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2000年中国的GDP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人均GDP超过800美元，摘掉了低收入国家的帽子。
中国真的富起来、强起来了吗?的确，就其经济总量或者综合国力来说，中国正在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国民产值仅有3624亿元，2001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95933亿元，经济总量指标许多方面均位于世界前列。1978年，中国城市居民人均收入仅有405元，农村人均收入138元，2001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86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366元。其中农村居民人均现金纯收入1748元。居民住房条件继续改善。到2002年5月底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超过8万亿元。
但是，在中国还有许多现象值得人们沉思，尚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还处于经济短缺状态，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就开始面对新的市场供需失衡问题。中国已从“短缺经济”走到了“剩余经济”。近年来，虽然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诸如扩大内需、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等等，总体上经济形势已有所好转。但是一方面高楼大厦林立，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决不逊色于世界上任何一座现代大都市，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对现代消费的接受力以及普及速度都可以说是空前的；另一方面，在农村，还有不少地方，人们仿佛还是刚刚告别了原始文明，即使在一些都市，也还有不少人面临着生存的困难。
就拿银行储蓄来说，虽然现在银行的居民储蓄已超过8万亿元，但按人均不足6000元。有关资料表明，全国个人存款中有60%属于10%的人，那么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存款在2000元左右。2001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已达2366元，按照分类的一般方法，如果将人群分为五档(各20%)，最低档20%的农民人均收入仍然在900元左右。
再拿GDP来说，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最终产品和提供的劳务总量的货币价值。GDP的组成包括国内所有企业的投资支出、个人及家庭的消费支出、政府机关的购买支出、净出口额等各方面的货币价值总和，包括了人们全部的经济活动。但它能够准确反映的只是经济的规模。首先，GDP的增加并不意味着社会财富和福利的等量增加。一般地讲，一国社会财富和社会福利的增加必然是GDP增加的结果，但是反过来，GDP的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财富和福利的等量增加。其二，既要看GDP的数量，还要看到为此而付出的代价。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很低，经济增长中资源利用率很低，浪费严重。比如，耗用了2/3金融资源的国有企业，只能创造GDP总额的1/3；国内重点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比国际水平高40%，电力行业中火电煤耗比国际水平高30%，万元GDP的耗水量比国际水平高5倍，万元GDP的总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显然，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代价和成本比国际水平高出许多，是世界上单位GDP创造中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再者，GDP及其增量不能反映经济活动对环境的破坏性影响。多年以来，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环境的恶化也呈高速。一个社会追求经济增长的本意在于不断增加社会财富和福利，但如果在此过程中却加剧了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虽然GDP增加，而实际社会财富和福利水平反而会下降。
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人民富裕了，“共同贫穷”的局面已经消失，但“共同富裕”还只是一张蓝图。中国社会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比以前富裕了，高档耐用消费品进入了一般居民的家庭。但令人奇怪的是中国人的心理更加不平衡了，牢骚和怨恨多了，民众的相对掠夺感进一步强化。发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年中收入分配的差别引起的贫富分化或者说是社会阶层的分化。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得到大幅的提高，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但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在行业、城乡、地区之间差距也正在不断扩大。据有关专家测算，中国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2000年为0.458，高于政府公布的数字。根据国际标准，基尼系数在0.4以上表示绝对不平均，表明中国已经进入绝对不平均区间，且呈逐年扩大的趋势。
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按国际一般的情况，当经济发展水平在人均GDP为800～1000美元阶段，国家城镇居民收入大体上是农村居民收入的1.7倍，而中国这一比例远高于其他国家，并且呈不断增大的趋势。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自1997年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连年下滑，由1996年的9%持续下降到2000年的1.9%，而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一直保持在7%左右。200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相当于城镇居民纯收入的34.48%。
不同行业职工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如金融、电信等垄断性经营行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业务量突飞猛进，获得了高额利润，并把其中一部分以不同形式分配给职工，职工收入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而一些依靠财政补助的基础性行业如农林牧渔业和地质水利业和一些充分竞争性行业如社会服务业、餐饮业和建筑业由于补贴减少和利润下降，从业人员收入减少。统计资料显示，和1990年相比，2000年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和技术服务业收入增幅最高，分别达到470%、542%和466.8%，农林牧渔业和采掘业增幅最低，仅为236.4%和206.8%。其他行业增幅在250%～400%之间。1990年最高收入行业与最低收入行业的收入比为1.80∶1，2000年上升为2.36∶1。1990年收入最高的三个行业是采掘业、水电煤生产供应业和地质勘探水利业；2000年变为科研和技术服务业、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业，最低的三个行业变为农林牧渔业、餐饮服务业和采掘业。1990年收入最高收入行业的收入是最低行业的1.72倍，而2000年变为2.63倍。
