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公民，或者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选举基层人民代表也好，选举基层党委委员也好，数10年来，我没有投过一次票。说来也许不可信，可这是事实。我清楚知道，并不是什么人“剥夺“了我的选举权利，也不是操办选举的单位或个人在我没有委托”代投”的情况下，代替我投了那庄严神圣的一票。对此，我都毫无怨言。原因很简单对于候选人，除了选举前发下来那么一张只有“简历”的名单外，我既不知道他(她)的能力、品德如何，也不知道他(她)当选之后，能代表我们做些什么事情。况且，我投不投票，他(她)照样会当选的。不了解候选人，随便去投票，既没有意思，也等于不负责任。选举过后，在大门口或者什么显眼的地方，贴出了当选人的名单，我看也不看。我怎么会有这种心态呢?
2003年2月22日 《南方周末》刊载了一篇文章《中国选举状况报告》，回答了这个问题。
此文有一部分内容，专门叙述和分析了像我这样的“厌选” 情绪，文中有言：“‘厌选’ 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它是当前选举中面对的一个最大难题。”在此，不妨列举一些我亲历选举中的一些感触，说明候选人的“出台”过程，为“厌选”情绪的产生作一个“注脚”。
改革候选人出台的程序，可能是解决“厌选”情绪的一个瓶颈，一个枢纽。按照我国的选举法，候选人都是经过“协商”提出来的，这有一定的民主性。但是，是根据什么原则、政策、规章“协商”出来的?选民(党内选举是党员)并不知情。协商出来候选人之后，还要经过组织部门的考核。如果带著某种意图，或者“疑邻偷斧”式的先入为主，这种“考核”就不十分准确了。其一，同样一个人，不同的人带着不同的”意图”去”考核”，往往会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其二，现在揭露出来的许多腐败官员，大多是“人民代表”或者由“代表”选举出来的官员。可见这种考核，并不值得全部相信。
再说，协商出来的许多候选人，最后总要有一个“定盘子”的问题。谁来“敲定”候选人名单。在一般情况下，由于传统的原因，总是有关“一把手”决定(也可以说是“长官意志”)这个最后“定盘子”的领导人，可能是具有民主作风的，也可能是比较专断的。他了解谁多，了解谁少，他喜欢谁，不喜欢谁，就成了上不上候选名单的主要因素。
我经常听人言，某某或某某长官，如果拿到基层实行真正的差额选举，可能连个工会主席都选不上，可是这些人身居高位达数年之久，耽误和做坏了多少事情？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不是“选举”出来的呀!
如果说在几十年的民主生活中，我一次票也没有投过，也不：隹确。在本行业举行省级或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时，作为会员，我还是投过几次票的。但，候选人名单的产生，和其他代表大会别无二致。选举时，在大会会场发给我一张票，按数画圈就是了。候选人是按姓氏笔画排列的，因为对许多候选人不了解，就从前往后画。这样姓氏笔画多的候选人就吃亏了。在知名的候选人中，有自己拥护的，有自己反对的，可以画圈或者画X。按应当选“定额”画够圈圈完事。对大多数自己不了解的候选人，没有理由给人家画X，只好画圈。在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我还当过一次“总监票人”。计票结果反而是许多并不知名的人得票较多。
我们这个行业最近召开的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更有点奇怪：选举前，候选人对会员代表一直保密。代表们互相询问：“都谁是候选人?”“不知道。”一直等发下选票，我们这些代表才知道候选人是谁。看到这个名单，马上要画圈，如果允许大会发言讨论候选人，某某人当选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可是上了“名单”，就当选无疑了。这种“选前保密”，实属罕见。
关于候选人的产生，按我国的选举法，有10名代表联名，可以提出自己中意的候选人。可是，我国的国情产生了这样一种心态认为竞选是当官，当官就是有地位观念，所以自己联络推荐候选人，既违反“组织原则”，还有“非组织活动”嫌疑。串连推荐候选人的事例则有之，但成功率很小。所以，没有哪个代表愿意去找这种麻烦。
按我国的选举法，在选票上你不同意某候选人的，可以另选他人(不得超过当选人总数，多出名额则视为废票)。你如果另选了不在候选名单的某人，在唱票时往往是 “XXX一票！”谁如果事后告诉该代表，是我写了你一票，对方就会责备你：“你不是出我的洋才目吗？”
按照我国的选举法，应该是差额选举。各种代表会议或者各地因情况不同，差额的比例也不一样。但候选人多于当选人的百分之三十是合法的，可是在实际选举中，差额都非常之少。我参加过的一次我们行业的某次选举全国委员中，差额却只有百分之四。这就和选举法相距太远了。
在选举中，还发生过这样的事例：在选举前已经 “内定”了当选人，为了实行“差额选举”，还要搞一名“配角”搞“陪选”。谁当“配角”，事前是要对本人进行一点说服工作的。请想一想，白白当一次“陪选”，落选了，岂不是让本人大煞风景!
