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老记者季音同志在他新作随笔集前言中说“我虽然老迈，如今只是一介平民，但毕竟在革命队伍里生活了几十年，‘位卑未敢忘忧国’，怎能丢了关心国家大事的老习惯？”说得好!按时下世俗观念或者某些人最热衷最斤斤计较的习惯思维，李音过去的职位和现在的级别，名正言顺应该属于“高干”之列，工资待遇如旧，尽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无忧无虑安度晚年。然而他自从离开工作岗位十多年来，始终没有丢下用了几个年的笔，关注民生疾苦，针砭社会时弊，痛斥歪风邪气和腐败现象，读了能感到他那颗拳拳的赤子之心在跳动。
我认识好几位老党员，老文化人，有的比季音还年长几岁，都已进入耄耋高龄，但是忧国忧民主情，慷慨激昂之气，丝毫未减。经历过风霜的历砺，炼狱的折磨以至痛苦的反思，终于进入大彻大悟的境界。他们坚持真理，服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的明训，无视那些形形色色的明枪暗箭，不理睬那些阴暗角落里的唧唧喳喳，大声疾呼，对重大方针举措郑重提出建议，对屡禁不止的现象尖锐提出批评。“庾信文章老更成”，他们的谠言宏论，视野更力。开阔，思想更加逐密，见解更加深刻，文字也更加老辣。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他们实在堪称当之无愧的“国之瑰宝”。若说“智囊“，他们才是真正的智囊，与某些只会说套话、吹喇叭、写八股文章的“秀才”们相比，真有天地之别。我衷心地敬佩他们。
这本《黄山松随想》收集的二百多篇文章，百分之九十都是作者在世纪之交这几年中所写的。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过。文章都不长，千宇文，却都有沉甸甸的分量，因为篇篇文章都充沛着一股凛然正气。“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那只是比喻，谁也不曾见过仙和龙。写文章也不在长短，有一股正气便是好文章，若无正气，只是轻飘飘的空话，即使写了几千字上万字，洋洋洒洒，头头是道，也不过是浪费纸张油墨，浪费读者时间，还会遭到厌烦和唾紊。这样的大作，多少年来我们见的还少吗?
季音说自己是“位卑”的干部，他真正的位置却比某些尸位素餐只会划圈圈当传声筒的庸官昏官高得多，更不用说群众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希望早日减少以至绝迹的“贪官腐官”了。
(《黄山松随想》，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11月出版)
黎先耀同志研究博物，喜爱旅游，到过国内国外不少崇山大川、名城古迹。他服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身体力行，做徐霞客式的实地考察。每到一地，他要留心查看自然地理、动物植物的种种情状，不是走马看花，匆匆而过，听听讲解员刻板枯燥的介绍，取点简单的文字资料就算了事，这就同我辈普通旅游者大不相同。现在，许多地方竞相开发新的旅游区、旅游点，修建了不少“宫”呀“城”呀之类假古迹，也能吸引不少游人，赚得大把大把银子。旅行社、旅游团也多起来，操办一日游、三日游以至十日游触目皆是。但对先耀同志这样的有心人，只是乘飞机、坐火车匆忙来去，有什么意思呢?有什么兴味呢?正如《纽约时报》一位专栏作家罗素·贝克写过的话：“将阁下装载进入一个金属密封舱，然后以每小时600英里的速度，安全、准时送到目的地，对不起，这不是旅行，这是运输。”我想，即使时速600英里，他也是不会乐意于充当这类运输货物的。那广博的自然科学知识，得力于”读万卷书”，也得力于“行万里路”中的考察。这些知识，实在是每个现代文人都应该具备的。
孔老夫子当年对弟子们评价《诗经》的作用时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篇》)这一段话，历来有许多注释，不去多说它了。我曾听到过两位当代文艺领导人用现代观点的解释。周扬同志不止一次在讲话中引用孔老先生的话，说那不止对《诗经》，而且可扩展为整个文学艺术，认为是比较完整地全面地阐明文艺艺术的功能。兴，是鼓舞功能；观，是欣赏功能；群，是团结功能；怨，是批评功能。这解释很有时代色彩，对孔夫子原话也有发挥。另外一位夏衍同志，则更多强调“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那一层意思，倡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文学写作者)应该扩大知识面、特别是自然科学，如天文、地理、植物、矿物的知识，都应该有一些。他说过：有些作家诗人，爱写什么”不知名的小鸟”、“不知名的小花”，凡物都有名字，只是你自己不知道罢了。他也不止一次在会上主张文学家需要懂点科学技术，科学家需要懂点文学艺术。三十多年前，他还专门写过题为《草木虫鱼之类》的杂文，其中盛赞十八世纪英国吉尔勃·怀德的《塞尔彭自然史》，说作者(一位职业是牧师助手的业余作者)凭自己的兴趣，穷年累月地对他所从事神职工作的塞尔彭地区的自然现象，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和研究：“由于他的文笔清新，引人入胜，所以两个世纪以来，这本书一直是为人传诵的英国散文名著。”
夏公本人就是一位学识渊博、兴趣广泛的文化大师，他的睿智之言。，值得我们永远记取。黎先耀的散文中，属于“草木虫鱼之类”的知识是很多很多的，看似随手拈来，其实也是多年涉猎钻研的成果。
