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凯恩斯将主宰经济的大权从上帝手里夺回、贝克把经济分析扩张至非社会层面之后，经济学的涵盖面可说无远弗届，罪犯、人口统计、法律、家庭、婚姻、宗教、体育以至社会地位，真是巨细无遗，人类行为，不论理性、非理性，与金钱有关或无关，都在其研究范围之中，不过因为无所不及，有时未免有点”霸道”，譬如有经济学家认为高薪女性所以“少孩”，是因为生育小孩的“机会成本”太大，此说本来可以接受，因为“怀胎十月”对“赚钱”可能十分“碍事”，而产前产后的休息以至育儿所耗时间，令生儿育女的成本太大；然而，这里有个大漏洞，便是“盛产期”女性比较年轻，在这段期内，除了极少数有家庭背景的，有多少人已爬上高位?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年轻易产期的女性，爬上高薪职位者不会太多，换句话说，对乐于“生产”的女性而言，“机会成本”应该不是问题。
无独有偶，最近本报有数位作者讨论“睡眠问题”。英国的黎飞先生3月6日在他的《英伦即景》栏发表《时间贫乏 危害下代》一文，介绍了英国社会学者对生活压力愈来愈大，人们陷入“时间贫乏”的分析，指出“时间贫乏”成了富裕社会的不治之症，这种看法与经济学家的观点值得互相参详。3月12日，美国的王敬之先生有《睡眠大有学问》之作，介绍了“睡眠专家”狄曼特(史丹福大学“睡眠研究中心”主任)的新作《睡眠之妙处》，都为不可放过的佳作。事实上，不仅社会学家和医学家，经济学家对睡眠亦不放过，而且锲而不舍，层层深入，令人觉得匪夷所思而又不得不信服。1991年11月26日，笔者在这里发表的《为财君行早 爱玩夜眠迟》，写的便是经济学家对“睡眠和时间分配”的研究(该文收在《民选好丑》一书，台北远景1992年版)。密芝根大学两位经济学教授仔细剖析从12个国家收集的资料，得出“工资增加等于睡眠时间减少” 的结论，所以女口此，是因为薪金(工作诱因)提高，令睡醒非工作时间(即不一定完全花于娱乐消遣上的休闲时间)加长。这种说法，笔者向来深信不疑，直至不久前看了瑞士银行UBS的一份报告，才怀疑其正确性，这份摘要刊于去年12月23日《经济学人》的报告显示，香港受薪阶级工时在世界上高踞殿军宝座——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工人以每年平均工作2244小时抢元，季、亚军依次为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和哥伦比亚的波哥大，香港以接近2200小时“屈居”第4位。其他地方的情况笔者不大了解，香港工人工作时间长，显然并非因为薪金高而是薪金低只有加班兼职以补不足。顺便一提，工作时数最少是巴黎的1586小时，而有薪假日最多的则是荷兰、德国和西班牙，这三国人民每年有带薪假日31天。
对于“时间分配”的“一般论述”，经济学家的研究确有参考价值。他们认为都市人的时间，平均分配大概是三八制——睡眠、工作和闲暇(做杂务、娱乐或无所事事)各占三分之一；不过，三八制因薪金多寡和教育程度高下而调整。实证研究的结论是“工资之得是睡眠之失”，即工作增加——收入上升——睡眠减少——“闲暇时间” 不变，而教育程度虽不一定与睡眠时间成反比，教育程度愈高睡眠时间不一定愈少，但大体而言，受过教育者的睡眠时间较文盲为少，原因是睡眠的“机会成本”前者较后者为大，换句话说，教育程度愈高薪金愈多，他们的工作时间亦因繁忙而较长，加上高薪者的消闲玩意(娱乐、社交及公务应酬)特别多，睡眠的时间因而被牺牲掉(减至生理要求的最低标准)。这种“科学发现：，除了推翻睡眠纯粹是“生物需要”的说法，连高收入者工作时数较长于是减少消闲以保持睡眠时间的“传统智慧”亦不能成立。这点发现也许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它只是经济学家所说的“消费者选择”问题，不过，那既解释了为什么企业家(或公司的决策、管理人员)经常睡眠不足而低级文员终日无事忙，失业汉则可以整天赖在床上(这当然可以用“机会成本”高下来解释)，亦清楚说明了何以高收入地区娱乐事业特别发达的底因——如果薪金高工作时数长的人不肯减睡，等于闲暇时间萎缩，娱乐事业自然因为需求不足而无法兴旺起来。
