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布什来了，我想起了老布什，老布什让我想起了红都西装。
20世纪70年代初，老布什曾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当时他到红都服装厂做过西服。80年代末老布什作为美国总统到中国访问时，一下飞机就对记者翻开自己的西装领子说“红都，红都”，表示自己穿的是红都西装。在老布什心中，红都是响当当的名牌了。红都服装厂为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做衣服，在中国是服装界第一名牌。记得90年代初我到美国时还是托朋友的朋友，才在红都做了两套西装。今天年轻人都知道皮尔·卡丹、杰尼亚，甚至杉杉，有几个人知道红都，像老布什一样以穿过红都西装为荣呢?
红都的工厂还在，但名气消失了。我们消失的名牌还不止红都。且不说解放前作为民族工业骄傲的上海4·14毛巾，天津抵羊牌毛线已不见踪影，就是解放后的名牌大前门香烟、永久牌自行车也早已成为历史。国内外的许多名牌都青山不倒，同仁堂的药、耐克的鞋，都经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名气越来越大。为什么我们一些国有企业的名牌却走向衰亡呢?
我们都知道，名牌是做出来的，也是吹出来的。厂家费尽千辛万苦做出高质量的产品，又不惜巨资做广告宣传，这才有了名牌。名牌是质量的象征，做出名牌也许还不难，难的是使名牌长盛不衰。但最难的还是做名牌的激励机制。企业做名牌的目的是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名牌是消费者身份的象征，名牌产品可以靠牌子卖高价，企业的利润当然会滚滚而来。这正是国际上的名牌值几百亿美元身价的由来。但只有产权明晰，由名牌带来的利益由所有者获得，企业才会不惜一切努力去创名牌和保名牌。所以名牌来自产权明晰。企业的股东把名牌作为自己的身家性命。生命攸关，他们不会不付出全部身心去创名牌和保名牌。这正是许多名牌历史悠久的秘密所在。
传统的国有企业难得有名牌。我们都知道西方国家的名牌，谁知道苏东国家的名牌?前苏联的伏尔加汽车、比留沙冰箱，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名牌，无非是产量多，大家都知道。产品质量上不去，何谈名牌?即使是历史上的名牌也被国有企业摧毁了，捷克的斯科达汽车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也是名牌，但以后呢?不也消失了吗?红都这个名牌的消失也在于它是一家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无名牌的原因在于其产权结构和相应的激励机制。传统的公有制名义上是全民所有，实际上采取了国有的形式，由政府所有。谁是政府领导，谁就是所有者。但这种所有者，权责利并不对称。他们的权力大得很，一言可以兴企业，一言也可以灭企业。这种权力几乎是不受任何制约的。但企业的兴衰又与他们无关。企业兴旺发达，他们顶多在晋升中增加一个小砝码(晋升的关键在其他因素)，企业灭亡，他们也不用负什么责任(还没听说哪个政府领导仅仅由于搞垮几个企业而被撤职的)。所有者有权而无责无利，哪能对企业负责?而且，“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政府领导换来换去，所有者说变就变。全民所有没有真正权责利统一的所有者，这就是传统公有制的所有者缺位。
我们无法指望这种所有者像私人所有者那样为企业创名牌竭尽全力。他们的目标是政绩，有时还会为了政绩而破坏名牌。过去的许多名牌毁在联营上，而联营的始作俑者就是政府官员。一个城市会有许多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如果这些企业垮了，会给当地政府的官员晋升带来副作用。于是官员就命令同行业的名牌企业与这些经营不善的企业联营，让这些企业的低质量产品也用名牌。消费者发现名牌产品名不符实，于是这些名牌就倒了。飞鸽自行车的名牌就是在联营中垮掉的。名牌本应是不能侵犯的产权。在传统公有制下，包括名牌在内的一切财产都属于国有，代表国有制所有者的官员当然可以任意支配，命令名牌企业把名牌给其他企业。这在传统公有制下是合理而正常的。这正是公有制经济下无名牌，有了也保不住的深层原因。产权是名牌的基础。
