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把中国东北变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侵华期间向当时的满洲移民八十多万人?计划移民二百万人?。1945年日本战败后开始了历史上最为狼狈的大溃退。当时，日本军人尚且自顾不暇，哪里还管得了移民。遗留下来的日本孤儿被中国普通百姓无私无悔地抚养着，叙写了一个个感人的故事。本文主人公便是其中的一个。
我是日裔华人，我的日本名字叫立花珠美。中国名字叫乌云。这是我的蒙古名。乌云是蒙语的音译，意译是聪明。它寄托了养父养母对我的美好祝愿和期待。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遗留在中国的日本孤儿。
我1939年生在日本。1940年，跟我的父母，一共五口人，来到中国。当时就住在咱们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的乌兰浩特。原来叫王爷庙。日本帝国主义当年建的兴安南省，首府就设在王爷庙。我们家在那儿一直住到1945年。
1945年，听到苏联出兵的消息后，当地日本的行政人员都逃跑了。我父亲因公出差去了通辽。他当时是日本政府派到中国来的工作人员。我母亲是个家庭妇女。当时，我最大的姐姐才十一岁，我只有八岁，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母亲领着这帮孩子，想带我们跑，又怕父亲回来接我们，怕我父亲扑空。
这时候，苏联的头一批飞机来了，把房子都炸了，铁路也炸了，想跑也跑不了啦。
一天晚上，来了一些日本军人，我们家门前来了辆大卡车。我母亲带着我们这帮孩子上了车。我年龄小，上了卡车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已在野外。周围都是稻田，没有人家。卡车也没有了。附近集中了好多人，都是妇女、小孩、老人。白天，我们头上戴着用草编成的伪装圈，飞机一来，我们马上就钻山洞。飞机过后，再继续走。因为都是妇女、小孩、老人，一天走不了多少路。公路南边的坡下有一个十几米、二十来米的大深沟。我们走到这个地方，就听见四周机关枪响了。给我们带路的日本军官知道被苏联红军包围了，就让我们往沟里跳。
当时，我姐姐和我能跟我妈妈走，我妈妈还背着那年正月生的、未满周岁的小妹妹。我六岁和四岁的弟弟跟大人走不了，又没大人背，这样的小孩就和几家合起来，雇一个当地人赶的勒勒车送。
听说被包围了，我姐姐吓得赶快就往沟里跳。哪知道，谁先跳下去，谁就给压到沟的最底层。我姐姐就是这样给压死的。
我当时害怕，就扯住妈妈不放。我妈妈搂着我又背着小妹妹，等我们跳沟时，就是最后一批了。跳到沟里以后，人摞人，摞成人堆，日本军官就让扔手榴弹。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武士道精神!
我妈妈带着妹妹和我一块挤在人堆里，正好就我们那一堆没挨上手榴弹。这样，一部分人死了，没死的人就得各自在沟里找个地方先把自己的孩子杀了，然后再自杀。
我母亲也没有找个适当的地方，就在人群中间，放下我不懂事的妹妹，拿着刺刀，就那么一下，弄了一摊血，妹妹“哇”的一声，当时就没命了。我看了非常害怕。母亲回过头就要抓我，我就跑，在死人堆里使劲乱窜。跑出去四五十米远，我还以为母亲在追我，过了一会儿，没听见什么动静，回头一看，母亲没追我；她已经倒在我妹妹的身边，已经自杀了。原来她不忍心(呜咽)……看见我跑，就让我跑了。等我往回跑的时候，她已经(呜咽)……可是她自己捅自己，没有捅到要害的地方，当时没有死。
我过去就跪下了。我妈妈瞪着眼睛，身体还在抽动。她对我指着兜里的钱包。那里面有钱，还有我们的全家照。妈妈含着泪说，你拿着钱和照片，找你的爸爸去吧!