内定“主角”却没有当选，而“配角”当选的事例，媒体也有报道。到底是两人在水平上、在人民代表中的威望问题，还是代表们的 “逆反心理”，我没有进行“民意测验”，不敢擅下结论。但，这种“内定”者落选，“陪选”者当选的事例，从民主选举角度说，应该是一种进步。
《嘹望》杂志最近刊文，曝光了岳阳市市长选举中一件奇事：市长候选人只有一个人，而且是等额选举，结果出人意料——落选了。于是又进行第二次选举，候选人还是那个人，”当选”了(第一次投票后“内定”当选人落选，总会按“意图”做点什么工作吧?)。第一次投票没有当选，第二次投票还是这位候选人，是什么人做的这个荒唐决定，除了“长官意志”还能作别的解释吗?违反选举法，要不要追究责任?
在提名候选人方面，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在中央也好，省里也好，由于工作需要，或者精英人物较多，当然候选人应该多一些。可是按照选举法，中央或省级候选人的名额往往不够分配，于是就“分配”给下属地区。我也当过一届省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就是分配给某市的名额，而且是“保证当选”的。我既没有在那个市工作过，原籍也不是那个市的人，他们不了解我，我也没有和该市市民见过面，许诺当选后对该市选民负什么责任。白白占人家一个名额，我不仅不感到光荣，还有愧疚感。干了一届，几乎没有为该市做任何事情，于是就向有关方面“请辞”了。
在提出和选举人民代表时，我们很久以来就陷入了一个“误区”，就是只注重“代表性”，而不注重“从政性”。所谓“代表性”，即有各行、各界的精英代表人物 科学界、文艺界、教育界、体育界的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等等。注重“代表性”，好像也对，但效果不好。其实，球打得好，歌唱得好，病看得好，地种得好，科研有成果，并不见得能“从政”。
这些人当了人民代表后，会发生几种情况一是每逢开人民代表大会时，他们或者在拍戏，或者在准备参加运动会，或者钻在实验室日日夜夜作试验，或者忙着其他急事，不能履行自己代表的职责，请假的时候较多。其次，即使来开会，有些代表由于对许多政治问题不熟悉，只是听听而已。有的代表数十年连任，一个提案也没有提过的例子也不少。第三，还有很重要的一种弊端一是上述这些同志，有的对“从政”没有兴趣，当不当，都无所谓。可是也有一些人，在业务上有了成绩之后，认为这是一种荣誉，不争个”代表”、”委员”什么的，誓不罢休。于是在各界内部引起矛盾的事屡有发生。再者，你当了一届“代表”，只要不出“问题”，就没有道理把他“拿”下来，所以一当就是数届代表的例子也不鲜见。业务上有了成绩，本行业给他的表彰，也就够了，何必再给“从政”的荣誉呢?当人民代表成了一种荣誉或待遇时，事物的性质和引起的后果就不很好了。我们在选举人民代表时，要在立法方面走出这个误区。
在农村现在是实行“直选”了。由于我国的封建传统，“族长”往往有最高权威。过去若干年来，村支部书记也好，村长(现在叫村委会主任)也好，只要他不出“大事”，一般说都是“终身制”。当得久了，难免形成 “家长”或“族长”作风。党和政府的政策不管多么正确，到了这个“基层”，总是“变味”。为什么在基层的 “三乱”，小煤窑，小炼油厂，乱伐森林……治理之后总是“反弹”了又反弹，没有当地掌权人撑腰，借给他们几个胆子，他敢吗?新闻媒体总是叫这种现象为“地方保护主义”，我认为应该是“地方包庇主义”。人们有一个”顺口溜”说宪法大／省法大／县法大／顶不了村支书一句话。党和政府的法律、法规、政策、方针，要真正贯彻到基层难矣哉!所以对于基层干部的文化资质和任期，选举法也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无论党内、政府、群团组织，选出领导人之后，在“执政”期间都有一个监督问题。在体制上，政府的监察部门，党内的纪检部门，他们都隶属同级政府和党委。监察和纪检干部的沉浮跌宕，荣辱升迁，都掌握在“一把手”的手里。监督和检查下级干部时，如果有一把手的认可，还比较容易，而监督和检查一把手，监察和纪检部门，则需要勇气和克服许多困难。这种隶属关系不可以考虑做些改革吗?
在《中国选举状况报告》中还批评了一种观点，说．“关于选举和社会稳定，有一种特别流行的观念认为‘在中国搞民主选举会把社会搞乱，影响稳定’。”
选上那些得民心的干部，生产发展，生活提高，民心才思定呢。凡是“上访”、“告状”最多的地方，必有当地领导干部的原因。实行真正民主选举和长官意志，哪一个更有助于社会稳定?
在当前强调民主和法制的年代，又讲“开拓创新”、“与时俱进”，难道在候选人的出台方面不可以从法律方面进行一些改革吗？
(摘自《北京观察》，200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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