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王芸生，这个名字还是进天津《商报》当总编辑时介绍人信口说出来的。如果要向父亲追问一句，他会笑着回答：“芸生者，芸芸众生之谓也。”如今年过70的人，提起王芸生，马上都会联想到《大公报》，人们称他与《大公报》，“盖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而我的母亲冯玉文的名字几乎没有人知道。母亲原本没名字，那时贫苦人家的女孩，没有大号是很平常的事。母亲出嫁后都称她为王冯氏。父亲说，一次由于急需，是他临时给母亲取的名字。父亲突然想起冯玉祥，心想母亲跟冯玉祥差不多是同辈，于是给母亲取名叫玉文。据说还真有人认为王芸生夫人是冯玉祥的妹妹，其实根本没那回事。
我的爷爷从小就从天津附近的静海县流落到天津市来了。小小年纪，无依无靠，乞讨到了天津西头芥园庙，老和尚收留他在庙里干点杂活，慢慢地学会了烧菜做饭成了厨师。三个儿子中，大儿子后来继承了父亲的手艺，老二后来只是一个看门的人，那个老三呢，由于从少年时代起，就勤学苦干，二三十年后，不仅“成名成家”，竟然成了中国新闻界一位风云人物。
母亲比父亲小两岁，出生于天津近郊杨柳青。我的外祖父是个菜农，靠种蔬菜过活。母亲没有上过学，母亲一辈子念叨自己是“睁眼瞎”，总怨命。
母亲的脚是典型的“解放脚”。所谓“解放脚”就是裹了放，放了又裹，介于小脚与正常脚之间。父亲曾跟我说过：“我身后的小辫是给辛亥革命剃掉的；你妈的脚是由我解放的。”这话虽有点夸张，但也有点理。父母婚前，媒人曾经问过我奶奶：“媳妇要小脚还是大脚？”一旁的父亲坚决回答：“是小脚就退婚！”媒人听错了，传成了：“是大脚就退婚！”害得母亲又裹起了脚，痛得哭了一夜。第二天知道媒人传达错了，才赶快“松绑”。父母的婚姻，是典型的封建包办婚姻。父亲虽不情愿，但又不愿反抗“母命”，勉强接受下来。
虽说父母走到一起是偶然，或者说是“缘分”。但他们靠的是几十年患难相扶，甘苦与共，从而达到感情弥笃。
父母的婚姻是经过风雨考验的。记得抗战时，重庆有位文官考试“女状元”爱慕父亲的文才人品，写信以身相许，父亲对于这位“女状元”的主动求爱，开初相当一段时间，尽量回避。时间一长，心也动了。有段时间，父亲下午的会客时间，几乎全部被她占据，吟诗作画、谈情说爱，十分融洽。尚不知怎么回事的母亲照样端茶送饭。记得有一次这位“女状元”又来我家时，让我在家门口碰上，我用手指刮脸皮，嘴巴不断嚷嚷：“没羞，没羞，没脸皮！”一定是母亲听到了，她冲出门口，把我狠狠地揍了一顿，母亲还从来没这么打过我。
当这位才貌并举的“女状元”，认为她终于打动了我父亲的心后，就主动找我母亲，称母亲为“冯大姐”。说：“现在社会上有两房三房太太的有的是，大姐不必在意。”某一天，父亲终于与母亲把话谈开了，没有眼泪，更没有吵闹，母亲心平气和地说：“你不说，眼前的事我也看懂了。我们确实不相配，尤其你做事我帮不上忙。我打算回老家，但仍希望孩子们继续读书，不要像他们的妈那样，一辈子‘睁眼瞎’。”此时，母亲才动情地掉下了眼泪。听完这位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我母亲的一席话，父亲没有回答，悄然离去。最后，我们知道的是：父亲毅然决然地拒绝了这位“女状元”的求爱，退回了全部情书、情诗……尽管后来还收到其上千言的“血书”，仍不为所动。我以为，是母亲的善良与宽厚、诚实与坦荡、纯朴与无私，征服了父亲的心。
父亲不喝酒、不吸烟，甚至也不喝茶。几十年来一直是干报馆工作，无论是当编辑主任，还是当总编辑。每晚工作后，虽十分疲乏，饥肠辘辘，也从不在外吃夜宵，也不让母亲为他准备夜餐，回到家只要几块饼干和一杯白水，就已经很满足了。
我们兄弟姐妹，起先还常常被母亲喝斥，后来都养成习惯，不管是上课，还是节假日，清早起床穿衣洗漱、抹桌吃饭都轻手轻脚，生怕吵醒熟睡的父亲。记得有一次，不知要拿什么东西，必须进父亲卧室，经母亲批准，我摸黑进屋，越是小心越是出差错。哐啷！我踢倒一把椅子，吓得我魂都没了，心想一定要挨揍，最起码也得挨骂，只听见父亲翻了个身，又“呼”上了。走出房门，却遭到母亲的一记揍。
每天一篇社评，这是《大公报》的老规矩，早在张季鸾先生去世（张先生1941年9月6日去世）前，父亲就已担起这副重担。那时他每天回家时间很短，回来也只是睡睡觉，由于劳累，“上火”的事又多，经常流鼻血，厉害起来一流就是痰盂小半盆，真把我们吓坏了。母亲赶忙将凉水浸过的毛巾敷在父亲头上，他用手捂住毛巾，继续干他的事。母亲也不敢劝，一劝他就急。
