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错过1970年秋天的比尔·克林顿还真有点困难。虽然是牛津大学领了两年罗德奖学金的研究生，但到了耶鲁法学院后，比尔看上去更像是一名海盗。他个子高挑、长相英俊，有着红棕色的胡须和卷曲的头发，身体的每个毛孔里都透露出生命的活力。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在法学院的一个走廊里，站在一群全神贯注的学生面前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讲。我走过去的时候，正好听见他说："……不仅如此，我们还种出了世界上最大的西瓜!"我问旁边的一位朋友："那是谁?"
"哦，那是比尔·克林顿。他来自阿肯色州，总在谈论家乡的事情。"
直到1971年春季课堂的最后一天，我们才开始真正交谈。那天，我们恰好在同一时间从托马斯·爱默生教授的《政治和公民权利》的课堂走出来。比尔问我要到哪去，我回答说要到注册主任办公室去选下学期的课程。比尔说他也要到那里去，于是我们就一起走了。路上，他称赞我的花长裙很好看。当我告诉他这是我母亲亲手做的时候，他又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来到注册主任办公室，因为人多，我们排队等候。轮到我们时，注册主任抬起头问道："比尔，你在这里干什么?你早就已经选好了课程。"比尔只好向我承认他只是想和我在一起。我笑了，接着我们又一起走了更长的路。那就是我们的第一次约会。
有一次，我们都想观看在耶鲁艺术馆举办的美国抽象派艺术家马可·罗思科的作品展，但是当时因为有劳资纠纷，学校的一些建筑，包括博物馆都关闭了。当比尔和我经过耶鲁艺术馆时，他突然告诉我说有办法进去。他对艺术馆的工作人员表示，我们自愿清理长期堆积在艺术馆院子里的垃圾，只要让我们进去参观。我们真的如愿以偿了，这是我第一次觉得他很有说服力。接下来，整间艺术馆都仿佛是我们的，我们在画廊间轻松散步，谈论罗思科和20世纪的艺术。我对他的兴趣、知识和见解都很吃惊，后来我们在艺术馆的院子里一直谈到夜深。
我开始意识到这位来自阿肯色州的年轻人不像他给我的第一印象那么简单。直到今天，他组织语言的能力仍然让我暗自惊奇，他的想法和谈话的方式就像是音乐那样美妙动听。我仍然喜欢他考虑问题和看问题的方式。比尔最早引起我注意的是他的手。他的手腕很窄，手指细长而灵活，就像钢琴家和外科医生的手。当我们都还是学生时，我就喜欢看他用手翻书的样子。而现在，他的手在经过无数次的握手、挥高尔夫球杆、签名后，已经有了岁月的痕迹，但是这双手就像它们的主人一样在经受过风雨后，仍然富于表现力、仍然有吸引力。
那年夏天，比尔跟着希拉里到了加利福尼亚。希拉里在奥克兰的一家法律公司工作。
夏季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回到了纽黑文，租了一间月租75美元的地下室。那间房子有一个带壁炉的客厅、一间小卧室、一个供学习和吃饭用的小房间、还有一个小小的浴室和简单的厨房，房子的地板起伏不平，如果我们不在餐桌腿下垫点东西，盘子就会全部滑下来。墙壁也有裂缝，风可以从那里吹进来，所以我们就用报纸把这些裂缝塞住。尽管这样，我还是喜欢我们的第一个房子。
圣诞节过后，比尔和我回到我家，和我的家人一起过了几天。虽然我父母都在夏天见过他，但是我还是有点紧张，因为我父亲对我男朋友是比较挑剔的。我很难想像他会和比尔说什么。而我母亲对比尔很满意，说他懂礼貌，还愿意饭后帮她收拾桌子。但是比尔真正征服我母亲的心，是在他看见我母亲在读大学哲学书时，花了一个小时和她讨论。我父亲刚开始有点"慢热"，但是在和比尔玩牌，并共同观看足球比赛后，对他越来越有好感。我朋友也很喜欢他。在我把他介绍给贝西·约翰逊时，她母亲把我拉到门外说："我不管你做什么，但是不要放走这个人。他是我见过的惟一能让你开怀大笑的人!"