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也在进一步拉大。以农村居民收入为例，1978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最高的华南地区与最低的西北地区相比，绝对差距为221元，相对差距两者的比值为1.68∶1；到2000年，最高的华东地区与最低的西北地区绝对差距达到1774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也达到492.8元，相对差距两者比值为2.15∶1，比1978年高47个百分点。收入最高的上海郊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5596.37元，是收入最少的贵州农民人均纯收入1374.16元的4.07倍!在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也在增大。以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上海、北京和最低的山西、河南进行比较：从1997年到2000年，上海和北京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平均每年要比上一年多增加1.57个百分点，而山西和河南却只比上年多增加0.25个百分点；1997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最高的是上海，为8438.9元，是最低山西4989.9元的1.69倍，2000年这一比值增加为2.48倍。
中国靠占世界耕地总面积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1/6的人口，解决了13亿人民的温饱。但是，现在农村还有3000多万人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如果按照联合国的人均每天消费1美元的贫困标准，农村贫困人口则要多得多，离开繁华喧嚣的街区，人们看到的是另一个相对贫困的中国。即使在城镇，已经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人数众多的贫困阶层，包括600多万下岗职工、600多万失业人口，还有不能按时足额领到退休金和工资的退休职工和乡村教师。城镇中缺房和无房户上百万，大量危房亟待改造。
目前仍在深深困扰政府和社会的一个问题是：东西分化、城乡分化、地区分化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贫富分化，形成所谓的“马太效应”，即：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
中国是否真的出现过剩经济，对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从不同的角度看也会有不同的认识，我们认为整个国民经济的过剩状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商品“过剩”与“短缺”并存；
其二，资金“过剩”与“短缺”并存；
其三，劳动力“过剩”与“短缺”并存。
1.“低价位”与“低消费”并存的商品市场的反市场态势。
我们知道，中国商品市场不是真正的富裕性过剩，而是结构性过剩；商品市场的短缺，则是以结构性短缺为主的结构性与总量短缺交织并存的状态。
结构性病态过剩，是指广大低收入劳动力与失业工人无力购买和部分高收入阶层需求饱和的过剩。
结构性过剩与总量短缺交织的状态，一方面，短缺表现在层次较高商品的总量短缺上，如汽车、住房、现代化通信工具等；另一方面，因为这种总量短缺，这些商品表现出较高的价位，很多人有需要，但形不成需求，所以成为一种结构性短缺。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很多商品的总量短缺是由于垄断引起，如电信、交通等，这种因垄断引起的短缺，结果会导致效率的损失(如服务态度和质量、产品质量等)。
2.“低成本”与“低投资”并存的资金市场的反市场态势。
这实质上是投融资渠道不畅的表象。一个国家的投融资渠道，如同人体的血管，资金如同血液，如果血管不畅，血液流通速度下降，严重时会发生梗塞，甚至发生更严重的后果。
在中国，经济运行中因为政府企业、政府银行和银行企业“三位一体”导致大量国有企业巨额债务形成银行不良资产(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数据表明，这一不良资产数额达到20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GDP的近一半，严重威胁着金融的安全)，导致“血液堵塞”。在中央银行连续7次降低利率(1996～1999年)实施扩张性宏观调控政策下，银行“惜贷”导致大量资金滞留、变流(体内循环)和歧变流(违规流向证券市场)，而大量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感到信贷紧缩，融资困难，经营困难(因缺血导致活力不足)甚至破产、倒闭(因缺血组织坏死)。这实际上是投融资渠道不畅和国民经济弱势发展之间的“恶性循环陷阱”。
3.“过剩”与“短缺”并存的劳动力市场反市场态势。
由于劳动力的“过剩”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供给过剩，而是存在“短缺”的过剩，而劳动力的“短缺”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短缺”，而是由于劳动力资源的不合理配置所致，也就是说，劳动力“过剩”与“短缺”并存，存在总量和结构两个层面的差异。所以，不能简单地下论断，要进行具体的分析。
从总量上来讲，中国的劳动力存在“绝对量过剩”和“绝对量短缺”并存。其一，劳动力的绝对量过剩，是指大量素质较低的劳动力无法就业，主要是大量过剩的农村劳动力与因为技术与文化水平较低而失业的城镇劳动力，这种劳动力过剩的态势，不仅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严重滞后性障碍，更重要的是成为社会转型期的不稳定因素之一。其二，中国劳动力绝对量的短缺，是高素质劳动力的绝对量短缺。劳动力低收入与劳动力低素质将使经济长期在低水平发展，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积累贫困”和“经济脆弱性”，使整个经济和劳动力将出现“一代不如一代”的恶性循环状态。
从结构层面来看，主要表现为区域层面。一方面，落后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大量低素质劳动力过剩和高素质劳动力奇缺，而发达地区高素质劳动力无法有效配置，表现出“人才扎堆”导致的人力资本浪费的“病态过剩”态势。另一方面，发达地区大量低层次劳动职位无人从事或存在“黑领超过白领”的“脑体倒挂”现象，而落后地区大量低素质劳动力又无事可做，从而，导致国民经济的结构性失业。这种状况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危害是很大的。
这三种反市场态势，有的根源于市场自身形成的价格(如商品价格、部分劳动力价格和部分资金价格)，有的则根源于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决定的价格(如资金价格、部分工资水平和部分商品价格)，也就是说，国民经济的一部分处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并存的特殊胶合状态，这种状态，主要原因是由于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形成经济的多重二元结构，从而造成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困难。
（摘自《破解中国经济之谜》，经济日报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８月版，定价：２２．５０元。社址：北京市宣武区白纸坊东街２号，邮编：１０００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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