中国大陆的午睡习惯，是经济学家进行研究的最佳对象。经济蓬勃、个体户众、一般人收入提高，娱乐场所相应增加，这是“工资上升等于睡眠时间减少”的必然后果，在这种情形下，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戒掉午睡的习惯，因为午睡的“机会成本”已经提高。笔者虽然未见过有关的实证研究，但相信经济特区人民的平均睡眠时间应较非特区人民为少，而事实反映经济特区人民的午睡习惯已逐渐戒除，夜生活愈来愈多、“娱乐事业十分发达”，迟睡早起渐成普遍生活规律，这种传统上被认为“不正常”或“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只要不致令生产力和工作效率下降，便不应予打击(从行政上和道德上)。人们在消闲上花更多时间，令娱乐事业蓬勃多样化，那正是经济兴盛的象征。
可是，经济学者的研究显示出睡眠不足和工作效率高低成正比，特别一些单调重复的粗活即睡眠充足工作效率较睡眠不足为高，充足睡眠令人的反应较为敏捷，而睡眠时间较“生物需要”或正常睡眠时间少1、2个小时，往往会增加在放工前出错的机会，“睡眠专家”称之为“睡眠失衡综合症”。下弓I论文引述一项专家的研究，估计睡眠不足所引致的工作失误，使美国经济每年损失约600亿美元，三涅岛核电站泄核、太空船“挑战者”升空爆炸、艾克森油轮Valdex搁浅漏油以至今年2月底英国货车司机把车搁在火车路轨导致两列火车相撞弄出数十死伤惨剧，都与工作人员睡眠不足有关。
去年底，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卑诗省)的三名经济学家(二名来自西蒙·佛莱沙大学、一名是BC大学教授)把睡眠与经济的关系推进一步，在一篇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论文《夏令时间的反常现象——睡眠不足对股市的影响》，指出过去100年，人类每天平均睡眠时间少了2个小时，这当然是消闲娱乐项目太多消费者自由选择的结果(宁可多看电视或作其他消闲活动而牺牲睡眠)，不过，作者们认为睡眠不足对投资者特别是基金经理有消极影。向，因为与睡眠不足有关的错误非常明显。学者这种发现，其实并无新意，因为睡眠不足工作无精打采、生产力下降令出错率上升，已是人人皆知的“传统智慧”，可是“口说无凭”，终于有这几位经济学家不辞烦琐不厌麻烦，为我们寻得有数字为证的答案。
关键在“夏令时间”！因为落日时间参差的关系，美国政治家、作家和科学家法兰克林在1984年(时尚在美国驻巴黎“大使”任上)提出春天择一个周末校快一小时而秋天则将之还原。对于南半球的人来说，除了必须摸黑起身上班或上学者，对这种变化的感觉也许不很强烈，但北半球的人对此感受良深，统计显示在实施“夏令时间”——时针校快一小时——的翌日，汽车意外事故特别多，因为有些少睡一个钟头的司机因 “睡眠不平衡”、警觉性不高而频频出错；奇怪的是，当秋天黑夜提早降临时，时间回拨一小时，意味着人们可较实施“夏令时间”有多一小时睡眠，可是，汽车意外次数与实施“夏令时间”时差不多，这当然亦是“睡眠不平衡”所引致。睡眠足够与否，似乎不是关键所在，问题出在“睡眠不平衡”上，这是有“时差”的飞机搭客——不论飞行方向—
—做起事来亦较易出错的原因。
“睡眠不平衡”即使只有一小时，亦会影响人们做出非理性判断、反应迟钝及削弱解决难题的能力，而职业投资者对这种生理条件的反应特别敏感。这三位作者指出，在那二个“决定性的日子”(指春秋二季根据日落时间调校时钟的二个周末)，职业炒家因为上述所说的生理困扰，自知较难做出最正确的决策，因此避免风险性买卖，这种保守倾向令股市跌多升少!过去30年的资料显示，美国、加拿大、英国和德国股市，在“调快及调慢时间的翌日股市一般都下跌!”
”投资行为”研究者早就指出，和周五比较，周一股市通常较为疲弱(虽然平均跌幅不超过百分之零点四)，这种被称为“周末异象”的现象，论者以为是职业投资者多用周一来处理去周未了杂务及策划本周投资策略而不积极入市有以致之；这种因素当然在研究“夏令时间与股市关系”的学者考虑之中，因为夏季校快、秋季校慢时间的日子俱在周末，统计显示除了德国股市与众不同(这与西德在1950年至1979年间没有实行“夏令时间”有关)，其他股市在转换时间后的周一表现均逊于周五，证实了时间变化的确影响投资者生理进而改变了投资态度。
据论文作者的统计，实行“夏令时间” 的二个周末，引致跟着的周一股市下跌，仅美国三大股市(纽市、美国及纳斯特)的损失便各达370亿美元!显而易见，看好股市的投资者应趁这二个周一吸购。
三位经济学家为了这点芝麻绿豆小事进行了大量研究，是否”值得”，见仁见智，但其所付出的时间、精力与机会成本，却肯定是未来三年财政被大幅裁削的香港专上院校的学者所无法负担的。
(摘自《闲笔生花——林行止随笔二集》，文汇出版杜2003年1月版，定价：22．00元。社址：上海市虎丘路50号，邮编：2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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