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埃蕾特·弗勒蒂奥，曾在巴黎大学专攻英语及英国文学，后曾长期在美国任教，现居巴黎。她于１９７４年开始写作，著十多部作品，有的作品在法国获得文学大奖。《要短句，亲爱的》是“２１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中法国文学入选作品，近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自从父亲去世后，我和弟弟发现母亲老了。她一向为人活跃、好奇。我们以为她能对付孤独，但不行。我们给她请了一位女大学生做伴，两年后，姑娘回国了。母亲变得不爱出门，与邻居的交往也越来越少。她身体也越来越糟。慢慢地，我们一家被阴云罩住。我又开始狠命抽烟，当医生的弟弟日益疲惫不堪。我们和母亲开始了没完没了的讨论。而她什么都粗暴地拒绝。她使我们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
母亲再也不能独自呆在空荡荡的大房子里了。她在那里失去理智。我们则在生活里失去主心骨。
于是，我们开始寻找养老院。最后，终于找到了一家合适的。使我们吃惊的是，她独自一人，迅速地卖掉了她的房子。她像一个勇敢的士兵，身后的土地烧掉了，依然勇往直前。此后，她在养老院买了一套两居室，住了下来。从此，我便开始了长达7年的探望生活。从此，我的生活就像母亲居住的这座城市一样，被罩上了一层玻璃纸。在这里，我和母亲与这层玻璃纸展开了顽强而又痛苦的斗争。
养老院其实是一所寄宿学校，在布满皱纹的老脸下面是些小姑娘、少女，她们必须按照新方式重新塑造自己。
“在这里，亲爱的，只有外表重要。”母亲说。
外表就是指服装、珠宝。
我在这里看见的只是年老的女人，我想像不出她们居然也有争斗、敌对、统治和诱惑的关系。
我对她说：“你也有珠宝呀。”
她那张恼火与不安的脸立刻开朗了。她从卧室里拿来珠宝匣，掏出所有的东西，外祖母的结婚戒指、一长串项链的残余。每一件东西都有丰富的含义，她按同样的顺序，用同样的语调和感叹追述它们的历史。我和她一起沉浸在往事中。
“瞧，这些耳环，我要拿去修理修理。”她说。
“你别戴。”我说。
“要戴，在这里必须戴。”
这就是说她蔑视这种无意义的显摆，但迫于养老院的气氛又不得不戴，在这里她不得不违心地生活，而使用死者珍贵的纪念物几乎等于对他们亵渎，使用它们是为了震住养老院里珠光宝气的老太太，为了养老院的院长。我很生气。
尽管对于黄金纯度和珠宝的其他细致问题我一窃不通，但我还是决定给母亲买一条金项链过圣诞节。弟弟表示同意，并且很高兴这一次由我操办。
母亲喜不喜欢礼物?今天我想弄清这个问题时，便进入了错综复杂、似乎没有尽头的迷宫。我必须往上追溯好几代，考虑社会学因素和历史因素，必须……其实只需要简单的直觉和更多的爱，那种在母女间似乎不可能的爱。
母亲是一团错综复杂的乱麻，夹杂着好几个层次的文明，它们几乎是看不见的，因为她要用强烈的、令人眩目的光去照射它们，此外还有一个无法探测的、古老的阴影，她同样激烈地否定它。母亲是插入我心中的一个谜团，是我的基座和我最大的困惑。
我们把项链戴在她的脖子上，她把项链给院长先生看。她那么瞧不起首饰一类小玩意的人，在与无情裹住她的玻璃纸相抗争时，项链成了她可怜的武器。
一天早晨，很早她就把我吵醒了。她穿着最旧的晨衣、最旧的拖鞋，光光的脚踝显得惨白。我为她煮了咖啡，跟她说话。我知道她需要的是说话，说说她的心事，别人不会懂的心事。
我坚强时，会耐心地听，让阴云逐渐散去；当我软弱时，我一头钻进她的操心事中。我们发怒或是哭泣。最后，她说：“安静下来，孩子。”当我听见母亲真正的声音时，我立刻安静了。