沟上死人也很多。拉我弟弟的那辆勒勒车，早已经来到沟边上了。别的人家知道勒勒车来到了，就把自己的孩子接走了。我妈妈孩子多，她也心慌意乱的，什么都顾不过来，我们家的孩子没人接，我两个弟弟就死在勒勒车上。
到了下午，我妈妈的血也流尽了，神志也不清了。我就守在妈妈身边，一直等到她咽了气。(哭)
我在死人堆里待了大概有两天两夜。饿了就拾点吃的。渴了就把掺人血的雨水捧起来喝，困了就在死人堆里睡。
过了两天之后，公路上装甲车、坦克的声音不像头两天那么响了。这时候，我才从沟里爬出来。
我看到东边来了两个中国老大爷。有个老大爷来到我面前，摸摸我的头，拍拍我的胸脯，还拍拍他的胸脯，然后往西指。他的意思我懂了，他见我是日本孤儿，知道我不懂汉语，就比画着告诉我，想把我领到他家去。
这天晚上，我跟着这个老大爷到了他家，老大爷姓崔，是个老贫农。家里已经有四五个小孩子，还有病人。他并不是想抱养我做他的孩子。他只是想救一条人命。
第二天，我就被人领走了。领我的就是我现在的阿爸、阿妈。阿爸是蒙古族，阿妈是汉族。他们没有孩子，把我当作亲女儿一样，视为掌上明珠。
在这个家庭里，我从小学一直念到大学。1957年大学毕业以后，走上了工作岗位。
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了邦交，田中角荣首相访华，会见了周恩来总理。我看到了这条消息后，非常高兴。因为我生身父亲的下落，我还不知道呢。他是死在中国了?还是回日本了?我也很想找一找我留在日本的亲人。
在日本我还有个哥哥。我七八岁的时候，看见我的母亲经常收到日本的来信，信里总带着一个小男孩的照片，十几岁的样子。我母亲看见这张照片的时候就掉泪。
后来，一位居住在日本的华侨撒木拉回国探亲，我便托他去找。
撒木拉先生4月份回到日本。5月份我就接到了日本的来信。我当时没仔细注意这个信封，总以为是撒木拉先生安慰我的信：他回到日本一个月了，得写信来安慰安慰我，我就不在意地拆开了。
日文中有一半多是日本汉字，像咱们的繁体字，我看了一会儿那些日本的汉字，那个意思越看越不像是撒木拉先生写的。后来一看署名，写的是：立花甫。
这是我亲哥哥来的信!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这是在做梦吗?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
我拿着这封信就像发了疯似的，这边、那边跑开了：我找到我的亲哥哥了!我找到我的亲哥哥了!(哭)我得让老师们也分享我的快乐。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觉，翻来覆去睡不着，思绪万千。整整三十五年，从1945年到1980年。三十五年啊!三十五年来的酸甜苦辣，苦辣酸甜，一幕幕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闪过。我睡不着觉，就干脆起来给我哥哥写信。写信时，拿着笔，刚写几个字，眼泪就哗哗地往下流。(哭)好不容易写了几行，眼泪还是在流，都滴在信纸上面，写的字当然就模糊了。我就换一张信纸。换了一张又一张，也不知道换了多少张。到天亮的时候，这封信总算写成了，邮走了。
我哥哥第一次来信，写了十五页，还寄来了一些照片，他现在家庭生活的照片。我哥哥在信上说，让我回去探亲，给父亲扫墓。
1981年8月1日，我做了些简单的准备，离开库伦，来到北京。8月7日，我坐上了中国民航班机飞往日本。
飞机到大孤机场降落，我走下飞机舷梯，到了检票门前，我老远就看见我哥哥眼巴巴地在那儿等着。他也老远就看见了我。看见我哥哥以后，就使劲儿跑；我哥哥也不顾旁边检票的阻拦，也往里冲。我们俩紧紧相抱在一起。
听哥哥说，我父亲那一年听说苏联红军来了，正要从通辽往回走，走到白城子，铁路已经被炸断了，父亲就在白城子跟一些逃跑的日本人，从朝鲜坐船回到日本。回到日本以后，父亲一直要找我们姐妹、弟弟和母亲，因为中日两国已经断交了，没有来往，不好找。父亲1953年又找了个老伴。1972年，父亲也去世，我感到最遗憾的，是最终没有见到我的父亲。(哭)
找到亲人后，我沉浸在一种幸福的气氛中，但是，哥哥嫂子上班后，总感到孤单。到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想赶快回中国!我想念我的中国，想念我的阿妈!
