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念祖１９１７年出生于上海，父亲是从事金融和房地产业的大商人。他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高级研究员，有着丰富的理论学识和实际经验。在联合国任国际文官期间，为联合国撰写了大量的文件和文稿。我们节取王念祖回忆录中的片断，一是使读者了解这位出生在中国，现为美籍华人的学者；二是了解在联合国工作的官员们是如何工作、学习和生活的。
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秘书处的成员是国际文官(公仆)，他们向该处行政领导——秘书长负责，而不是听命于联合国任何国家的政府代表。我发现，实际上秘书长高高在上，下面有不少层级，逐层上报。在我加入秘书处时，我的顶头上司不是秘书长，而是高级社会事务官——麦克格兰能汗。他的上司是科长，科长的上司是处长，主管社会事务。我上班的第一天，是那位处长邀我在代表团餐厅共进午餐，而不是在秘书处一般成员常用的自助餐食堂里。
等级区别明显地体现在办公室的规格上：低级、一般办事员通常安排在无窗的房间或走廊上；文官以上的成员，按级别拥有大小不同(包括多少窗户)、布置各异(地毯及家具质量)的办公室。我很幸运地拥有一间有窗户的单人办公室，不需担心为同一办公室的成员饶舌或抽烟所困扰。
不久以后，我风闻许多人在猜想为什么在秘书长冻结所有中国公民新任秘书处文官时，我是例外。依照常情推测，我肯定有大后台。有些人注意到我曾经在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身居要职，问我是不是国民党党员。另一些人觉得在联合国，国民党业已失势，因此，我肯定得到共产党的暗中支持。我知道口头自辩无济于事，惟一办法是恪尽国际文官的职责。于是我总是按时完成交办的工作，办公室空空如也的时候我先上班，在所有同事都已离开后我仍继续工作。对我无关的争议，我不介入。我依照上司的批示，谢绝有关中国问题的讲演。这样，在短期内，那些对我侧目相看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我既尽忠，又努力工作，任何交办的事项，上司都可以放心。
我了解我的上司们为我竭力保荐、破格邀聘，是甘冒风险的，如果我干得不好，将反映他们的判断错误。我的顶头上司要了解我在干什么，要我每周提交工作报告，他有时还要核对我说已经读过的文章内容如何。我首次交办的任务是在三天内给秘书长提供访问土耳其时和总理谈话的意见。另一任务是我的科长要我起草一份对学术机构的讲稿，其中心思想是文化将随着时间推移而演变，不能像制泡菜一样将其保存旧貌。
当他们对这些非正式测验感到满意后，我被正式任命为撰写世界社会报告小组成员。我的工作重点是评估世界各国收入和分配，其他成员分别评估健康、教育和劳工等情况。小组起草可参照由专门机构，如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等所提供的数据和稿件。小组草稿先在内部讨论，然后递交有关部门审评，包括经济事务司。既然我是社会事务司惟一的经济学者，所有其他部门来自有关经济的稿件都交我评论。另外，我也是联合国生活标准和水平专家小组的秘书。
尽管我只是一介中级技术人员，一切循规蹈矩，惟命是从，但我并不惧怕那些身居高职者。我已惯于和高层人士周旋。我也持中国士大夫“见大人而藐之”的应有态度。爰是当第二任秘书长上任，通知要走访所有秘书处成员时，大部分职员个个战战兢兢，放下所有工作，清理书桌，静待最高领导的光临。当秘书长来到我的办公室时，我以平常心待之，工作如常，桌上堆满了书、手稿和卡片。我能感觉到那位陪同秘书长前来的高级官员目睹我不加整饰的心态很不自在。介绍我是计量经济学家，涵意是不像一位冠冕堂皇的国际文官，不脱书呆子气。令人感到意外的，我是惟一与秘书长交谈的人，不仅是礼节性的握手寒暄而已。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秘书长和高级官员对下属的权力。如果不能同上司相处，便告诉无门，断丧前程。有一位同事由于不断受到上司对其起草文件的露骨批评，终于自杀。另一位在他妻子日复一日地指责为什么上司从不推荐提升他而导致精神失常。
在实质性事务中，传统的士大夫风格仍是我的准绳。所幸麦克格兰能汗也有学者风度，承认不懂经济，与我意见相左时，总是要静听我的解释。同样，我也很愿意聆听非经济学者的观点，我自己也不时对主流经济学家的看法不敢苟同。我们的共识是将收入作为福利指标，有可取之处也有其局限性。总的来讲，无论在历史的不同阶段或在国际间同一时期，个人平均收入水平与诸如健康和教育等大部分社会(福利)指标有明显的正面关系。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的关系也大致如此。
逐年撰写《世界经济概况》的最近动态部分也有不如意处。当我是局外人时，狂言应当提高其可读性和分析性。但是，一旦我自己是执笔者之一时，我未能如愿以偿。最令人沮丧的是，我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估算出来的结果，在尚未付梓或刚刚面世时，就已为更加完善的信息所取代。此外，从专业的角度看，这种急就文章很难有深入的分析。莫萨克是撰写世界经济报告的老手，早已有鉴于此，当他接掌全部写作任务时，即刻将报告分成两部：一是一如既往，根据社会的决议案，报告每年世界的经济动态；另一是由我们自己选择专题。专题报告经社会并无明文规定，遴选标准是我们认为有国际重要性的，且不限于最近一年。例如，近代国际收支不平衡，初级商品、通胀、国际货币体系等。《概况》的新猷，初则为理事会默认，继则倍受赞誉。因此，我们的人力也越来越多地向专题转移。
当我最初加入经济部门时，我没有资格担任专题方面的工作，因为其他同事有较多经验。不久，我先从专注于若干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因为后者可有较深的分析。几年后我又要求转向专题，幸能如愿。
从学习的观点来看，我撰写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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