这本散文里，有一部分在别的任何散文集中难得见到的篇章，就是关于欧洲和美国一些著名博物馆的介绍，作者说这是“缪斯女神伴我游”。他写了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和约克郡的古堡博物馆，写了巴黎的卢浮宫和葛来文蜡像馆，写了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写了圣彼得堡的冬宫博物馆，写了佛罗伦萨的乌菲齐美术馆和德景斯顿画廊，还写了包容二十多个博物馆的梵蒂冈博物院……当然也写了北京故宫博物院。他是博物馆学专家，担任过北京自然博物院学课程，他自己说对博物院有特殊感情。他到国外，以行家的眼光和目的走进博物馆，感受和收获自然不同。比如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院和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我也都参观过，除了在极少部分陈列品前稍稍驻足浏览以外，多数都是脚步匆匆，一扫而过，进入宝山，却空手而回。犹如看戏，”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先耀是内行人，自然能看出门道。并且用他文情并茂的生花妙笔，为我们这些外行人说得头头是道。读了这一组文章，岂仅是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更是大开眼界，大长见闻，得到比古人称读山水画册为“卧游”更为广博更为丰富的收获，也如同在书中作一次乐趣无穷的漫游。
(《黎光耀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出版)
上海老友戴顺义(茹荻)自上海寄来新出版的历年所作杂文随笔，取名《开封集》。他拈取此二字作书名，有自己的寓意，酸甜苦辣的滋味。我还未及看到全书篇目，先就被书名吸引。开封，开封！似乎打开一只尘封多年的百宝箱，一下子拽出许多悲欢离合的情怀。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完全沦于日寇铁蹄之下，原来避居“孤岛”上的一些公立学校纷纷停办或改名。半年后，我进南光中学(前身是国立暨南大学附中)读高中三年级，在那里认识戴顺义。我们几个同窗好友爱在课余写点小文章向报纸副刊投稿。当时报刊在敌伪控制之下，副刊却还有点清新健康的空气。比如《申报》的“春秋”、“自由谈”和文艺周刊“白茅”，就是我们常投稿的园地。碰到谁又有稿件发表了，大家就互相转告。评点一番，嘻嘻哈哈，自得其乐。从那时起，不知不觉走上爱好文学的道路。此后几十年，虽然经历不同、坎坎坷坷，对文学的兴趣却都未消减。
出校门向西行，沿虹桥路再走一段，就到了万国公墓。那是我们最爱去的地方，大约每个月就要去一次。在那小小的墓地和不到一米高的墓碑前默默凭吊。我们几个都无限敬仰鲁迅，尤其是顺义兄，他爱写杂文，似乎已经立志要跟随鲁迅先生当一名小学徒了。在墓地上，几乎每次都要背诵一次的，是下面这段铿锵有声的警句。
“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骂的地方击退可诅骂的时代！”
每到此时，大家总不禁心绪如潮，感触尤深，就像在直接聆听鲁迅先生的教诲。记得有一次顺义兄就感叹地说一句话：“啊，这段话就跟今天说的一样。”我们也明白，那是个窒息的黑暗年代，连人身自由都没有保障，“敢说，敢笑，敢怒，敢骂，敢打”的权利更被残暴的敌人剥夺殆尽。但是鲁迅的遗言像火种一样深深地埋藏在我们心里。在顺义兄的杂文中，这种风格也很鲜明。高中毕业后各自东西，相见机会少了，顺义兄早早谋职，分担父亲维持家庭的重担。他虽然没有进所谓“高等学府”的门，却从社会大学中获得磨练和营养，写的文章言之有物，有的放矢。
上海解放以后，可能是某个偶然的因由，顺义被分配到市公安局，一干就是几十年，直到离休。工作繁重，也就很少执笔为文。但是这么一个勤勤恳恳、克己奉公的人，“文革”中竟被加上“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我有一次去上海偶然听到此事，惊骇之至。后来才弄清原来是”文革”初期、林彪炙手可热之际，顺义兄曾对林彪鼓吹的“毛泽东思想是顶峰”一语指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点，当然闯下大祸。这件事，也说明他的刚正不阿，敢说真话，几十年一以贯之。
十年动乱结束以后，进入了政治清明的时期，但是，多年来的积垢未除，封建专制意识和“左”倾思想余毒犹深，积重难返，不时冒出来阻挠和搅乱历史的进程。违反党纪国法的种种腐败现象，屡禁不止，花样翻新，更引起人民群众的愤慨痛恨。有识之土忧心忡忡，大声疾呼，慷慨陈词，顺义兄的杂文写作也步入黄金时期，他一如既往，爱憎分明，嫉恶如仇，鞭挞丑恶现象，有的直抒胸臆，有的委婉讽喻，有的怒目横眉，有的嬉怒笑骂，数量虽不算多，却无一不是一名共产党员、一位杂文家心底真诚的呼喊，无一不是同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息息相关。这本杂文集中，最有分量的也是这一部分。
作者说他这本杂文集取名“开封”，还因为想到了两位同开封有关的古今名人。一是一千年前“打坐在开封府”为民伸冤、为国除害的包拯大人；一是三十年前横受诬陷、备受凌辱终于在开封含恨辞世的刘少奇主席。无疑，这两位伟人为历史名城开封增添了凝重、肃穆和苍凉，也为这本《开封集》引入了更多堂堂正正的浩然之气。
(《开封集》，香港语丝出版社2000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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