我的阿妈，把我当作自己的亲女儿。为了把我养育成人，她受了很多的苦。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次我患重感冒，发高烧，神志都有点不清了，阿妈很着急。那时候，农村缺医少药，阿妈就干脆把我搂在怀里头，盖上大棉被，给我捂汗。我还记得，阿妈为了供我念书，她节衣缩食，省吃俭用，几个老母鸡下的蛋，她也舍不得吃，舍不得给我阿爸吃，她把鸡蛋攒够了十个二十个就拿去卖钱，卖了钱就供我读书。
我还记得，她数九寒天到野外扫碱土。扫了一堆用小车拉回来，弄成碱水在热锅上熬，做成碱块拿去卖，换点钱供我念书。我看到过阿妈的双手，长期在碱水里泡得都起了泡，皮肤的颜色和我们正常人的完全不一样。
这样的事情好多好多，是中国的阿爸、阿妈，给了我报答不完的恩情。
我还想着我的中国的伟大的母亲，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我的爱，对我的关怀。从我上中学到大学毕业，在这整个过程中，我受到党和国家、人民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
在小学、在中学，老师和同学们都知道我是日本姑娘。可是，他们不但不歧视我，反而非常关心我。
我在中学念书的时候，享受的是特等助学金。到了大学，也还是照样给我特等助学金。我深深感到中国人民对我的爱。在初中一年级的上半年，我就写过一篇文章：《我爱中国——伟大的母亲》。
到了工作岗位以后，我和分配在同一个学校同一个办公室的姓马的蒙古族老师结了婚，还有了一双可心的儿女，生活十分幸福美满。不幸的是，他患了肝硬化，1971年4月8日去世了。三十多年了，我忘不了他。(哭)当时，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几乎有点失去了生活的信心。
就在这时，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知道我爱人去世了，怕我寂寞，怕我孤独，就轮流着到我家和我做伴、说话，一宿一宿地总是经常有一帮人陪着我。
如果我有病了，或者我的孩子有病了，我的同事们就奔前跑后，请医抓药。
1983年，我们库伦旗旗党委和政府，为了表示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在我们那儿盖了十五间北京式的平房。这在当时当地算是最高级的了。分给教育系统知识分子的就只有一户。这一户就给了我。
我把我的爱奉献给学生，所以学生也把他们的爱奉献给我，他们给了我无限的温馨。
我的阿妈，我的乡亲，我的学生，死死揪住了我的心。我就是觉得回中国生活好，就是感到精神上充实、愉快。我嫂子，我哥哥，大概也知道了我的感情，全都是中国的感情。日本是我的祖国，我爱日本，但是我更爱中国。
按照护照的日期，我可以在1982年2月初回来。但是，我是1月10日回来的。当我坐上日本的民航班机，离开大阪的时候，心情非常难过，也流下了眼泪。我毕竟是离开了我的祖国，离开了日本的亲人!
经过4小时的飞行，我又来到了中国大地上空，看着中国的大地，一股暖流就在我心中流过。这种心情并不是虚伪的，真是这样，只是我不会用语言形容出来，只会自己对自己说：中国啊，我又回来了!
（摘自《记录被忽略的历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9月版，定价：18.00元。社址：北京东城沙滩后街55号，邮编：10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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