我们家的生活，虽没缺过吃穿，但日子仍过得清贫。我们的内衣内裤经常是用报馆处理的油墨布做的，虽然事先母亲已用碱水洗过多次，字迹看不太清楚了，可是穿在身上仍然能闻出油墨的味道。
父亲对我们的课外阅读管得特别严。记得抗战胜利，我们又回到上海，我和二哥有时向母亲磨点零花钱，租本小人书，其实不外乎《荒江女侠》、福尔摩斯侦探小说之类，给父亲知道了，绝对逃不过一顿揍。大哥王磊（原名王芝光），在同济大学念书时，跟同学玩桥牌，赌输赢，有一次将铺盖和洗脸盆都输掉，被父亲知道后，又罚跪、又挨打，甚至于把拖把棍打断，母亲心疼去护着，还挨了一棍。至于父母亲打架，我们从来不问缘由，统统向着母亲。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的变化相当大。我们兄弟姐妹都有共同的感受，我大哥甚至说他好像判若两人。尽管这种变化有个过程，但变化的速度是相当快的。我把这种变化过程归纳为三部曲：短期的兴奋，长期的犹豫，最后的痛苦。
父亲是得到毛泽东口头请柬，最后下定决心北上，到解放区来的。他北上的目的很清楚，初衷不改，不想为官，文章报国，为《大公报》事业继续奋斗。开国大典，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颇为兴奋，祈祝祖国的新生。
与此同时，一件件使他难以理解的事发生了，喜庆逐渐变为懊丧。当他还未踏上解放区土地，就得知天津《大公报》在自我大批判基础上，易名为《进步日报》。他甚至不敢想，这是违背承诺。之后重庆《大公报》改为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他想都来不及，只顾得上庆幸上海《大公报》没有更名。
父亲说：“别说是大的政治运动，就是经常性的政治学习，也不会放过对《大公报》的批判，并不断启发我进行‘自我批评’”。“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脱裤子割尾巴”、“剥画皮、撕伪装”、“脱胎换骨”、“刮骨疗毒”、“连滚带爬也要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他深知，从“文人论政”的报纸到“喉舌”不允许有过渡期。母亲对我说：“这些个年月，你爸是经常带着个铁青的脸回家。不用问，又挨批了。”母亲还说：“你爸的运气也太差，张先生（张季鸾）去世得早，就不要说了；胡先生（胡政之），上海马上解放了，他也去世了。如果他俩哪怕剩一个，你爸也不至于只是一个人当‘活靶子’，让他们来回打。”
父亲的火爆脾气变得温和多了，文人所固有的那份矜持和清高也不见了。
1952年，父亲应召晋京谒见毛泽东，毛指示《大公报》北迁天津与《进步日报》合并，仍叫《大公报》，先在天津出版，待北京馆建成后迁京出版。毛泽东还风趣地说：“王大公，恭喜你恢复失地了啊。”父亲确实受到极大地鼓舞，他鼓起余勇，力图重振《大公报》昔日的雄风。不久，他还是明白了，时代不同了，“文人论政”已成为明日黄花，今日的喉舌已不需要他那样的人了。心凉了，人也变老实了。
1957年，由于得到毛泽东保护，父亲没有被划为右派，涉险过关。反右后不久，上面就正式通知他，名誉上仍担任大公报社社长，实际上不必过问《大公报》的具体业务，专心从事“学术研究”。自此，他放下了作为报人的笔，惨淡的心情，隐隐作痛，无以言状。
不知出于何意，上面决定把《大公报》的历史写出来，而执笔人“非王芸生不可”。父亲执意推托，但当周恩来第三次为此事找他，并告知这也是毛泽东的意思，他就再也不敢违抗了。他集解放后对《大公报》人、事批判之大成，无限上纲，完成了他有生以来最大的违心之作。
不知是否算变化，父亲对我们兄弟姐妹，无论是恋爱婚姻，还是升学、就业都不参与意见，采取大撒手的态度。并以此奉劝母亲。他对母亲说：“他们都有组织，我们不要操心。”他说的还真有道理，因为我们之中有好几个人的恋爱对象都须要经过政审，由组织批准。但有例外，1955年我高中毕业时打算报考文史类大学。父亲知道后很生气，表示坚决反对，说我太不懂事，最后我还是听了他的话。两年后，当我听说读文史专业的高中同班同学，全部被划为右派时，我才领悟理解父亲的好意。
父亲还有个变化，那就是帮母亲干家务，他知道自己不会烧饭做菜，但他主动承担“采购”任务。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冬，每天一清早他就拿着铝锅去打豆浆买火烧。排队买菜、买肉、取奶都成了他的活。每次采购完总是那么高兴。
