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家长对孩子的望子成龙的心态特别是对孩子学历的高期待，已经由一些实证性的调查统计所证实。这种期待正被不少研究者视作为问题：“近年来的许多研究都表明，中国家长对自己的孩子普遍存有过高的期望。人们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有教养的人、有知识的人’，希望他们能上大学，成为‘有用的人’；对孩子最满意的是‘用功学习’，最担心的是‘不能成才’、‘找不到工作’。中国教育的希望与问题都源于成人社会对自己下一代的这样一种期望。”
以这样一些既有的研究为参照，笔者在考察学生们“考大学”的动机和动力源泉时，将父母亲的期待假设为一个重要的因素。
表1显示：①学生们普遍认为考大学是出于本人与家长及教师、亲友的共同的意愿。②绝大部分学生（90.90%）认为，考大学首先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家长的意愿是第二重要的（71.40%），甚至是第三、第四位的（分别为3.90%、0.50%）。只有极小部分（8.80%）的学生承认考大学主要出于父母的意愿。③除了家长以外，教师与其他亲友的期待也构成了他们确立考大学志向的重要原因，有62.70%的学生提到了教师的意愿，53.30%的学生提到了其他亲友的意愿。
表2所反映的是学生们所理解的父母的理由，亦即他们所理解的父母期待的意义。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学生（98.34%）都认为，家长对孩子的有关考大学的期待与孩子的前途有关，而且其中绝大部分学生（90.60%）认为对孩子前途的考虑是父母要求孩子考大学的最重要的理由。虽然有不少学生承认，希望通过孩子的努力实现父母自己的价值或改变家庭的地位、生活状况等也是父母要求孩子考大学的动机，但只有极少一部分学生认为这是父母的首要动机。
显然，在这里，学生们并不否定父母意愿的正当性。而表3还显示了，在学生们的理解中，家长的动机愿望与孩子自己的愿望并不相左：绝大部分学生（94.13%）都表示个人前途是自己考大学的动机，并且多数人（66.23%）表示对前途的考虑是最重要的原因。
学生们在问卷调查中的问题回答反映了这么一个事实：关于考大学行为，与那些倾向于把家长的期待视作为考大学行为产生的主要根源的研究结果及社会评论有所不同，作为考大学行为的经历者的大学生们普遍将自身的个人意愿解释为主要的动机。换句话说，在他们自己看来，他们响应期待、致力于考大学行为主要基于的是个人志向。绝大部分人都提到了考大学的动机是出于“个人前途”（94.13%）、“实现自我价值”（71.90%）、“满足求知欲”（55.66%）等的需要。虽然他们同时也认为考大学是出于角色表现的需要〔“不辜负父母的期望”（79.04%）、“不辜负老师的期望”（32.40%）、“为社会做贡献”（38.74%）〕，但只有很少人认为那是他们考大学的首要目的（分别为4.94%，0.00%，1.04%）。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学生们的问题回答表明，在大多数学生看来，考大学行为并不是父母期待单方面驱使的结果，也是他们出于自身意识、愿望的选择结果。然而从这次的调查结果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出，外在的规定性是影响学生们确立动机目标、响应角色期待的重要因素：许多学生都在自述中讲到了考大学以外别无出路的现实感觉。他们表示，他们清楚地知道随着学历社会的逐渐形成，无论是职业地位、社会声望的获得，还是自我价值的实现，都与教育获得紧密相关，教育获得对于他们将来的地位获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调查结果也显示出了上述外在规定性对于他们目标设计的影响。在这次接受问卷调查的学生（回答者384名）中，“考大学是惟一计划”的学生占77.9%，仅有22.1%的学生表示自己曾有过考大学以外的梦想。在这占22.1%的85名学生中，有48人是因为“考大学有利”而放弃其他梦想的，有17人是因为“考大学与其他梦想不冲突”而选择了考大学的，只有2人是因为父母反对、1人是因为教师的反对而放弃其他计划并选择考大学的。
与此同时，从学生们的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亲子间的连带性和互赖关系具有着促使学生们响应角色期待的重要功能。在这儿，亲子间的连带性主要指代际间的价值实现的连带性。我们知道，在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投资以及孩子的教育实现中，通常都可能寄托着父母实现自身价值的期望。而在中国社会中，经常可以看到父母因为自身感受到了挫折、失败而将补偿的欲求全部寄托到孩子身上，或为了孩子的教育投资而放弃甚至牺牲自己的事业的现象。在这次接受调查的学生中，有36.89%的学生在问题回答中提到了考大学是为了圆父母失落的“大学梦”，另外很多学生在自述中描述了父母亲为子女考大学而付出的种种代价。这种亲子间（甚至祖孙间）的连带感在孩子的社会化过程中为孩子所内化。学生的自述表明，他们普遍能感受到自己的考大学行为中所具有的对于父母实现其人生价值的意义。一些学生对此流露了质疑倾向，多数同学认为父母的期盼是自己考大学的动力源泉。