1973年春天，在完成法律学校的课程后，比尔带着我去欧洲，他想让我重游他领取罗德奖学金时走过的过程。我们到达伦敦后，比尔就开始极力扮演导游的角色。我们参观了威斯敏斯特教堂、泰特美术馆和议会大厦。黄昏时分，当我们来到美丽的英格兰湖区，坐在英纳迪尔湖畔，比尔开口向我求婚。
我是很爱比尔，但是我对自己的生活和未来完全没有把握。因此我只好回答说："不，不是现在。"我的意思是："再给我点时间。"我祖父母的离婚给我母亲造成了很大影响，她的童年过得很孤独，她的经历又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我很清楚当我决定结婚的时候，那将是一辈子的事情。现在回首当时的情形和那个时候的我，我意识到，面对比尔强烈的爱以及我要承担的所有义务，我感到多么的恐惧。我将比尔看作是一股自然力，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一直跟他生活下去。
如果不是坚持不懈，比尔可能永远藉藉无名。一旦他设定了自己的目标，就绝不放弃，而我就是其中之一。之后，他一次又一次地向我求婚，我都拒绝了。最后，他说："我不会再向你求婚了，但是如果你想和我结婚，你一定要告诉我。"
我第一次见比尔的母亲维珍尼亚·德怀尔·凯蕾是在1972年的春天，当时她到纽黑文来看比尔。第一次见面，我们都对对方感到不自在。在维珍尼亚来之前，我为了省钱自己修整了个糟糕的头发。大部分时间，我不化妆，穿的也是牛仔裤和T恤。我不是阿肯色州小姐，当然也不是维珍尼亚心里所希望的她儿子会爱上的那种女孩。不管生活中发生了什么，维珍尼亚总是起得很早，先是粘上假睫毛，然后涂上亮亮的红色唇膏，再自信地出门。我的行事风格使她很不以为然，她也不喜欢我的一些奇怪的想法。
但是和维珍尼亚的第三个丈夫杰夫·迪威尔相处起来，就轻松得多。他把维珍尼亚像女王一样对待。从我们见面的第一天起，他对我就非常好，而且不断鼓励我与维珍尼亚搞好关系。他告诉我只要多用点时间，维珍尼亚就会接受我。他说："不要担心维珍尼亚，她只是需要时间去习惯你的想法。两个都很有个性的女人要和平相处是有点困难。"
毕业后，比尔回到阿肯色州教法律；希拉里到华盛顿的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工作，处理尼克松弹劾事件的一些工作。后希拉里在阿肯色州大学法律学院担任老师。
1974年8月9日，尼克松辞去总统职位，我突然失业了。当我们这群曾一起工作过的律师在各奔东西前聚在一起吃最后一顿晚饭时，每个人都兴奋地谈论着未来的计划。我心里还没有底，我决定去阿肯色州。
当我把这一消息告诉我的朋友莎娜·艾尔曼时，她说："你是不是疯了?你到底为什么要丢弃你的前途?"其实，当时几乎所有的朋友和家人都质疑我的选择和动机。一些时候，我感觉到自己是那么孤独，我常常问自己：这样的选择是否正确?但是我知道，在读书时我就爱上了比尔，希望能和他在一起。我很清楚我和比尔在一起时是非常快乐的，我也相信和他在一起在哪生活都会很充实。于是我义无返顾地去到了一个陌生地，那里没有朋友，也没有家人。但是我知道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学年结束后，我决定回到芝加哥和东海岸去拜访一些朋友和那些给我工作机会的人。在送我的路上，比尔和我经过大学附近的一个红砖房子，发现门上挂着一块"出售"的牌子。我只是无意中对比尔提到，这是一个看上去很温馨的小房子，并没有多余的想法。经过几个星期的旅行和思考，我还是决定回到阿肯色州，和比尔在一起。当比尔在机场接我时，他问道："你还记得你喜欢的那个房子吗?我已经把它买下来了。所以你最好和我结婚，因为我不想一个人住在里面。"
接着，比尔骄傲地把我带到了那个房子里。那间房子有一个带有屏风的走廊、一个有着大教堂天花板的起居室、一个壁炉、明亮的大窗、一间大小合适的卧室、很不错的浴室和厨房。比尔还在当地的古董店买了一个旧的锻铁床，又在沃玛特买了床单和毛巾。
这次我同意了比尔的求婚。这么多年来，还是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会选择和比尔在一起?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只是知道没人比比尔更了解我，没人可以像他那样令我开怀欢笑。即使在30年后，他仍然是我遇到过的最有趣、最活力充沛的人。
（摘自《海外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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