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手犹如今天的人去洗手间，是撒尿的一种拐弯和委婉说法。古人和现代人在"便溺"这件不大不小的事情上，总是不愿意直戴了当说出来。好在大家都懂，懂了也就不去追究为什么。只有那些固执的学者，会为此大伤脑筋，千方百计琢磨出处。抗战期间，顾颉刚先生避国难，在四川做移民，与人闲聊中，了解到明末时，张献忠杀人如麻，蜀人未遭屠戮的只有十分之一。到了清初，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尽化草莱，所以朝廷不得不下令移民，"以湖广填四川"。老百姓是不听话的，因此要强迫，一个个都把手捆起来，像押壮丁一样，被捆的移民途中内急，就请押送的兵丁"解手"，因为只有解了手，才能把便溺这件事办好。同样的道理是"出恭"，过去的学童念私塾，就厕时必须领出恭牌，一来二去，出恭便成为一个固定词组。
学者的特点是喜欢琢磨为什么，顾颉刚是历史学家，举一反三，他对解手的兴趣，自然不会停留在字面的意义上。解手是中国移民史的一个好例子，而为什么要移民四川，恐怕不是一个张献忠杀人就能说清楚。明清之际，四川原有的人口遭受灭项之灾，这和战乱有着直接的关系，连绵不断的战争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张献忠三次入川，交战双方既有明军和农民军，又有明军和清军，以及清军和南明的军队，清军和吴三桂的"西府兵"，此长彼消，打来打去，多少年也没太平过。打了这么多仗，人口死亡无数，把账都推在八大王张献忠身上，显然不公平。这一时期四川人口的骤减，战乱是重要原因，和天灾也分不开，造成死亡的因素还有瘟疫，有特大的旱涝，"大旱大饥大疫，人自相食，存者万分之一"。据说当时还发生了"千古未闻之奇祸"的虎灾，川北南充一带，群虎自山中肆无忌惮走出来，"县治、学宫俱为虎窟"。老虎吃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群虎成灾，"昼夜群游城廓村圩之内"，可怜的老百姓都成了猎物，回想起来便太惨了些。
天灾人祸是一对难兄难弟，一旦灾祸来了，老百姓往往束手无策，坐以待毙。移民是一个重要的补救措施，一开始是强迫，因为移民的结果并不乐观，南充县知县的报告中说，原报招徕户口人丁五百零六名，虎噬二百三十八名，病死五十五名，剩下的只有二百一十三名，新报招徕人口七十四名，现存三十二名。虽然清政府给予极其优惠的政策，"四川耕地，官给牛种，听兵民开垦"，"凡抛荒田地，无论有主无主，任人尽力开垦，永给为业"，但是动不动就成了老虎的午餐，不用绳子捆着刀架在脖子上，老百姓断然不肯上路。好在这些优惠政策的诱人之处不言而喻，因此道路尽管曲折，前途却一片光明，那些移民只要能熬下去，不葬身虎口，开十几亩荒地，便是一个很不错的小地主了。
明末清初的向四川移民，开始时要强迫，到后来，因为有一个好的前景作为诱惑，强迫变成了自觉，渐渐地，移民成为一种潮流，汹涌澎湃，在差不多一个世纪中，人口剧增，荒芜的四川逐步上升为人口最多密度最大的地区。情况真是说变就变，人和老虎较量，很快还是人占了上风。在康熙初年，四川境内"人烟俱绝"，到康熙四十年已是"湖南衡、永、宝三府百姓，数年来携男挈女，日不下数百口，纷纷尽赴四川垦荒"。雍正五年，"湖广、广东、江西等省之民，因本地歉收米贵，相率而迁移四川者，不下数万人"。统计资料显示，在乾隆八年到十三年之间，自湖广"由黔赴川就食者，共二十四万三千余户"。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数字，那时候的一户不是现在的三口之家，上有老下有小，拖儿带女，一户中有十几个人是常事。
四川很快就繁荣起来，容易被忽视的是人满为患。人多并不是在今天才是坏事，清道光年间的《新都县志》就已经这么说："昔之蜀，土满为患，今之蜀，人满为患。"计划生育是现代名词，农民思想的根本就是，地多一些，儿子多一些，问题在于这两个玩意尖锐对立，土地开发总是有限的，而儿子没完没了，以几何倍数迅速放大。时到今日，四川是中国人口输出大省，在深圳，在海南，在拉萨，在任何一个需要开发的地区，都可以见到浩浩荡荡的川军。熟悉中国移民史的人都知道，早在"湖广填四川"之前，就有一个轰轰烈烈的"江西填湖广"运动，原因十分相似，不过是发生在宋元之后，由于战乱，"湖湘之间，千里为墟，驿驰十余日，荆棘没人，漫不见行迹"，到元明之季，湖广地区的人口损失更大，因此明朝政府不得不下令，采取和后来清政府同样的强制移民措施。
顾颉刚考证出川人的"解手"一词，源于清初的"湖广填四川"，而湖北人上厕所也说解手，因此还可以往前推移，很可能在江西填湖广时就已经有了解手这一说法。
（摘自《杂花生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定价：１３.９０元。社址：北京朝内大街１６６号，邮编：１００７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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