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见过徐懋庸，也很少听人讲他的故事。如果不是鲁迅被他的信惹怒，愤而回了那封著名的公开信，使他在鲁迅与周扬的冲突中成了一个焦点人物，这个人也许真的被人们淡忘了。
徐懋庸写文章好像经常惹麻烦。当年人在浙江，还没有走进上海文坛，他就写过一篇《巴金在台州》发表。写得活灵活现，似乎交往密切，对巴金的"安那其主义"也加以渲染。巴金十分不快，遂著文予以澄清。一九八一年第一次去拜访巴金，问起此事，他说："当时他发表之后，我在一篇文章中讲了几句。我在台州学校里碰到他，是随便讲了几句。我们也没大关系。"
个人间的小麻烦不大紧，小小的笔墨官司而已。在历史大麻烦中成了焦点人物，那就不妙，甚至可怜和悲哀了。
徐懋庸后来到了延安，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找他谈话，批评他不该攻击鲁迅，但也肯定了周扬。原是自家人打内仗。徐懋庸记住了这些话。自己记住也就罢了，可聊以自慰。可他偏偏"不识相"，非要在"文革"交代中如实写来。
前几年意外得到徐懋庸写在"文革"中的"认罪书"。我发现，他很坦率、执拗。想说就说，该说就说，不管对方是谁，也不管局势如何，大有一幅"不识好歹"的样子。十分难得。
一九六七年六月，他写了一篇长文《关于左联两条路线的斗争---我同鲁迅、周扬的关系的始终》。"文革"爆发已经一年了，周扬及"四条汉子"也一一入狱了，他却仍在一五一十地把当年毛泽东和他的谈话写出来。这就难怪又招惹麻烦。
不得已，徐懋庸几天后写了《关于我追随周扬，攻击鲁迅，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罪行的认罪书》。还是说得理直气壮，斩钉截铁：
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午，外单位的七八位小将来哲学所来审问我，斗争我，说我所写的主席的那段话，是"捏造"的，是"为周扬翻案"，是"反对毛主席"，是"现行反革命"。我不承认是"捏造"，我记得毛主席当时确是那样讲的。他们一定要我承认捏造，我不能承认。我现在对于这事，只有一句话，如果事实证明我是捏造，那我就是罪恶滔天的现行反革命，可以把我扭送公安部审讯处理。
递交《认罪书》时，他还附了一封信，信中说：
现在看来，我所记的毛主席的话，是和毛主席对周扬一伙以及"国防文学"口号的结论不符合的。这样，就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我的记忆错了，把当时毛主席的意思歪曲了。如果是这样，那是我的反动立场使得我犯错的。
一种是：我存心造谣。但我不承认这一点。但无论如何，我写出这段话来，实际上是给周扬一伙反革命两面派做了辩护，而且用毛主席的话反毛主席。这是有罪的。我认罪。
真的必须说成是假的，无罪还得承认有罪。如何是好?
我忽然发现，情急之中，《认罪书》的写作时间，"一九六七"徐懋庸写成了"一六九七"。
这一误，将近三百年。
一六九七年，康熙皇帝登基三十六年。
三百年时空交错，历史便这样讲述着自身的故事。
（摘自《万象》２００３年第６期，原题为《一误即是三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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