在周末稍晚的时候，我去弟弟和弟媳家。我在这儿重新发现了生活，我又感受到活力和生命。漂亮的弟媳说：“留下来吧。”我准备答应，然而我心里立刻响起了警告，仿佛我身上始终带着那条旧绳子扯动了我的心。我说：“我不愿意让母亲独自一个人。”我很快就回去了，回到重新凝滞的街道上，我母亲那座城市的街道上。这儿是一片乌云，和世界一样巨大。即无法拨散它也无法掀开它，这是她的死亡，没有解决办法。
然而今天，从乌云中浮现了一件小小的心事，一件可以摸得着的、紧急的、小小的心事。连衣裙。她需要一件连衣裙。
我没有像往常一样从巴黎乘火车来。我开车来，为的是载着她逛商店。
我很高兴能出去走走。走到街道和人群中，仿佛一切都正常。
她5点钟就起床了，一直穿着晨衣，脸色阴沉。我对她的虚弱和精疲力尽视而不见，威胁强迫她穿上衬裙和长袜，然而要出去买衣服已经来不及了。我这个周末的胜利规模不大，只是强迫她下楼去饭馆。我已经满足了。
也许有一天她会瘫痪，那么让她在床上坐起来就是胜利。
母亲熟知的那个世界已经不存在了，她必须面对的是病痛的身体，像孩子一样被人照料，还有养老院里各种各样的陌生人。
我给母亲请医生，一位年轻的、相当帅的男人。我希望他能给玻璃纸下带来新鲜空气。每两次中就有一次她不愿见医生。“他们什么都不懂，你知道!”这就是说对老年人什么都不懂。然而每两次中有一次她愿意见医生，这就是我们周末的大事。
我等待的是一个学者，一个有技术的拯救者，而母亲等待的却完全是另一个人。
医生来了，那个软弱、病痛、被玻璃纸罩住无法呼吸的母亲不见了。她的深色眼圈、白发、颤抖的手势，老年人这些可悲的烙印此刻具有了极大的魅力。她面颊微红，眼神敏锐，一副应付自如的神气。她和医生交谈、开玩笑，而我，成了多余的人。
医生按照母亲的要求在药方上签了字，走了。母亲感到累，但很高兴。她没有赢得战争，但赢得了一场战役。
除了面对医生，她还得面对其他一些人，比如说，理发师。她理发是为了我，为了我俩都高兴。我想去看一看她的那位女理发师。最后我在一间破旧的酒吧和一座老旧的楼房之间找到了那家理发店。
我很生气，母亲并不穷，可她总丢不掉身上的旧日农民心态。她总是害怕明天，不相信明亮耀眼的商店。而她从前那又硬又黑又厚的头发下却已经露出了头皮。是的，在女理发师试图做好的卷发中间，头皮越来越明显，很快将不会有发卷，只有几撮稀疏的头发。
母亲爱打扮，但通过我。我想起她曾用卷发钳给我做鬓角卷发。想起当别人夸奖我时，母亲骄傲的样子。而现在，母亲老了，对我的要求更高。她要求我代替她来表现女性，成为她的面孔，让她赢得她的战役。
我在现代化的J.—L.D.理发店里做头，看见一位很老的仿佛被生活抛弃的女人倚着拐杖站在人行道上，她朝这个灯光明亮、活人忙碌的地方张望，我突然认出她是我母亲。
她笑着走了进来，并与漂亮的女理发师说话。坐在椅子上，和理发店的头头讨论，女理发师对她一点也不拘束，甚至比对我更自然。临走时，母亲还夸了她。
我非常困惑，当我和母亲在一起时，难道是我使所有的指南针都走了样?母亲独自干的不错，她并不那么衰老，并不那么一无所有。
她会再去这家理发店，她将放弃原先的那位女理发师。我很高兴，她又成了我往日的母亲，喜欢现代性，依靠刚强的个性征服她想征服的人。
有一天，弟媳邀请我们去做客。我们掀起了玻璃纸，走出了粉红色灰泥的养老院。
我们要去的那座房子正面开向城里最漂亮的大道，房后是公园。房子里前厅摆着钢琴，琴上有翻开的琴谱，屋里的人来来往往，还有一大堆象征忙碌生活的物品：一簇簇钥匙、记事本、信封、税单、请帖、发票……
我看见母亲挺直了身体，像抬起盾牌一样露出了微笑，像举起旗帜一样提高了声音。我也看见不安在她眼眶里跳动。
但她成功了。她与孙儿私语，恭维儿媳，打听邻居的情况，看上去精神很好。只有一刻，当她找不到她的手提包和手杖时，她露出衰老和软弱的本来面目。但她很快又重新控制了大家的注意力，她以中学老师特有的敏锐与孙儿聊天，孩子被她征服了。
在饭桌上，母亲出色地向我们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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