在全国大饥荒的岁月里，由于父亲有个全国政协常委的职务，上面发了个“特供证”，每月特殊供应点肉、蛋、油、白糖等副食品。在政协礼堂一侧有个小小的虚掩的柜台，我陪父亲去过。为此他总是感到受之有愧，老是跟母亲商量给这个一点，给那个一点。他俩听说我姥姥、姥爷在乡下全身浮肿之后，急得要命，要弄全国粮票、军用油票（可在全国通用），然而谈何容易。在父亲一再督促下，好歹积攒了点粮油之类，准备托人捎去时，噩耗传来，两位老人相继去世。母亲号啕大哭，说：“他们是活活饿死的呀！”
那年月，父亲每月有半斤“特供”小笼包子票，可到政协餐厅去吃。有次我探亲回家，一到家，父母亲就催促我去吃，他们说，好容易攒给我的，不要过期了。那天，父亲陪我去吃，两笼小包子一上来，父亲就催促我吃。太好吃了，我一下子把两笼小包子都吃光了，竟然忘掉坐在对面的父亲一口未动。我抬起头来，望着父亲说：“爸，你怎么没吃？”他连忙说：“我有得吃，你吃，你吃。”这桩事已过去近四十年，如今落笔写下来，鼻子仍感到酸酸的。
文化大革命对父亲的冲击不小。他在永安路《大公报》门口扫地，趴在地上拔草。我感到：他老了，身体不行了。朦胧中，“风烛残年”四个字，在我脑海里飘过。整父亲什么问题呢？还不是老调重弹。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两次提到父亲的旧作《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使毛泽东想起了父亲，周恩来急办解放了父亲。
母亲说，父亲一生中有两个大喜的日子。一是日本投降，二是打倒“四人帮”。“四人帮”垮台，父亲兴奋极了，彻夜难眠，好像又焕发了青春。无论怎样相劝，他还是参加了庆祝游行。我们清楚地看到，他那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赤子之情，始终没有变。
父亲临终，在病榻前跟我大量谈的仍是《大公报》，尤其是谈这张报纸的20世纪前半叶。很少谈家事。可有一天，话一开头，他就问我是否看过朱自清先生的散文《背影》，我说看过。还说，不记得是初中还是高中的语文课本里就有。他叹了口气，接着说：“朱自清留给后代的是他的背影，而我留给你们的是永远难以抹去的‘阴影’。”我沉默了，好一阵沉寂后，才由他另起话头。
对于母亲，我家的朋友，尤其是亲戚，都赞赏她嫁了个好男人，一辈子都没有愁过吃穿；还羡慕她有六个孝顺的子女，多福气。而父亲的看法恰恰相反，他说：“你妈自从嫁给我，没有享受过一天的荣华富贵。劳累、劳累，一辈子劳累的命。”“还有就是担心、担心，一辈子的担心。从军阀褚玉璞对我的通缉和追捕，到国民党蒋介石的三查王芸生，再就是解放后绵绵不断的政治运动。”“担心完了我，又担心你们，再健康的神经和心脏，也经不起这样长期折腾啊。”父亲还提醒我说：“不知你注意到没有，你妈几十年围着锅台转，成天忙忙碌碌，给这个做饭，给那个做饭，但从来没有单为她自己做顿饭菜。惟一给自己做的是，热剩菜剩饭。”我从来没见过父亲如此动情地感叹：“一个朴素崇高的女性，一个伟大的母亲！”“我死之后，你们一定要照顾好你妈。”
父亲走后不几年，母亲也得了癌症。开了刀，由于已扩散，只好又缝上。有一天，母亲突然把我叫到床边说：“芝琛，我想吃炸大虾。”她的要求令我喜出望外，因为她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好好吃东西了。80年代，市场仍没有大虾卖。我突然想起友谊商店有，但那要外汇券。我是最顾脸面的，但此时已顾不了那些，赶紧找朋友兑换。当我端上由我自己亲自炸的大虾时，母亲消瘦的脸庞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此时，冥冥中，我仿佛听到一个声音，那是父亲的声音：“……你妈几十年围着锅台转，成天忙忙碌碌……从来没有单给她自己做顿饭菜……”我再也忍不住泪水了。
母亲临终前几天，她用那被病魔折磨得如柴火般的双手，拉住我说：“我死后，把我的骨灰跟你爸的骨灰放在一起，仍存放在八宝山。”我答应了。她又继续说：“那边小屋有个佛龛，逢年过节你要点上三炷香，就算我保你们平安！”
（摘自《老照片》第１９辑，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定价：８.５０元。社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３９号，邮编：２５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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