国有企业的领导者是企业的经营者。但在传统公有制下，企业是政府的行政部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企业经营者也不是职业经理人，而是行政官员。这些企业领导者并不都具备经营企业的素质和能力，也并不会长期在企业干下去。企业的行政级别限制了经营者作为官员的晋升——在一个正处级企业，当到正处级时，企业领导人的官位就顶天了，再晋升只有离开企业。
在这种体制之下，经营者并没有创名牌和保名牌的激励机制。经营者是按行政级别领工资的，名牌产品产生的利润并不归他所有，甚至也分不到什么。但创名牌的风险要他承担。创名牌是一个高投入的长期过程。从好处想，高投入创出了名牌，但到收获时经营者已经换人了， 谁肯为“他人做嫁衣裳”?从坏处想，有高投入而没有创出名牌，企业经营困难，晋升也不容易了。谁会去做这种有风险而无受益的事?事实上就是没有风险，经营者作为“流水的官”也没有必要去考虑什么长期的名牌之类的事。丢了名牌个人没什么损失，也没有什么责任，何必花力气去保名牌，或为了保名牌反对联营而得罪上级领导呢?
在传统公有制下，不仅所有者和经营者没有创名牌保名牌的动力，国有企业内缺乏创名牌的激励机制，而且整个社会都缺乏一种产生名牌的环境。这最重要的就是名牌评比与保护机制。名牌是评出来的，是消费者用货币选票推举出来的。因此，各种评比活动要真正反映民意。要做到这一点，一是评比要由民间组织进行；二是评比活动之间有竞争，在竞争中形成有权威的评比。但在传统公有制下是政府主宰一切，没有民间组织存在(名义的民间组织都是变相的国家行政机构)，评比活动由政府领导说了算(某一年评名酒时，五粮液原来被评为第一，但报上去后某领导说，还是要保茅台嘛，于是公布时茅台位列首位)，惟一的权威评比是政府组织的评比，没有与之竞争者(当然政府各部门之间也有争斗，但这还不是公平竞争，是权力较量)。这样评出来的结果能为消费者认可吗?能为市场认可吗?能走向世界吗?正因为这样，国优、省优、部优之类称号成为人们嘲讽的对象，哪有名牌?
其实在公有制之下，即使有了名牌也得不到保护。因为在传统公有制之下，一切都是公有，人人可以得而有之，哪能谈上保护?保护产权，保护名牌这样的知识产权是不存在的。谁都可以任意侵犯名牌，名牌就被消灭了。当不同质量的烟都冠以“大前门”时，这块名牌就不存在了。当假茅台横行时，谁还敢喝茅台?有关部门评比积极，打假消极。评出来的国优、部优无人认同，成不了名牌。已有的名牌又得不到保护，被李鬼们打败了。中国何以出现世界名牌?
红都就是在这样的体制下消失的。老布什还寄情于红都，小布什就没有这份心了。
名牌要由企业来创造和保护，并由政府保护。要使中国创造出世界名牌，民营企业有责任，国有企业也有责任。国有企业要能创造出名牌必须首先变成真正的企业。这就是变为股份制 (真正有股东而不是仍为国有股一股独大)企业，建立一套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尤其是有效的激励机制。这些是国有企业改革的老话题了。政府应该与企业彻底脱钩，它的任务不是帮企业创名牌，不是拔苗助长，而是要为企业创名牌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政府与企业各司其职，才会有名牌产品。
红都这个名牌的小事反映出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和改革的艰难。但我们相信在经历了痛苦的脱胎换骨改造之后，红都还有灿烂的明天。也许将来小小布什来中国时会见到他爷爷穿过的红都西装已再度辉煌。
回来吧，红都。
（摘自《我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4月版，定价：16.00元。社址：北京东城区先晓胡同10号，邮编：10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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