亲子间的互赖在这儿主要指情绪互赖。不少学生在自述中描述了目标设定及考大学过程中他们与父母之间的情绪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支持。一方面，孩子的成绩浮动、情绪涨落成为家庭气氛的晴雨表；另一方面，对父母的回报愿望以及来自于父母的精神支撑、情绪安慰也成了孩子们走过考大学历程的不可缺少的依靠。
不少学生在自述中讲到来自于考大学的压力曾让他们不堪承受，“很想解脱出来，很想逃开那种压力”，而之所以最后能够走过来，是因为对父母期待的认同以及来自于父母的鼓励。
……父亲的样子在五年后的今天依然清晰地在我脑子里……或许在那一刻，我长大了。真的，长大只是个瞬间。我不能自私地只顾自己的喜怒哀乐，为自己考，更要为父母活。
无数次我都想放弃，父亲就出现在我脑海里。无论如何也不能辜负父亲。可以说，考大学就是为了父亲。
就算是苦了自己，也要让父母摸一摸自己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扛着沉沉的父亲的期望踏上了汽车，我决不能失败……
关于学生们的角色顺应，需要提到的是学生们所担当的各种角色间的意义的一致性。在由中小学生担当的“孩子”、“学生”诸角色中，读书、考大学是家庭/学校/社会对这些角色的共通的要求。就像有的同学所说的：“从学校到家庭，整个社会都在告诉我们：你想出人头地、想实现自我，就必须考大学。”对于许多学生来说，在学校里当一个“好学生”，首先是因为这是当一个父母的“好孩子”的必要条件。
当时，升学不但已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更是父母、家庭关注的焦点。每天放学回家，一进门，迎接你的是一桌丰盛佳肴，为的是让你补充体力、脑力，刚放下碗筷，室内便鸦雀无声，迫使你不得不“乖乖就范”，退回到自己的书桌边开始埋头苦读。若哪天没伏案到深夜，父母眼中便会闪过不满的问号：“怎么今天这么早就全做完了？有没有偷懒？”那时的我，无时无刻不感到正被十几双眼睛注视着，有父母的、老师的，有邻里亲朋的，也有旧日同窗的……尤其，我父母都不曾有机会跨入高等学府，故而，他们希望女儿能够完成他们的夙愿。……可见，９０年代的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尤其是学业上的期望）之高是前所未有的。再加上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向来较为注重子女的成长与发展，父母—子女一体化的趋势较高，导致父母极易将子女的成功与否视为自身成功与否的主要指标之一；一旦子女失败，便是整个家庭的失败。所以，我若不幸名落孙山，能不能面对自己的挫败倒在其次，更重要的是难以面对父母失望的眼神。
下面是一位曾经“辜负”了父母期待的学生的体验，从中我们多少可以看到父母的期待与学生的升学动力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常常有人对我的父母说，你们的儿子将来一定能考上大学。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考大学的念头就深深地印在了我和父母的脑海中。我的父母亲都不识字，但让我读书、考大学的念头却来得特别强烈。我无意于评价这种强烈的念头，只是有那么一阵子却为此而深深地愧疚过。高中的时候，我变得不那么爱学习了，成绩有所下降，但几乎在所有人的眼中，我仍然是班上最有希望考上大学的人。可偏偏是我这个最有希望考上大学的人，在高三的时候，因为和班主任吵架，赌气不再去上学。于是便有了在无锡打工三年的经历，什么苦都吃过，什么人都见过，而最最让我难受的却是那时我的住处旁边有一所中专学校，每天看到那里面的学生蹦蹦跳跳的样子，我就有种想读书的冲动。而每次回家时，父亲、母亲的那种叹息则更让我喘不过气来，我深深地觉得，父母亲也是在低着头做人。终于在１９９６年的时候，我下定决心要去考大学。我不想老是羡慕别人背着书包的喜悦，我更不想让我的父母亲一直觉得低人一等，我希望通过考上大学，能给我的生活带来转机，也给我的父亲、母亲带来些许的荣耀，毕竟我是我们那儿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能够考上大学，除了我的父母，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为此而谢谁。
想说的话还真不少。首先是对我的父母来说，我要永远感谢你们，要不是你们自始至终地相信你们的儿子一定能考上大学，我也许并不会鼓起考大学的勇气；要不是你们无助的眼神和深深的叹息给我一种沉重的压力，使我时时感到一种痛，从而不断地提醒自己，我也不会有去考大学的决定。我算不上是一个孝顺的儿子，但一年一年长大的我毕竟还是懂得了不少的道理，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莽莽撞撞地做事。再苦再闷的时候，我都会想起那两双充满期望的眼睛和那两双满是皱纹和裂痕的手，我知道今后的路该怎样走。
（摘自《在角色与非角色之间：中国的青年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１０月版，定价：１４.００元。社址：南京中央路１６５号，邮编：２１０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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