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由于受着“生产第一”观念的支配，所以注意发挥了科技的“第一生产力”的作用。相反，科技作为“第一保护力”的作用还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掘。
记得80年代初，中央台一位颇负盛名的女主持人与一位日本小姐同台执筒。期间，日本小姐几经更换服装，而我们的主持人却是一套行头穿到头。寒酸、窘迫使我们的主持人流下了眼泪。不少国人也因自己的主持人蒙受委屈而寄予深深的同情。
20年后，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主持人再也不必为服装问题而大伤其神了。
可是我依然放不下这个问题。我不知道究竟有没有一个数学模型或公式，能够计算出一场主持活动到底应该有几套服装，才能算得上“帕累托最优”，才能不失人格，不辱国威。
以鞋子为例。穷山野岭深处的一些乡民太穷，或许一辈子也没有穿过一双新鞋子；解决了温饱的，或许人均有二三双鞋；实现了小康的，可能冬有棉鞋，夏有凉鞋，外出有旅游鞋，洗澡有拖鞋；小富的人们各类鞋子自然都有了“备份”；已经大富了的人们，有百八十双鞋也不足为奇。菲律宾一位前总统的夫人曾经拥有几千双鞋子，足够搞一个博览会的了。如果不是政权更迭，他们家的总统可以继续当下去，那么她的鞋子很可能达到一个我们难以猜到的数字，这就是说，在鞋子问题上，人们有一个0→∞的选择。
其实，任何一种消费品都一样。比如说，２０年前对于国人来说，拥有一辆私家轿车，这不啻白日做梦。而今，“圆家庭轿车梦”的口号已经响彻中华大地。先行一步的人们，不但已经勤于更换轿车的档次，而且在数量上也有一辆、两辆或更多了。即使是几十万元一套的房子，著名经济学家肖灼基先生也已指出，眼下“中产阶级”们应该有第二套住宅；而在现实中，恐怕拥有第二套住宅或第三套住宅的人已不是凤毛麟角了。
于是，我们有了一个由无数种商品组成的由小到大排列的行列式。
按照现有的消费观念和增长理论，人们在这个行列式中的选择原则是“消费最大化”，即：能选择大数时人们决不选择小数。
如果人们在选择时出现了阻滞（如因收入增长慢）或犹豫（如因消费倾向低），国家总理都会食不香、寝不安。他会千方百计地让人们有钱，并且把钱花出来。有消费才有生产，有生产才有发展速度嘛！
可是，这种追求增长速度、追逐消费数量的经济能够维持多久﹖地球村的资源、生态、环境还允许我们按照这样的思路去生产和消费吗﹖
想想我们自己经历过的５０年吧。上个世纪５０年代，我们的天，我们的地，我们的山，我们的水，我们的草原，我们的森林，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我在北方农村长大，陪伴我们度过孩童时代的，是绿水潺潺，杨柳依依。那时候掘地五尺即可得水。７０年代“学大寨”时，２０米到３０米深的“大锅锥”井就可长抽不断。而今天呢﹖１５０米以上是找不到水了。８０年代初，一位大报记者面对长江慨然长叹：“今日浩荡长江，何时百舸争流﹖”据当时推算，长江的负载量相当于１４条等长的铁路。今日，长江的船确实多了，但水体污染，海事频仍，而且水势喜怒无常。“百舸争流”的呼唤哑然了，人们平添了“长江不要变成第二条黄河”的焦虑。人们说，我们的河流“６０年代饮水淘米，７０年代浇田洗衣，８０年代臭气扑鼻，９０年代鱼虾绝迹”。在西北，为了收发菜，把大地“梳理”得一毛不生；为了挖甘草，大面积草场变沙丘；过度放牧已使草场过于疲惫，再也没有昔日“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了。春季，再也难见蓝天丽日，沙尘暴却频频光顾，“黄沙逼近北京城”，甚至有人发出了“迁都”的建议。我们的石油资源、煤炭资源、金属矿产资源、森林资源等，蕴藏量大幅度下降。如此沉重的代价，换来的只是发展的起步，人均ＧＤＰ从上世纪５０年代的几十美元到现在的８００美元。如果我们能够保持７％多一点的增长速度，再过５０年，我国的人均ＧＤＰ可能达到１万到２万美元。届时我国的人口将在１６亿左右的峰值上，约有５亿个家庭。如果每人多穿一双皮鞋，就要增加１６亿双，如果每家都有一辆轿车，就约有５亿辆的存量。真不敢想像，那时候的资源、生态、环境会是个什么样子。过去的５０年是我们生活的时代，往后的５０年是我们的儿女们生活的时代?我们的孙子们还得再往后排?。如果我们设定环境恶化率＝环境恶化状况 ／ 发展速度，而且假定它在近几十年内基本稳定，那么５０年后我们儿女的生活环境，恐怕就要令人落泪了。今天我们的主持人因少了几套衣服而落下的泪，只是点点滴滴，５０年后我们儿女们面对恶化的生活环境恐怕要“泪飞顿作倾盆雨”了。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其实并不是先知先觉者。生活在工业发达国家中的一些哲人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１９６８年几十位学者、企业家凑到意大利讨论这个问题，被人们称为“罗马俱乐部”。其成员不管国籍如何，我看都可称为“杞人”，因为他们“忧天”。他们蒿目时艰，悟出了一个道理：今天人们的增长和消费观念，其实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制造的一个陷阱。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它为人类带来了高度的物质文明。但是它也有把人类引向魔窟的一面。资本的本性是扩张，扩张得越厉害，它便越有活力。而穷奢极欲、纸醉金迷，正是满足资本扩张需要的最佳状态。所以对资本而言，只有资本的闲置才是浪费，在消费上则无浪费可言，怎么消费都是合理的。至于资源、生态、环境，那不是资本要考虑的事情。于是，悲剧就不可避免了。“罗马俱乐部”向人们发出了黄牌警告，呼吁人们悬崖勒马，停止增长。有没有效果呢﹖有。可持续发展战略应运而生。从联合国到各国政府一般都接受了这一观点，都把它当作处理发展问题的原则，也确实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但是，从目前的态势看，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真谛的理解仍然是“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同“经济压倒一切”相比，可持续显得过于苍白。发达国家说：“已经高速运转着的飞轮能够停转吗﹖”发展中国家说：“你们都吃肉了，我们连饭都还没有吃饱，让我们停止发展公平吗﹖”于是，公有理，婆亦有理，只有天无理。
