天，罗明在狱中病重，经在上海的大埔同乡商人联名保出就医(罗明是广东大埔人)。谢小梅靠糊信封勉强维持二人生活。
来年春，罗明病稍好，他们一起回到广东大埔罗明老家。由于他们在离开中央红军后的经历无法被证明，闽西特委只同意他们以党外人士的身份进行活动。
从此，罗明和谢小梅成了“党外人士”。
罗明和谢小梅分别改名为罗亦平、谢章萍，在中学、小学一边当老师，一边宣传党的政策，宣传抗日，发展革命力量。1947年，中共南方局遭到破坏，在家乡很难继续开展工作，谢小梅经组织同意离开大埔前往新加坡，仍当小学教师。1949年6月回国。
建国以后，谢小梅没有显赫过。她的履历表上的职务一栏里分别填过：文化补习学校教员；省民委一般工作人员；图书馆管理员；百货公司采购站一般干部……她的行政级别一栏里，填的是：行政二十一级。1973年退休后的月工资是四十五元五角。
1981年，广州市委恢复了她停止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党籍。
那天，年近70的谢小梅流泪了。她找回了1935年在滇黔边那个令人难忘的春天丢失了的生命……
(摘自《新写长征图文档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8月版，定价：49.80元。社址：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邮编：10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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