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9岁的儿子来向我要10块钱，因为他有两架胶黏飞机用了邻居孩子的喷漆。我把钱给了儿子，好奇地问他：“一罐漆要多少钱?可以喷几架玩具?”“15块钱，大约喷20来架航空母舰或战斗机。”当天下午我带孩子到厦门买了白色和灰色两罐漆，傍晚便看见邻居孩子和儿子趴在砖坪上，周围歇满双方的军事武器，亟待旧貌换新颜哩。不用问，我也知道玩得正开心的儿子不会想到收费。邻居做生意，家教有方啊。
儿子今年高三，两顿正餐都在学校吃。他说同学中有领“月薪”和“周薪”的，而他比较合算，领的是“日薪”，因为我每天维持他的钱包。为了以防万一，他的零用钱有充足的余地，但他的钱包常常被同学倒空了回来。我要是出差，忘了给他发饷，他也能在同学那里混个肚儿滚圆。有时我会嘲笑儿子缺乏经济头脑，心里其实满欣赏儿子那一点点江湖气。
虽然如此，我不免要担心孩子日后步入社会毫无防范能力，利益受损还在其次，心理挫折和失重给予的伤害更为深切。丈夫教儿子足球和哲学，我和儿子讨论简?的散文和奶油鸡丁，我们不知道如何向儿子灌输“金钱不是万能，但没有钱万万不能”这一社会现实。
作为户长，丈夫不清楚他和我的工资数目。除了迷信一切广告，邮购各种磁疗、电疗、光疗仪器和脑黄金、归元功能液、褪黑素之外，他只花钱到小店理发。顶多三个月一次，因为现今他的头发生长缓慢且日益稀少，很有学问的样子。作为主妇，我比丈夫会花钱，虽然不记得我刚买回来的瘦肉有多重，一斤多少钱，但我常常在名牌店的特卖区，被“跳楼价”彻底打晕。买的时候欢天喜地，回到家中一试，大多差强人意，然后就张罗着送人。挨个塞给我那些亲密的女记者女编辑女同行们，生怕她们不喜欢，还得做一个口干舌燥“送瓜的老王”。
为光彩夺目的瓶子买极贵的香水，从来不记得用；为拗不过上门做直销的大学生，心一软，买下成堆的牙刷和丝袜，连保姆都嫌质量太次不肯将就；为换 一个175立升的西门子冰箱，腾空正用着的东芝135立升旧冰箱，当场送给运货工人扛走；第二天想到儿子在校租房需要一个小雪柜，只好花500元去买二手货，还是国产容声牌的。
这些都是小钱，花得再冤枉，不致倾家荡产。大钱方面，我们不曾置屋，不愿劳民伤财搞装修，所以至今不必为买房子踏破铁鞋。夜来失眠，盯着旧宅天花板那些抽象画派的水渍胡思乱想，偶尔掉下一大块灰泥，构图立刻推陈出新。至于投资或高薪受聘，癞蛤蟆照例是要梦想的，可惜天鹅肉照例也是吃不到的。甚至炒股。朋友好心代买了一些垃圾股，花多少钱，买多少股，完全不记得。有天朋友打电话报喜，说而今该股大涨，问我们可已抛出?乐极生悲的是，居然找不到股票。查寻许久，原来还寄存在朋友的办公桌里。十年间，既不知分红派股，也不曾认证。幸亏朋友懂行帮忙操作，于是挂失三个月重新认证。眼看那股票轻飘飘上飚又沉甸甸下落，已近全军覆没，朋友问还卖不卖?当然当然，卖掉干净。于是还有钱拿，像从天上掉下来似的，立刻犒赏自己，买一双皮尔·卡丹的靴子。
不善理财，并非不懂当今社会“一切向钱看”的厉害劲儿。中国人一直接受“金钱万恶”的传统教育，钱是喜欢的，但只能羞答答藏在心里，不可臭气熏天挂在嘴上，而且要取之有道。从前笑话里说污吏受贿，以白绫缠手，至少他心里是羞愧的；当代贪官收受的是存折，免去心灵一层炼狱，阔步上台作“反腐倡廉”长篇报告。对于蝇头小利，文化人一般都会昂首睥睨，鼻孔嗤一声“安为五斗米折腰”。如果是五斗金子呢?那腰，怕有点岌岌可危吧?
我还在做知青时，有位读政治的大学生教给我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一切政治态度都取决于它的经济基础。”当时我们太年轻，充满理想主义色彩，崇尚“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人生价值观，不把这条标准放在心上。
生活不断证明“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老百姓说得挺形象，“财大气粗”嘛。
如果我儿子需要为3块钱或3块5毛钱的快餐权衡再三，那他就不可能胸无芥蒂与同学互通有无；如果丈夫不在大学任教，而在工地上与民工一起拉板车，每天晚上他都会数口袋里的钱，看能否维持到月底；如果我不是自己辛苦挣稿费，那我在市场丢10块钱就会懊恼好几天，偷偷买一件贵点的裙子，穿出来时要惴惴然看丈夫的脸色。女人的自信自尊更为需要经济地位的独立。
对金钱没有太高的奢望，并且有一份干净稳定的收入，这使我和我的家人知足常乐。从这点说，我是不是算得上有点经济头脑?
（摘自《今夜你有好心情》，花城出版社2003年1月版，定价：20．00元。社址：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邮编：51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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