作为百姓，不执掌国政，但静下心来的时候也免不了有一番遐想。想来想去，有了几点不着边际的呓语。
其一是：在各国的经济竞赛中，会不会有一天来个“一二一，向后转，走”﹖现在，富国拼命使用国外资源，转移污染。发展中国家为了谋求发展，正在拼命地开发资源，甚至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当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生态、环境出现严重危机而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见缩小时，他们会不会联合起来，封闭资源﹖这样，靠外部资源支撑着的富国会不会有泡沫破灭的一天﹖届时，富有资源的穷国可能比资源枯竭了的富国更有潜力，更有后劲。发达国家是不是预感到了什么，才用全球化战略来阻止这一天的到来﹖
其二是：“雷锋精神”会不会重新崛起，甚至全球化﹖中华民族是尚俭的。雷锋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精神，可以看作是中华民族尚俭传统的典型。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这种精神弃之如敝屣。要说“接轨”，消费观念“接轨”最早，甚至超前，因为在一些发达国家，比如瑞典，都是“富而不奢”的。而我们先富起来的人们，已经在那里比豪宅，比车型，比华裳，比吃喝，比排场了，颇像原始积累时代的资本家。可是，随着富裕阶层的扩大和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资源、生态、环境能够支持这样的消费吗﹖人类终究有一天会明白，靠拼资源，靠牺牲生态、环境来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是不人道的。近年来人们着急红眼地要解决“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认为需求不足是影响速度的根本原因。我倒觉得应该换一个角度，如果从资源、生态、环境的保护上说，这可能是个比较理想的状态，起码比经济过热要强得多。
其三是：喧闹的城市生活方式是否一定优于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消费观念的实质是如何看待生活质量。虽然人们在理论上对生活质量的看法仍有许许多多的分歧，但在实践上，人们?尤其是有钱的人们?却走到了一起：他们总想逃脱城市的牢笼，吃天然的绿色的食品，住乡间别墅，抽时间去旅游，寄情于山水或历史风尘之间。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是有层次的，低层次的要求是物质的，高层次的要求是精神的。因此人们在满足了基本的物质需要之后，决定其生活质量的，是精神享受。在前述消费品行列式的选择中，人们在０位置时，自然试图选择大数；但人们已在中位数时，何必再去追求∞呢﹖在吃穿不愁的时候，是依然西服革履奔走于名利场，还是布衣布履坐下来欣赏一下荷塘月色或秦淮河的桨声更适合于人呢﹖在可持续发展中，农业的基础地位得到了加强，农民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就不止于产品的、市场的、要素的和外汇的贡献，他们在生活方式方面的贡献要大于上述四个方面的贡献。农民那种简朴、悠闲、怡然自得的生活方式完全可能赢得未来。这正是人们对工业化所造成的弊端的矫正，是对人间正道的回归。天才的社会学家们看到了这一趋势，提出了用“实际生活质量指数”（即ＰＱＬＩ）作为衡量发展水平的标准，可谓英明。这个指标体系避开了人们物质生活的枝枝节节，只由高度综合的成人识字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作为测评指标。结果，人均ＧＤＰ大的国家，其实际生活质量未必都高于人均ＧＤＰ小的国家，我国的实际生活质量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并没有人均ＧＤＰ那么大。这个指标体系强调的重点，是在基本满足了吃穿需要之后，教育办得怎么样，医疗机构办得怎么样，社会服务水平怎么样等等。要解决好这些方面的问题，没有钱固然不行，但光有钱也是万万不行的。我们的不少干部仍然是以有比别人高的增长速度为荣耀，有几项硬邦邦的政绩工程为资本，他们为什么没有想到为老百姓创造一个安全、舒适、方便的生活环境和办好教育、卫生这些最基本的“生活工程”呢﹖
其四是：在把科技看作是“第一生产力”的同时，是不是也把它看作是“第一保护力”﹖科技高度发展是当今社会的一个明显特征。但科技也是双刃剑，一方面它是人类宰割地球的利刃，是人类向地球无止境索取的武器；另一方面它也可以是人类用于保护地球，保护资源、生态、环境的工具。人们由于受着“生产第一”观念的支配，所以注意发挥了科技的“第一生产力”的作用。相反，科技作为“第一保护力”的作用还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掘。什么时候能使“第一保护力”能与“第一生产力”比肩，甚至坐上头把交椅，那则是斯民万幸了！
（摘自《经济学家茶座》总第十辑，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１０月版，定价：１０.００元。社址：济南市胜利大街３９号，邮编：２５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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